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坑古村数百年风雨开拓路共一围悠悠手足情

　　园山街道西坑社区位于梧桐山北麓，三面环山，龙岗河源头梧桐山河由南向北流经全村。西坑社区面积9.7平方公里——在这里，9姓宗亲合建大围，几百年来互帮互助、和谐共生；在这里，人们尽全力建起的宝塔，成了西坑人改变现状、奋发向上的精神寄托；在这里，极具特色的墓葬群是明代中期后客家人开发龙岗的历史见证，更是维系宗亲共同记忆的最有力纽带；在这里，华侨大屋述说着西坑人情系桑梓、反哺家乡的情怀……

　　合建大围，各姓宗亲和谐相处如一家

　　梧桐山下，龙岗河的源头梧桐山河静静流淌着，滋养着西坑这方土地，见证着好故事的接连上演。

　　西坑缘何叫做西坑？300多年前，西坑李氏始祖李秀贤率领李氏族人由粤东嘉应州（今梅州市）迁至归善县（原惠阳县）横岗西坑，最初居住在大山口长见岭山脚下的茜坑（今茜坑尾）河边。后来，李姓宗亲又迁至近处的地坪（地名）建房居住。清雍正、乾隆年间，大量客家人从嘉应州迁徙而来，因地少人多，居住不便，李、杨、钟、黄等宗亲一起选择茜坑河一块较大的河坝地共同修建围屋。由此，各姓宗亲团结互助、肩挑手挖、平整坝地，合作建成了围屋，后经过历年修缮、扩建，最终成了如今的西坑大围。相传，当地人因“茜”与“西”口语谐音相近，于是将“茜坑”改成了“西坑”，“茜坑尾”也成了“西坑尾”。

　　站在西坑大围的门前，一种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抬头望去，门楼上写着“西坑”两个字，时刻彰显着它的身份，两侧镌刻着晚清读书人钟钦文书写的“西居凤翥 坑处龙蟠”对联，其意境取自苏轼的《水龙吟》，道尽了西坑的人杰地灵。往里走可以看到，房屋多为三合土夯筑，最大进深达到了65米，是典型的广府式围屋，为三纵巷四横巷布局，其中，围中间纵向正对协天宫，是祭祀关帝的。“整个大围占地面积约5200平方米，民居中建有杨氏、曾氏、魏氏、黄氏、钟氏、李氏、林氏、余氏以及沈氏9间祠堂。”西坑社区工作站副站长杨伟忠是土生土长的西坑人，很多童年记忆就诞生在大围里。

　　“西坑大围内多姓宗祠集中于一围之中，大家和谐共处，还有关帝的元素，颇有‘桃园三结义’的意味。”林易蓉是深圳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她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深圳客家名村西坑的现状、价值和保护利用刍议》的论文，里面提到，西坑大围里集合了多姓宗祠，又祭祀关圣帝君，说明客家人到达广府地区之时，崇尚关公结义勇武的精神；多姓相互团结，共聚一围。明、清时期，远离县城墟市的不同姓氏，常在关公面前效仿“桃园三结义”，他们笃信，只有团结一致，才能不受欺凌、更好发展。因此，多姓宗祠共聚一围，成为西坑客家聚居区的一大特色。

　　筑塔消灾，“风水塔”寄托村民美好愿望

　　西坑宝塔于1887年建成，相传为“镇狮”消灾而建。上世纪80年代，有些破旧的宝塔进行了重修。2016年6月，西坑宝塔被列为龙岗区文物保护单位。历经风霜又焕然一新的西坑宝塔，成了西坑人向上为善、追求美好的一个象征。

　　既为客家人聚集地，西坑自然保留了诸多客家民俗，只要哪家添男丁，就会到祠堂祭祀，再宴请他人，以示庆祝。相传清光绪年间，西坑陆续出现了新生儿夭折的事情，大伙心中除了悲痛，更想找到解决之法。恰好当年南海一位云游高僧从大鹏湾登陆，一路西行，途经西坑，无意间发现西坑西北侧狮子山上雄踞着一座巨大的狮子山岩，其状酷似一头猛狮冲着西坑张牙舞爪，要“吃了梧桐，肥了东莞”，会给西坑带来灾难。于是，高僧留了下来，他踏上西坑坪岭，发现这里正处在“狮子”的下颚部位，可以修筑一座宝塔，从而顶住狮嘴，免于遭受灾难。村民们纷纷赞同高僧的提议，德高望重的钟钦文也欣然允诺，决意带领村民把宝塔建起来。

