成都晚报权力制衡失效食药监局无法透明运行

 国家食药监局的公信力再次受到质疑！

　　2月29日和3月5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先后向地方监管部门下发内部通知，通报检出铅、砷超标的13家“不合格”螺旋藻生产企业和内容物欺诈的8家鱼油生产企业名单。  

　　这两份名单被媒体曝光后，引发舆论普遍关注，多家涉事企业进京“公关”。  

　　3月30日凌晨，国家食药监局对外公布的“最新”抽检结果显示，原先“黑名单”上的13家“不合格”螺旋藻生产企业仅剩1家产品不合格，而原先8家内容物欺诈的鱼油产品变成了3个为假冒产品、其余产品检查结果未予公布。国家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这样解释：25号和27号通知中列出的“问题产品”仅是“可疑待查的产品”，而非科学检测后的“不合格”。 据悉，北京检察机关业已介入此事。 (4月9日《经济参考报》)

　　一月之内，两次抽检，官方结果，互扇耳光，这令人吃惊，却并不意外。而类似负面新闻，食药监局已有不少。我们也有必要从制度设计层面，审视其漏洞，并寻求完善路径。  

　　国家食药监局这个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回顾此次检测风波，仅就已证实资料能了解到的情况，就不免令人心惊。一开始螺旋藻产品的“铅超标”对公众秘而不宣，仅供内部传达，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是公众健康让位于企业利益。之后，又对问题产品放宽标准，不免让人担忧，产品是否合格，难道仅在于官员是否认可？之前的内部传达，又会不会只是权力寻租的手段？  

　　目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国家食药监局的公信力受到了公众广泛的质疑，因为这事儿和每一个消费者息息相关，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吃下去的究竟是有益健康的食品，还是杀人于无形的“毒品”？食药监局究竟是秉承了职业操守，还是在为不良企业颁发“杀人执照”？  

　　这不是食药监局第一次坐在火药桶上。2007年5月16日，原药监局长郑筱萸，在被告席上听到了自己的死刑宣判，连同曝光的是一起起令人发指的职务犯罪案例，假药登堂入室，认证形同虚设，标准随心所欲。第二年，发生在药监系统最大的变化是，引入了第三方验证检测新药。当时据称的好处是，这既能弥补药监中心技术及设备上的不足，又能保证药品审评的公正和严谨。  

　　当时这也的确是一种进步。1930年，美国根据《农业拨款法》，将食品药物与杀虫剂管理局改为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即著名的FDA。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是按照FDA模式建立。唯一不同的是，它缺乏一个“多方制衡，透明运行”的机制，也正是如此，才让郑筱萸这些腐败分子有机可乘。而第三方检测机构，无疑是“多方制衡”的一个重要砝码。  

　　但我们看到的却是这个具有权力制衡作用的第三方，很可能只是一个“马甲”。比如此次，国家食药监局要求再次送检，负责第二次抽检的机构共有8家，全部隶属国家机关，且与国家食药监局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隶属关系。而国家食药监局，手握“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可以轻易决定第三方机构的“得失”，其是否具有独立性和客观性，就十分可疑。  

　　食药监局保健食品与化妆品监管司司长童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说过一段这样的话：“一旦出了事儿，第一责任人是企业，第二责任人是地方监管部门，第三责任人才是我们国家食药监局。”这不小心透露出来的“天机”，也让人怀疑：这样不需过多担责的监管机构，又如何负责呢？  

　　而反观国外的经验，则不仅存在第三方，甚至还有第四方。比如美国的药品监管程序，与欧洲药品管理局，最重要的第三方是独立委员会。每位委员的身份是公开的，决定性的意见必须由行业内专家作出，而非官员。官员的权限，只能是对程序的监管，其过程也全程透明，让民众成为监督的第四方。比如企业的审批过程，新药处于什么样的试验阶段，药物的不良反应等等，民众与主管单位信息完全对称。  

　　而这次事件，更需要我们警惕的是，企业进京“公关”这个信号，被曝光后企业首先做的不是道歉或澄清，而是急于勾兑——且不论食药监局是否被收买，仅就这行为本身，就可看出，趋利的企业正尝试以最低的成本挽回自己的不良形象。而制度设计的漏洞，恰恰为此洞开了城门。  

　　丑闻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没有丑闻。在类似事件层出不穷时，关于增加食药监管部门透明度和监督的呼声也不绝于耳，但只有更完善的制度设计，才可能让呼声变成行动。(刘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