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寻梦——来自我国首次横跨三大洋环球科考的报告

    2005年4月2日，这一天值得中国海洋界永远铭记。

    “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这一年，是我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这一天 ，“大洋一号”远洋科学考察船从青岛鸣笛启程，踏上首次环球科考之旅。

    半年后的10月6日，中美洲岛国牙买加，金斯敦港。

    通体洁白的“大洋一号”，宛如一只长途跋涉的天鹅，停泊在镜子一般的海面上。中国远洋科考船靠港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城，当地华人敲锣打鼓，戏龙舞狮，上千位外国朋友涌到码头，都以能够登船为荣。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南丹先生不放过驾驶室、实验区的每一个角落，他向身旁的中国科学家挑起大拇指，“hownice！”

    此时，年轻的中国船长面对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眼眶禁不住湿润了。“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北极”，曾是几代海洋工作者的夙愿。“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想到这儿，39岁的陆会胜觉着喉咙中一股热流在涌动，他多想扯开嗓子高呼：祖国万岁！

    离开牙买加，大西洋第一次向中国人敞开了怀抱。

    “大洋一号”劈波斩浪，惊起群群飞鱼呼啦啦掠向远方，几只活泼的海豚跃起又落下，划出优美的弧线，在船舷左右嬉戏……

    年届花甲的郭世勤是后半段科考首席科学家，曾三次随船出海，对自己的“老伙计”再熟悉不过。当年，就是他主持从俄罗斯购进这艘原名为“地质学家彼得·安德罗波夫号”的海洋地质和地球物理考察船。与海洋强国间的差距，成了他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结。“船可以买，但深海调查的关键设备，不可能买来，因为里面有核心技术。必须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不然就会永远受制于人。”

    经过多次改装的“大洋一号”脱胎换骨，90％以上设备由我国自行研制。登上这艘中国海洋科考的“航母”，犹如走进一座高科技“迷宫”：多波束和浅剖实验室、重力和adcp实验室、磁力实验室、生物基因实验室、深拖和超短基线实验室……十多个实验室个个“藏龙卧虎”，具备国际先进水平。

    “15年前，我们能够制造的设备只有拖网和挖泥斗。”拥有六次大洋考察经历的陆会胜感慨道：“今天，6000米深拖光学系统、3000米浅地层岩芯钻机、3000米海底***连续观测系统、船载深海嗜压微生物连续培养系统以及多种深海取样设备，都是地道的‘中国造’！”

    中国大洋协会首席科学家、国家海洋局二所副所长李家彪告诉记者，通过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大洋一号”已今非昔比。像深海可视采样系统，俗称“电视抓斗”，能将6000米海底的地形地貌图像传到考察船上，抓取海底表面矿物样品简直就是“探囊取物”；应用多项高技术的深海浅钻，当今世界只有美、俄等少数大国能够制造，能在3000米深的海底岩石上钻取直径达60毫米、长度达500毫米的岩芯；大洋深深深几许，但在被称为“顺风耳”的测深侧扫声呐面前，所有异常的声音哪怕只有几分贝，都会被一一捕捉……

    首次环球科考一举创下16项“历史之最”，堪称是一次创新之旅：获取了三大洋硫化物、玄武岩、辉橄岩等，属我国获取考察矿石样品数量、种类之最；在海底热液喷口附近采集海虾、海葵、蠕虫等，属获取极端环境下生物样品数量之最；发现热液喷口浊度异常，同时观察到具有热液喷口明显特征的生物景观，属我国海洋科考的重大发现……所有这些，都为将来的大洋资源调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洋一号”美方首席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伍兹霍尔海洋学研究所林间教授评价说：“首次开展对三大洋‘洋中脊’科考，标志着中国向世界先进深海科学和技术水准的靠近，更是中国科学家对国际深海研究的贡献。”

