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县人在神户——柴生芳同志留学记

柴生芳很早就想出国留学。

1990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

1996年5月，经朋友的朋友引荐，柴生芳认识了当时正在甘肃访问的日本神户大学文学部教授、著名敦煌学家百桥明穗先生。

1996年9月，百桥明穗到西安访问，柴生芳专程赶到西安。就是那一次，百桥明穗同意收柴生芳为弟子。

柴生芳的一生中，于是有了一段特别的经历——

2001年3月末，记者随甘肃对外文化交流代表团去日本。在神户地铁车站，我们认识了柴生芳，一位来自甘肃宁县的中国留学生。

9月份，柴生芳回到兰州。离兰返日前夕，我又一次见到了他。

柴生芳在日本的生活细节，使我想起两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和《上海人在东京》。

要想像个留学的，先得像个打工的

1997年5月5日，柴生芳独自一人，从天津港踏上了东渡的旅程。5月7日下午3点，经过整整两天，终于漂到了日本神户港。

他提了两个特别大的箱子，还有疙疙瘩瘩的小包和塑料袋。过日本海关时，检查人员以十分质疑的眼光注视他，并示意他打开箱子、解开袋子接受检查。

榨菜，豆瓣酱，麻辣酱，日本人可能都没有想到，里面会有这样的东西。鞋，毛衣，铺盖，不远万里带这些东西出国，也让日本人觉得有些怪。一位年轻的检查人员好像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出国者，拿起一个问一个。

那个时候，柴生芳只认识写出来的日语，说出来的日语一句也听不懂。柴生芳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方。

他突然产生了一种逃荒的感觉。所有的人，都很快通过了，只有他还留在那里。

一会儿，来了个年龄较大的，可能对中国留学生有所接触吧，只管埋头看东西，就是不抬头看人。半小时后，柴生芳和接站的人接上了头。

那一天，大雾弥漫。依山傍水的神户，让柴生芳摸不着深浅。他不知道神户是一个大平原，还是一个漂在大海上的小岛。当天晚上，在神户有名的大荣商场9楼，柴生芳第一次吃意大利空心面，也是第一次吃自助西餐。

就是那一次，他学会了怎样把一根长长的面条缠在叉子上，用正宗的西餐吃法吃面条。

不过他说:“学会吃饭是很简单的，难的是怎样才能有饭吃。”

柴生芳是停薪留职后自费留学的。

到日本的第一要务，其实是找到一份能挣钱的工作。

刚去的时候是预科生，住在神户大学国际会馆。他天天打电话找工作。一天打四五十个电话。电话里的声音，他四分之三的话听不懂。有时，他刚想好怎么说，结结巴巴还没说完，对方就再见了。他说:“找工作那一阵子，我猛学日语，进步确实不小。”

不久，经人介绍，他在神户著名的铃木搬家公司谋了一份临时性的差事。据说，到日本打工，没有文化和技术的，到搬家公司是挣钱最多的地方。柴生芳是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的高材生，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期间，先后参与、主持过敦煌悬泉置遗址、酒泉西沟魏晋壁画墓、天水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敦煌佛爷庙湾晋唐墓葬群遗址的发掘工作，属于“有文化”和“有技术”的人，但对他来说，搬家仍是最挣钱的差事。柴生芳到搬家公司，老板知道他是留学生，谈不上尊重，但比较爱惜和照顾。轻的，软的，安全的由他搬;重的，硬的，有危险的都由自己的工人搬。搬一次家只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他就能挣1万日元的工钱，公司还管一顿午饭。

他一共搬了10次家，挣了10万日元。

但日本的东西，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特别贵，随便吃什么，不说吃好，就是饱饱吃一顿，也得一两千日元。挣钱的时候，他想日本真是挣钱的地方;花钱的时候，他想日本真不是花钱的地方。

这一年的7月19日，到日本的第73天，经北京一名访问学者的介绍，柴生芳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柴生芳也说得很正式——

