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旺归难侨住楼房领分红

　　                           大旺归难侨住楼房领分红

   南方日报记者 周煦钊 金强

　　通讯员 方 斌

　　站在大旺北围建设路旁的小土坡上放眼四顾，周围是大片大片平整的黄土地；远处，则是连绵的工厂厂房以及大型工程机械挥舞着的臂膀。

　　“在我小时候记忆里，整个大旺都种甘蔗，从这里望下去，满眼都是绿油油的。”27岁的郑亚容站在土坡上指着四周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甘蔗没了，到处是成片成片的鱼塘。”

　　土坡上，是郑亚容住了近20年的旧屋，两间瓦顶的平房。“这里很快也要推平了。”郑亚容母亲阮氏梅说，其实他们家在2010年底已经置换到一套位于大旺华侨新城的楼房，因为旧屋到2月底就要被推平，这两天过来收拾收拾东西。

　　郑亚容是“侨二代”，她的父母是20世纪70年代末从越南返回中国的归难侨。从甘蔗地到鱼塘再到楼房厂房，郑亚容眼中的大旺在不断变化，随之变化的还有归侨侨眷们的生活境遇和观念。

　　满眼绿油油的时代

　　不了解大旺的过去，很难理解人们对大旺今天变化的赞许。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水塘。”念着这句套用的诗句，年近七十的张兆熊老人笑着说，“不是见牛羊，是见水塘哦。”

　　张兆熊是大旺华侨农场的老场长，也是大旺变身综合经济开发区时的第一任区长，对于大旺的过去，他如数家珍。他最强调的，是要立足过去来看现在，因为这样才顺理成章。

　　在1958年以前，大旺还不叫大旺，而是叫六泊草塘。这里，原本是绥江和北江的交接地，到处是水塘沼泽。1958年，为响应中央的指示，这里才建起了农场。

　　建场之初，农场就安置了来自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越南等多个国家的50多名归侨。1978年6月至1979年9月，农场又安置了旅越归难侨6376人。此时，农场也改称为广东省大旺华侨农场。

　　郑亚容的父母郑大文和阮氏梅从越南回来时，一大家子有近20口人。初到大旺，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农场种甘蔗。“哎呦，真的是很辛苦啊，最辛苦是1983年到1985年。”阮氏梅说，当时农场把地分配给个人承包，她和丈夫种了12亩甘蔗、4亩半水稻、10多亩荔枝、4亩半柑橘。种出来的收成都要上交，每个月拿40元的工资。也会有奖金，比如一亩甘蔗地规定交3吨，要是种出5吨，多出来的就算是奖金。不过，如果没完成定额，那年底就要从工资里扣。

　　郑亚容虽然没有体会过种甘蔗的苦，但“满眼绿油油”的甘蔗陪她走过了童年。

　　鱼塘成片的时代

　　到郑亚容上初中的时候，鱼塘已经是成片成片的了。

　　“那时候，有技术的就承包鱼塘，没技术的就出去打工。”郑亚容说，承包鱼塘当时很流行，而且挺赚钱的。1992年，大旺的头衔从华侨农场变为综合经济开发区，农场的经济工作重点也由纯农业向“三高”农业和工业协调发展转变。

　　“以前全民所有制一统天下的框框打破了，变成多种所有制并存。”张兆熊说。不过，在他的概念中，那一次变革，最重要的还是大旺综合经济开发区被“赋予县一级行政经济权力”。

　　“如果大旺是一个企业，税收就要交给地方。如果有县一级的行政经济权力，就有独立财政，所以一开始阻力很大。”张兆熊回忆，反对意见认为，农场就是一个企业，没理由有独立的财税体制。他说，实际上根本的焦点就是利益再分配。

　　大旺华侨农场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辉煌过，有糖厂、板厂和机械厂，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农场仿佛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张兆熊分析，这其中有三个原因，“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所有制单一”。

　　张兆熊说，大旺农场本身的性质是一个综合的载体，仅当作一个企业看待不合理。农场有政治性，有企业性，有社会性，还有事业性和侨民性。

　　　这样的混合载体，如果不改革的话，可以说死路一条。低端的单一型农业，根本承受不了庞大的经济负担，必然要走改革道路。“当时我们就去***侨办、省侨办、市政府，要求从体制上改变，要有独立的财税体制。”

　　尽管大多数归侨没有弄明白“县一级行政经济权力”的意义，但是，对黄忠强这样的农场老职工来说，种甘蔗的苦日子确实是一去不复返了。1999年，伴随着糖厂的解体，黄忠强从生产队队长变为居民小组组长。“糖厂解体后，农场发展养殖业和三高农业。”让他欣慰的是，不用砍甘蔗搬甘蔗，每个月也可以领几百元的薪水。

　　入住楼房的时代

　　2012年的农历春节是黄忠强在新居度过的第二个春节。他的新居有85平方米，三间卧室，除了客厅还有专门的饭厅。“买房子花了4万多，装修花了3万多。”黄忠强说。

　　新居所在的华侨新城是肇庆高新区为解决原大旺华侨农场职工及区内拆迁户住房问题而投入巨资建设的，目前一期、二期共2000多套安居房投入使用。区内第一代归侨可以按照1：1的面积免费置换一套安居楼房，超出部分按建筑成本价补齐。

　　比较起初到大旺住的那间30平方米的平房，黄忠强说：“当然是楼房好，谁不愿意住楼房啊。”

　　2002年，肇庆高新区迁园到大旺，此后，大旺从综合经济开发区变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彻底告别了农业。2010年，大旺又成功升级为国家级的高新区。

　　张兆熊说，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利益共享。所以，大旺在自身发展越来越好的情况下，也着力改善民生，目前已经推出了包括“同富裕工程”、“40/50工程”、“安居工程”等一系列民生工程。此外，肇庆高新区还非常重视在教育上的投入，除了在校舍等硬件方面先后投入4亿元外，户籍学前儿童上幼儿园可以享受每人每年3000元的补贴；本区户籍的高中生在大旺中学上高中，也免了学杂费。

　　黄忠强说，1978年一家11口人来到大旺时就入了户口，现在只要是有大旺户口的，每年都有福利分红，2011年的分红是1200元。当年和黄忠强一同到大旺的还有他的爷爷奶奶和父母。现在，父母每个月都有1500元退休金，90多岁仍然健在的奶奶每个月也有养老金，一大家人的生活可以说是衣食无忧。

　　因改制下了岗的郑大文2010年报名参加了“40/50”人员就业工程，被安排到园林管理局工作，每月可领到1200元左右的工资。比起父亲来，郑亚容的工作要顺利得多。2009年从华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她享受了大旺的一项政策——归侨子女大专以上学历愿意回大旺工作就安排就业。上大学时，区侨联和工会都予以了一定资助，郑亚容觉得不论从那个方面说，她都想为大旺工作。于是，一毕业，她就被安排进了大旺区侨联工作。

　　回溯父辈归难侨的生活经历，郑亚容说，归难侨的知识水平低，没有技能，除了耕田就是耕田，所以造成普遍生活水平比较低。现在，在侨联工作的郑亚容经常要和归侨侨眷们打交道，发现归侨的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我读书的时候，很多人说，读那么多书干什么，还不如早点打工。现在他们看见别人的子女读大学出来有个好工作，观念也逐渐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