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木家具之都300余名南充人办厂当老板

红木家具之都
300余名南充人办厂当老板 

创业办厂 300余名南充人当老板
小车穿行在大涌镇上，透过车窗可看到，沿街两边门市上方悬挂着“清一色”的红木家具店招，店内摆着一件件雕刻精美的红木家具，装载着成品家具或原木的大型货车不时从身边缓缓驶过。在一条小巷深处，车停了下来，董建明开办的合事兴红木家具厂就在眼前，这是一栋五层楼的厂房。
董建明的老家在顺庆区金台镇打石厂村，他于1993年来到大涌镇，进入一家红木家具厂当学徒。“给别人打工20余年，终于在去年有了自己的家具厂。”在董建明引领下，记者进入他的家具厂。厂房里摆着椅子、餐桌等家具的构件，10多名工人正在忙碌，或打磨，或上漆，或组装，一件件造型各异的红木家具堆在厂房角落。
“红木是一个广义的称谓，包括黄花梨、红花梨、缅甸花梨、非洲酸枝、大红酸枝等。”说起红木家具，董建明头头是道。
董建明介绍，去年初，他租下1000多平方米的厂房，招聘了10多名南充籍老乡，主要从事各种红木家具的“二手加工”，即购买加工好的红木构件，然后组装喷漆。今年初，董建明与大涌镇本地一个老板合作，又租了700平方米厂房。
“1993年到大涌当学徒时，每天只有5元工钱，现在的收入当然要高很多。”记者问起办厂的收入，董建明始终不愿说出具体数据，只说去年厂里的销售额在500万元左右。与董建明开办的“二手加工厂”不同，刘志强在大涌镇开办的金丝楠木家具厂更具规模，他直接购进原木加工家具，拥有自己的家具展示门店。
刘志强今年51岁，老家在顺庆区龙桂乡，1991年进入红木家具行业，先后在深圳、东莞、郑州、北京等地打拼，2009年5月在大涌镇创办创烨家具厂，生产过巴西梨花木、非洲酸枝等红木家具，如今专门生产金丝楠木家具。
刘志强开办的家具展示店位于大涌镇最为繁华的黄金地段，两层楼房，占地1050平方米。“这张餐桌60万元，这套九件套家具要卖40万元。”走进门店，刘志强向记者详细介绍了金丝楠木的原产地、市场行情、品质鉴别等情况。刘志强说，投资数十万元开门店，目的不在于门市能销售多少套家具，主要用于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向经销商展示厂里生产的各型家具。
刘志强介绍，他现在的厂房只有2000多平方米，去年的销售额约为800万元。这几天，他正在四处寻找闲置厂房，准备下月把厂房扩大到8000平方米，今年的销售额突破1500万元没有问题。
“像我这样的厂在大涌镇只算中等规模。”刘志强介绍，在大涌镇，有近千家大大小小的红木家具厂，除本地人开办的外，其余多为浙江人和南充人开办的。“在大涌镇办厂的南充人有300多人。”刘志强介绍，广东四川商会红木分会于去年成立，在大涌镇办厂、并加入商会的南充人有100多名，其中，顺庆籍的有60多名。
家具厂打工
千余名南充人当“蓝领”
在大涌镇，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南充人开的红木家具厂，千余名南充老乡分散在各家具厂打工，他们的月收入均在万元以上。
蒙思文的老家在顺庆区金台镇蒙承宫村，他来大涌镇已有10多年，目前在一家浙江人开办的红木家具厂当主管，负责家具质量监管、购买该厂生产所需的油漆和铜件等材料，妻子吴晓辉在同一家厂里当打磨工。在外10多年，由蒙思文介绍到大涌镇打工的同村老乡就有30多人，其中不乏夫妻、父子、兄弟。
“熟手的月工资都在万元以上，就是当学徒的，每个月也能领到5000多元。”蒙强也是蒙承宫村人，在大涌镇的家具厂打工已有近10年时间，现在，他和妻子陈丽在同一家家具厂打工，虽然工种不一样，两人的月工资都在1万元左右。
“在家具厂打工很轻松，每天上班8小时，中午有午休时间。”同为蒙承宫村人的蒙飞雁说，家具厂老板一般不会要求员工加班赶货。由于空余时间多，蒙飞雁在大涌镇租了两间门面开茶坊，下午6点下班后，他就到茶坊从事“第二职业”。“晚上来喝茶的主要是南充老乡，生意还不错。”蒙飞雁说。