上班地点:神户市南京街粤菜馆琼爱饭店4楼。

从事工种:洗碗工。

上班时间:每晚5∶30—9∶30。

工资待遇:每小时850日元。

琼爱饭店的施老板是华侨，那里客人特别多，洗碗的还有两个福建小伙子。碗一茬一茬进来，一茬一茬出去，他们埋头干活，有时一个小时不抬头。日本人重工序，柴生芳给他们的“工种”编制了六道工序:

一，把电梯上运来的碗抱下来放在水池子里;

二，把操作间里送来的菜挪到电梯上;

三，把在水池子里冲过的碗再放进自动洗碗机里;

四，把洗碗机洗过的碗拿出来摞好;

五，有空的时候抓紧盛几碗米饭;

六，挤出一些时间做一些生菜包。

那些日子里，洗碗的时候他流汗，碗洗完了他流泪。有时，他会想很多:“父母养活了几十年，国家培养了十几年，说起来也是世界名牌大学毕业的，也是出国留学的，干不上啥体面活，天天钻到饭馆里给人洗碗。”他不觉得累，就是觉得有些亏，亏得一个人流泪。

1997年8月19日，他不辞而别。10天以后，他才打电话给施老板，正式辞了工作。

他已经在神户物流中心上班10天了。在那里，他负责清理商场里的纸箱子，属于清洁工一类。同样，这里也有工序，先拆开，再压平，然后摞起来，再拉到仓库。活虽体力一些，但干得相当快乐。有了干，没有了可以转转;累是累，却是很自由的。而且，砸纸箱子的声音，谈不上优美，但浑厚有力，节奏清楚。与他一同拣纸箱子的是一位山东小伙子，姓刘，长得像著名歌星刘欢，人也乐观。在日语中，纸箱子读作“当宝鲁”，他们就说他们的工作是“当宝鲁之歌”。

这里，工作时间稍微长些，每天9小时，但工资相对也高，一小时1000日元，加上路费补助，再除去自己的饭钱，一天能净落8800日元左右。

9月9日，他大致算了一下账，19天时间里，他从那里一共净挣了17万日元。他心里觉得自己的劳动还是挺值钱的。但就在这一天，他又辞了工作。

因为他有了更好的工作。

这一次是当老师。学生两个人，一个叫吉村，一个叫小山，都是日本关西大学毕业的，当时都是中学老师。

他给他们教汉语。上课是单对单。每人每月教4次，一次两小时，每次4000日元。

他是从b、p、m、f开始教的。当了十几年学生，现在突然让他当老师，再简单的东西，他都觉得特别难，而最难的，是有点难为情。他教得很费劲，他们也学得很费劲。这份工作是日本的朋友找的，吉村和小山则是朋友的朋友。

上课时，他能明显感觉吉村和小山有些心不在焉。他意识到，他们并不是为了学汉语，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很体面地资助他——他们的朋友的朋友。

这是最稳定的一次工作。他一共教了他们21个月。1999年5月份，他有生以来办的第一个汉语班“结业”。

他从吉村和小山那里学成了日语，也与他们成了要好的朋友。1998年8月份，吉村和小山到中国旅游，柴生芳全程作陪。到北京，再到洛阳，再到上海。1999年8月份，吉村又一个人到中国来，他还是专职导游，他们到了青岛，到了连云港，到了南京，到了上海。

两次中国行，吉村和小山用中国话联系食宿，用中国话讨价还价。听着他们说中国话，柴生芳说他很有成就感。

从1998年10月份起，由于开支增大，柴生芳打了“昼工”，又到大阪尼崎24小时超市打夜工。每周两次，星期五、星期六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6点在岗，每岗9000日元。

老板把他安排到了“收银台”。北京大学的毕业学生给收钱，老板觉得非常自豪。他经常站在收银台旁边，没顾客的时候与柴生芳闲聊，有顾客的时候把柴生芳介绍给顾客。

在那里，他一直干到1999年5月13日。

1999年10月份，他的第二个汉语班开班了。这一次是三个学员。一个老头儿，两个老太太。他们是同一个中学的退休老师，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学得自然也比吉村和小山用心。柴生芳教得也用心。他选用了北京出的专门的汉语教材《新中国语》。每月上两次课。三个人一齐来。一节课两小时，每节课7500日元。