    漫漫科考路，风险无时不在，困难就在身边，“意外”成了家常便饭。

    历时297天，航行43230海里，分为六个航段，100多位科研人员先后上船，他们分别来自国内20多个高校科研单位。“大家年龄不同，专业不同，任务各异，工作时间也不一样，一旦发生问题，如果仅靠单打独斗，结果可想而知。”作为此次环球科考前半段的首席科学家，王春生研究员曾多次登上外国远洋科考船：“与他们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团结协作！”

    进入太平洋航段作业时，船上的浅钻突然“罢工”，原因是逆变器出了故障。那家伙有百十来斤，光拆下来就得几个小时。更要命的是，这两台浅钻分别由多家科研单位研制，许多细节设计不同，要想不影响科考，必须舍一保一，此举意味着必须修改线路。信息迅速发给后方，在中国大洋协会的协调组织下，经过多次远隔万里的联合“问诊”，最终修补好了控制系统软件程序。“前方后方三天三夜没合眼，直至最后成功，这种精神让我感动。”王春生说。

    去年11月5日，正在印度洋实施电视抓斗作业的“大洋一号”，绞车系统突生故障。绞车系统是调查设备的心脏，95％的设备都要靠它放到海底完成作业。“钢缆走了1000多米就停住了，急得我眼珠子都要冒出来啦。你想，我们搞科研可以，但机械维修却是门外汉。”吉国是个“老远洋”，他知道绞车坏掉的严重性。

    正当人们束手无策时，轮机长邹东领着几个船员“蹬蹬蹬”跑上甲板，二话没说，卷起袖子就干。从晚上10点一直到凌晨3点，当绞车又一次隆隆转动时，在场的人无不欢呼雀跃，而船员们却连站的力气都没了。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信息中心的曲鹏，逢人便说自己“幸运”，头一回出海就上了“大洋一号”，140天里身兼气象观测、网络管理、实验室值班等数职。“没有只干一项工作的，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白天晚上，所有人都是随叫随到，相互之间十分默契。”

    大半年的海上生活，枯燥、单调自不必说，还有晕船、孤独等带来的种种生理、心理考验。船至东太平洋时，突遇热带气旋，单弦侧倾角达到20度，大家不得不扶着墙壁，两腿外分走个大大的“s”；能吃下饭还好，像国家海洋局三所的刘欣，情况就“惨”啦。每次值班，他用带子系上一个小桶绑在身上；一回到房间，第一件事是直奔卫生间，抱着马桶吐个不停。经常是刚吃完就吐出来，能吐的东西吐空了，就开始吐胃液和胆汁。大家劝他躺下休息，刘欣擦擦嘴角发出微弱的声音：“没事，挺挺就过去了。”可这一挺，就是200多天！

    科考队员张方生登船时，妻子已怀孕9个月。去年10月，女儿出生的消息通过互联网传来，正在甲板上作业的张方生像个孩子似地蹦了高，“我当爸爸啦！”船长安排他和家人通电话，可拿起话筒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女儿稚嫩的啼哭声从电话那边响起，这位七尺男儿止不住泪如雨下……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朱健，是“大洋一号”上仅有的两位女性之一。白天，被赤道毒辣的太阳烘烤的甲板温度高达七八十度，脸晒黑了，腿曝皮了，她却满不在乎，整天嘻嘻哈哈。离家万里没有让她流泪，艰苦环境没有令她退缩，可是，当课题研究进展不顺，没能取得满意数据时，不服输的朱健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痛痛快快大哭了一场。

    德方首席科学家在给“大洋一号”30多位船员发来的电子邮件中写道，“你们不但技术过硬，敬业精神更让人钦佩。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今年1月22日，在近千人的欢呼声中，“大洋一号”满载着光荣和梦想回到了起点———青岛团岛码头。国家海洋局局长孙志辉激动地说：“21世纪是海洋世纪，加快海洋领域自主创新，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今天，我们梦想成真；明天，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