“南充人的技术简直不摆了。”董建明介绍，大涌镇当地人的家境一般比较富裕，主要靠办厂、出租厂房和住房赚钱，不愿意进厂干“粗活”，这就为外地人打工学技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南充老乡到大涌镇的家具厂打工，靠着勤奋，很快掌握了红木家具的加工流程、销售网络。
现在，大涌镇有很多南充人开的川菜馆、茶坊、超市，随处可听到南充话。
回乡创业
乡友的共同心愿
在大涌镇的南充老乡，有没有可能回南充办厂呢？“根在南充，怎么不愿意回去呢？”刘志强说，去年，广东四川商会红木分会召开成立大会时，来自广东中山市、江门市、深圳市、东莞市等地的南充籍家具老板，纷纷表达了返乡办厂的强烈愿望，他们甚至多次回到南充老家，考察投资办厂的环境。
刘志强介绍，加工红木家具需要大量的铜件配饰，需要开料，产生的木屑废料需要处理，大涌镇的红木家具生产带动了当地铜件加工、锯木厂、“洗水”厂、物流等行业的兴起，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木屑每包10元，废料每吨500元。”刘志强介绍，大涌镇除了是国内最大的红木家具生产基地外，还是国内最大的牛仔服饰生产基地，加工牛仔服饰需要经过多次高温“洗水”作业，生产红木家具产生的木屑废料，是洗印牛仔布料的原料。
“南充的物流、产业链等似乎都不及中山，可是，只要家具生产在南充形成规模了，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董建明认为，南充与中山相比，距港口远，在南充办厂虽然会增加从港口进口原木的货运成本，可在另一方面，销往西部城市的家具，运输成本也会降低。如果家具生产在南充形成“气候”，铜件厂、锯木厂、板材厂、烘干厂等自然会接踵而至。“只要有生意做，有钱赚，根本不需要政府招引，生意人自然会来投资。”
“南充与沿海最大的差距在于政府服务、政府规划、融资环境等方面。”董建明说，沿海发达地区的政府，对企业重在“服务”。他介绍，为保护当地环境，每家企业每年向大涌镇缴纳几百元清洁费，在厂里木屑废料大量囤积卖不出去时，政府就以市场最低价回收，为环境“买单”；在大涌镇投资办厂，一切手续全部由政府部门***办理，根本不需要投资人多个部门来回跑。“税收很低。”董建明说，他的厂每年上缴的税收在1万元左右，税务部门逐年按比例递增税额，不会因为企业效益差就减免税收。
“在南充办厂，老板鞍前马后围着银行转，在中山办厂，银行围着老板转。”刘志强说，沿海发达地区的金融业发达，国有银行和“私人银行”竞争激烈，投资人如果要贷款，往往是多家金融机构***联系，贷款手续一般在两周内就能办结。  
“在大涌镇，我感觉政府和银行都在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刘志强说，在大涌，随时有新厂开业，随时也有老厂倒闭，银行和其他企业一样，“放飞”贷款时就“亏”，贷给效益好的企业就“赢”，这在内地是不太敢想的事情。
“很羡慕浙江人，政府为他们返乡创业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刘志强介绍，浙江省政府曾专门到大涌镇与浙江乡友联系，听取乡友们的意见和建议后，在东阳市划出一块土地，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如今，已经有很多在大涌镇办厂的浙江人在东阳办厂，东阳的红木家具产业渐成“气候”。刘志强说，办一个中型家具厂，投资在百万元左右，如果同一个地方有100家、几百家这样的厂，会带动其他产业兴起，那个“概念”就大不一样了。浙江人把打火机、纽扣、扑克、纸杯等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已经印证了“规模出效益”的道理。
“如果南充政府部门有规划的话，我们在外地的老乡同样有能力在南充造出一个家具城来。”刘志强充满信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