每次上课，他都要强调:“说是最主要的”。但结果是，“他们说得不行，写得却挺好。”

柴生芳一直让他们写日记。桥本是教哲学的，日记写得特别好。那几本日记，柴生芳都保存着。他说:“可能的时候，我要出版。”看得出来，他是要以这种方式记录自己的一段历史。

今年3月份，第二个汉语班圆满结束了。

他没有考虑再找什么活干。找***来的活他也可能干。

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间，在商场、饭店打工的人私下都叫他们“地下工作者”。

这个称呼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背景。

在日本，对饮食业的要求特别严格，奶制品、肉制品等等，必须当天进货，当天卖完，否则就得倒掉;生鱼片、寿司、弁当等饭店自己制作的成品半成品，也必须当天售当天的货。

如果饭店晚上9点关门，8点的时候，就要开始大降价，以便迅速处理掉明天就要过期的东西。很多留学生都自己做饭，有自己的冰箱。对饭店的料盘来说，有些东西明天就过期了;对留学生的冰箱来说，同样的东西后天可能还是新鲜的。在大降价的时刻买东西，其实最划算。但这样的信息从哪里来?就得找在饭店打工的留学生。时间长了，相互之间都有了“秘密”的沟通方式。“地下工作者”也就应运而生了。

商场里也一样。日本人虽然富，但也常常排出龙一样的长队买降价货。中国留学生常常到一些大商场“游弋”，先打探谁是“自己的人”，然后作为“地下工作者”，经常保持联络。市民还不知道降价信息的时候，他们已经早早知道了;市民排长队的时候，他们最多只排排短队。

1999年底，柴生芳第一次回家。那时候，电视上放完了《北京人在纽约》之后，又放了《上海人在东京》。家里人看电视的时候，就想他在日本的日子怎么过。

他承认他受了好多苦，有时活得不那么潇洒，但他说:“再脆弱的人，也会因此坚强起来。”

既然出去了，就该多串几个门

2001年9月份，柴生芳回到兰州。他已经是神户大学文学部博士三年级学生了。他是回来联系工作的。

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专门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推荐信。从那封信中，我看到了另一个柴生芳。

1998年，柴生芳以其在1997年中国留日学生庆祝香港回归晚会上的杰出表现，当选为神户地区中国留学生学友会副会长。

柴生芳极大的爱国热情和杰出的组织能力马上得到展示。长江流域大水灾，台湾地区大地震，柴生芳都在第一时间，在神户组织了募捐活动。柴生芳抱着纸糊的箱子，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一直是最活跃的一员。为长江洪暴灾区，他们募集了170多万日元;为台湾地震灾区，3个小时，就募集了45万日元。他说:“我们不是乞求日本人的怜悯，而是要表达我们中国人的感情。”

2000年2月，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南京大屠杀。柴生芳和学生会其他成员一起，到警察局申请后，组织留学生举行集会，进行强烈抗议。那一天，大雨滂沱，留学生们每人一把雨伞，那种阵势，就像是举起了一个个盾牌。

2000年，他“官”至神户地区中国留学生会会长、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理事，同时当选为神户地区华侨总会理事。以留学生身份进入华侨总会当理事，柴生芳是惟一的一个。

当年7月30日的“神户节”上，在柴生芳等的筹划下，中国留学生组织了200多人的游行队伍。这是神户有史以来，中国留学生第一次组织起来在“神户节”上亮相。200多人穿各民族服装，狂舞中华龙，劲擂黄河鼓，浩浩荡荡，十分引人注目。游行队伍经过观礼台时，解说员激动得都有些失控，连续喊了6次“中国留学生队伍走过来了”。

那一天，他们一直走了两公里。走到哪里，日本人都是夹道欢迎，争相观看。

他们把龙舞得海涛般狂，他们把鼓擂得震天价响。

中国驻大阪总领事对此给予了高度赞扬。日本各大媒体对此都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作为经常性的活动，学生会还在神户中华会馆七楼大厅举办了“快乐星期天”活动。为搞好活动，他们专门在大连买了一台卡拉OK机，将电压改成110伏，运到神户，装在中华会馆。

