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手机减群多与群众面对面

新华日报 2019年5月29日 2版

本报讯 “不好意思，晚到了一会儿。”5月15日下午5点多，泗洪县大楼街道组织委员宋素芬一见到记者，就抱歉地打招呼，“今天马不停蹄，连跑了4个‘党组织软弱涣散村’。”

“工作量不小，这样的节奏是不是常态？”记者问。“忙是一直忙，但是忙法和以前不一样了。”宋素芬担任大楼街道组织委员近5年，对自己工作的变化感受深刻，“以前除会议和日常工作，手机上微信工作群就有30多个，整天刷手机、看任务、忙材料。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村里跑。”

手机上这么多工作群哪来的？宋素芬告诉记者，上面分管的部门、科室、具体分工的领导大多建群，分工的条口、专项任务，甚至开个会都会建个群，每个群都活跃，经常是上午发通知，下午就问情况、要材料，常常深更半夜都不停歇。工作群多了，手机内存不够，只好换成大内存的。手机响个不停，撑不了半天就没电了，充电宝成标配。除工作群，各部门还有各种公众号、APP要、关注、转发、点赞。到上面去开会，常低头刷屏，台上领导看了还不高兴，批评我们“玩手机”。

记者在多地采访，基层干部普遍反映被工作群“圈”住了。泗洪县双沟镇组织委员田振元曾粗略统计过手机里的工作群，有几十个。“搞一次培训也建一个群，群多任务也多。”田振元说，“一个上午能收四五条工作通知，必须快速回复‘收到’，不然马上就会被‘@’。就算***，我也习惯性地在等红灯的间隙打开微信，看看有没有新任务。”

有一次宋素芬被上级问起“最近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她回忆半天，头脑里依然一片空白，“每天忙得像陀螺，都是被动式应付，自己没有清晰的工作目标和思路，更别谈工作成效了。”田振元也面临同样的困惑，去年他大部分时间困在办公室，全年报送材料上千份，一个月抽不出一天时间下村，但年终盘点，却难说出有成就感的工作。

“起初觉得有个群方便工作，后来越来越感觉是甩不掉的麻烦。”不少基层干部反映，微信群刚问世时，因为方便沟通又容易“留痕”，很快成为传达通知、交流工作的新选择，逐渐取代电话、传真。但不久大家就发现，手机里的微信群越来越滥，各种信息不分重点、不分时间高密度发送，牵扯大量精力，使很多工作浮于表面、流于形式。

什么都建群，还有下达各种建群任务的。一些不合情理的工作要求，更令基层干部左右为难。苏中某社区党总支书记告诉记者，上级部门曾要求他把社区的残疾人全都拉进一个微信群，“他们不是个个都有智能手机，有人手不灵便，有人视力残疾，用不了微信，怎么进群？”

中央明确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之后，泗洪县委组织部通过公共邮箱、问卷调查等形式征求基层干部意见，短短两个星期就收到2000多条，集中反映会议多、文件多、检查多、考核多、工作群太多太滥5大问题。“我们已出台规定，要求将各科室自建的群合并成一个，推送通知须经审核，原则上休息日、八小时之外不发文、不开会、不向基层要材料。”泗洪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春建说，截至4月底，与去年同期相比，泗洪县委组织部牵头召开的会议减少35%，下发的文件减少40%。

“走出手机‘朋友圈’、工作群，就有时间多与群众打成一片了。”田振元手机里的微信工作群现在只剩下3个。他现在每周要跑8至10个村，3个月里已走访全镇的村干部和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接下来将继续走访困难党员和有才艺的党员，听取他们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建议。

宋素芬的微信工作群也只剩下3个。她每周至少有3天“沉”在村里，正筹划将上级要求和地方实际结合起来，在各村（社区）党组织推行为民服务“三个一”工作法：为群众办100件急、难、愁小实事、10件民生发展大事，每名村干部领办一个富民项目。

采访宋素芬半个多小时，记者注意到，她的手机放在桌上，一直没响。她说，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工作强度并没有降低，却感觉头上少了一道圈，轻松了许多。

本报记者 刘宏奇 徐 超

仇惠栋 徐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