2000年10月1日，正好星期天。当天晚上，80多名留学生在那里举行了庆祝国庆专场晚会，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专门派人来讲了话。

他们包饺子，做红烧肉，炒青椒土豆丝。他们唱《我的中国心》，唱《我爱你中国》，唱《十月是你的生日》。

柴生芳是指挥。他说:“好多人都唱哭了。在国外，一点小小的事情，都让人想到爱国。”

一位学生会干部的生日在10月2日。晚上10点的时候，中华会馆快下班了。十几个人决定挪个地方，给他过生日。他们没有唱《祝你生日快乐》，而是一遍一遍地合唱中国《国歌》。十几个人不知唱了多少遍，一个个热泪盈眶，一个个热血沸腾。

然后一起表决心，一定要为祖国强大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场面严肃得像上战场前的宣誓。

2001年2月11日，以“敦煌·丝绸之路的伙伴们”命名的日本国际绿化组织企划委员会在神户成立。柴生芳是该组织的委员长。其他成员都是志愿者，先期投入都是个人出的钱。那篇报道说:该组织将“发起募捐和到敦煌莫高窟植树的活动，并计划在植树区域内开设‘功德林’、‘希望林’两块林区。”

日本媒体报道这一消息时，用的标题是《给大地更多的绿色》。柴生芳的名字几次出现在那篇报道中。

2001年10月12日，日本神户华侨总会“中国西部大开发考察团”一行，结束了甘肃行程，他们考察了甘肃的生态和旅游，并表明了寻求经济、文化合作的态度。当天，全体成员专程到兰州王家坪每人栽下了一棵树。

整个考察过程中，那个忙左忙右搞翻译的小伙子就是柴生芳。为了这次考察的成行，柴生芳也费了不少心血。开始在神户政界、学界酝酿，有些眉目了，才在华侨总会的例会上提出来讨论。这次考察的难处在于，所有成员的花销都是个人自费，柴生芳也一样。

柴生芳说，考察团的18名成员中，有8名是华侨，10名日本各界人士，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回去以后，考察团要倡议一个活动——“向甘肃献一棵树”。这次栽下的十几棵树，算是这个活动的正式启动。

到日本几年，柴生芳东奔西跑，一直很忙。他说:“既然出来了，就多串几个门。”

1997年到1998年，他在神户大学文学部进修。同时，他又在神户大学文学研究所攻读美术史学专业，并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又在神户大学文化学研究所攻读文化构造学专业。他说:“不论什么领域，只要涉足，就会发现自己的另一些能力和另一些素质。”

很自信地出去了，就不能把人丢到外面

在日本，柴生芳可以说是居无定所。他像个候鸟一样，一次次地挪窝。

1997年刚到日本时，柴生芳住在神户大学国际会馆。整个会馆住90多人，其中50多人是中国留学生。那时候，他没有一分钱的奖学金。买不起饭，要么吃面包、方便面，要么就得自己做。会馆里，每个单元有一间公用厨房，投币式煤气灶。他只能烙个饼子，炒个鸡蛋西红柿之类。做饭时，他精打细算，甚至用到统筹法。一日元一投，算计好了，八日元可以做一顿饭，五个硬币烙饼子，三个硬币烧两个素菜。

除了吃饭，他什么副食也吃不起。一个苹果300—500日元，一个西瓜3000日元左右。1997年9月，天津一位朋友回国，他想，无论如何也应该破费一次了。

他咬牙买下了两个菠萝，每个380日元;一个西瓜，980日元。他是在一个卖菜的摊点买的，因为是“兼营”水果，水果的质量是最次的，也是最便宜的。所有他认识的和朋友认识的中国留学生都请来了，菠萝一人一小块，西瓜一人一小牙。好多人吃得津津有味，好多人则很不好意思吃。

1998年4月，他很幸运地住进了大阪尼崎市的大学生公寓。经营大学生公寓的是一家大企业集团，为表明其对大学生的资助态度，给神户大学一个入驻名额。学校共提供了9个人选。没办法，只得抽签看运气，柴生芳一签定音。算是优惠，柴生芳每月交3万日元，一日两餐，食宿全包。

在日本，这种公寓叫做“寮”。整个寮里，中国留学生就柴生芳一个人。本来，他可以一直住到2000年4月份，但1999年5月，他就主动搬了出来。搬出来的原因，柴生芳说有四条:一，离学校太远，坐车要一个多小时路程。二，当时，他的奖学金每月只有3万日元，和这里的优惠价刚持平，支撑不下来。三，太寂寞，一年多时间里，只有一个中国留学生来他的住处。四，生活方式也不太适应，寮里的所有设施都是日本式的，读书看电视都要堆在榻榻米上。

他如同一个异类，每时每刻都有一种排遣不了的压抑。

这一次，他搬到了神户市兵库留学生会馆。正式住进去的那一天是5月14日。这是他住得最长的一个地方。

从此以后，柴生芳的生活也拐了一个“大弯子”。这个大弯子有两个含义——

一，他的花费急剧上升。

除了房费、水电费、伙食费等相对固定的费用以外，每月还有大约1.5万日元的电话费，5000日元的交通费，2万日元的交际费。每月花费平均在11万日元以上。他说，该花的钱一定要花，钱花完可以再挣，但花钱的机会有时不会再来。

支撑开支的，除了打工收入以外，还有两个来源。一是奖学金。1999年，他的奖学金是每月7万日元，2000年增加到8万日元，2001年猛升到15万日元。二是学业方面的收入。1998年4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著名的汉学家福谷至先生开始资助他，他凭借他的专业特长，帮助福谷至整理居延新、旧简牍的有关资料，福谷至先生从他的研究经费中每月拿出3万日元作为酬劳。其后于1999年3月，又受聘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非常勤”，即兼职讲师，每月有3万多日元的收入。2001年4月，经过严格选拔，又受聘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助手，收入是兼职讲师的两倍，6万多日元。

1998年5月份，柴生芳借了神户大学30万日元的学费，学校一直在催，他一直在拖，一直到2000年4月份，才还清了这笔债务。还了账，累到极点的柴生芳说，他才知道什么叫“无债一身轻”。

二，为了一种尊严，他变得很“神经”。

兵库留学生会馆里，中国留学生大约占三分之一，是个很大的群落，但往往被会馆的管理人员小看。

一次，会馆的管理人员说了句“中国人脏”，柴生芳就怒气冲冲上去质问:“谁脏就谁脏，不能说中国人!”并发出警告，“再这样，我就去告你。”事后，会馆一名副馆长出面向他道了歉。

会馆里有什么事，都要贴通知。柴生芳说，刚住进去的时候，好的消息，比如有什么活动，办什么讲座之类，都用日语书写;警告的内容，特别是厨房里的油瓶子放得不是地方，菜刀应该放在什么位置等等，则用汉语书写。一次，厨房里贴了一份日中两语通知，一位北京来的女孩马上打电话给柴生芳说，日语和汉语之间用语不一样，有歧视中国人的企图。柴生芳立即赶到现场，向会馆管理人员提出交涉。开始，管理人员不承认，柴生芳表示要马上打电话叫新闻媒体曝光，会馆才软了下来。这一次，不是副馆长出来道歉，而是馆长直接出面向中国留学生赔情，并指示管理人员，立即将层楼所有的通知撕下来。

也是这一次，柴生芳以神户地区中国留学生会会长的身份与兵库留学生会馆达成一项协议:以后出通知，不管什么内容，有日语的，就要有汉语的;涉及中国留学生的所有文字，不管日语还是汉语，都必须经柴生芳把关后，才能公开张贴。

柴生芳说，留学生好像都很敏感，一听日本人说“中国人”，就提高警惕，竖起耳朵，听其中有没有歧视或不友好的用词。

我注意到，柴生芳是把维护自己的人格和维护中国人的尊严看成一回事了。

明年3月份，柴生芳将提前获得神户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他说：“在日本的酸甜苦辣，都是我的经历，并可能影响我的一生。”（刊于《甘肃日报》2001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