　　“当时，村子里还很贫穷，但大家都憋足了劲，一心想要消灭灾难。”每次谈起修建宝塔的事情，已步入花甲之年的钟伟杰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我小时候，常常听村里老人提起当年筑塔的事情。钟钦文是带头人，他不仅出钱出力，还四处筹款，并找人绘制宝塔蓝图。在村里，家家户户都派人挑砖担沙，参加宝塔建设。最终，具有‘镇狮’功能的西坑宝塔在1887年建成。”而在林易蓉看来，该塔是龙岗区仅见的一座清代“风水塔”。

　　步入西坑公园，走上半山腰，一座青砖叠砌的塔就出现在眼前，塔身成七面，高四层，边长约1.3米，高约7.1米，第一层西南面书“宝塔”二字，每层每面开窗。“小时候，我经常到这里和小伙伴玩耍，学校也会组织同学们过来参加体育活动。”杨伟忠说，宝塔建成后，附近的土地也得到平整，为西坑青年学生提供了一处难得的运动、休闲场所，大家都喜欢在宝塔里玩耍，一旁的空地上踢足球，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时光荏苒，到了上世纪80年代，狮子山上形似石狮下颚的大石突然崩塌下来，西坑人奔走相告，纷纷欢呼，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然而，令西坑人有些遗憾的是，由于年久失修，宝塔显得有些破旧，重修成了大伙心中所盼。1980年，经过多方争取，多位港商捐资重修了宝塔，如今，宝塔正面还刻着捐建人的名字。2016年6月，西坑宝塔被列为龙岗区文物保护单位，周边竖起了围栏，这座曾寄托西坑人求变、向上美好愿望的宝塔就静静地守护着这片热土。

　　客家墓葬，维系数百年亲情血脉

　　在西坑，杨氏已有370多年历史，祖辈先后建造了五堂墓地，成为客家人在龙岗开拓社会之历史见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已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杨槐庄墓葬群。据悉，杨槐庄墓葬群包括明杨槐庄墓，清杨迪效、杨迪熙墓地等合葬墓，杨姑婆墓等以及杨母梁氏与麦氏婆媳合葬墓，有较好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

　　“明朝末年，杨槐庄由梅县迁到西坑，是杨姓客家人开发西坑的始祖。”今年已72岁的杨观煌老人是杨氏十一世传孙归侨，据他说，杨槐庄首配李氏，生一子却不幸夭折，后配梁氏，生二子一女，即杨迪效、杨迪熙及未出嫁的姑婆。

　　来到梧桐山北麓的老虎坳山，几座墓葬映入眼帘。面积最大的一座是杨槐庄墓，花岗岩的石墓碑上刻着“明显祖讳槐庄杨公一位之墓。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仲秋吉旦重修，原立午山兼丙坐乾卦甲辰爻。地师杨杏南改立。而大放仝立。”墓宽10.4米，深9.4米，墓葬形制为清代风格，保存较好。杨迪效、杨迪熙等合葬墓，位于杨槐庄墓的西侧，再往西是于杨家有功的杨姑婆墓。2005年9月13日，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出具了一份《关于龙岗西坑明杨槐庄等墓鉴定的意见》，指出明杨槐庄墓的墓葬形制特殊，墓葬的墓室上部加盖整块龟背石，在深圳实属罕见，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同时，该墓把瓦状装饰与竹节碑框、祥云捧日碑框额融合在一起，是碑帽与碑框的简化形式，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另外，该墓具有晚清特殊的墓葬形制与装饰，对墓葬形制的演变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再看杨母梁氏与麦氏婆媳合葬墓。“这块墓位于罗湖区东湖街道大望村东落马石水径头西侧山坡上，俗称‘锣鼓地’，始葬于明朝，其背后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经过多年走访和仔细研究，杨观煌发现，从位置上来看，杨母梁氏与麦氏婆媳合葬墓与杨槐庄墓被梧桐山隔开，有“龙头凤尾”之寓意。另外，婆媳合葬就深刻表明两人生前关系很好，从侧面印证了杨氏族人的和善友好。

　　实际上，为了拯救和复原杨母梁氏与麦氏婆媳合葬墓，杨观煌及杨氏后裔宗亲在背后花费了大量精力。1984年，杨观煌带头筹资维修，其后他又多方奔走，2011年5月，“锣鼓地”古墓被深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鉴定为罗湖区不可多得的最为古老的客家墓葬，最终归并为“明杨槐庄古墓群”之一。2014年，杨氏后裔筹资对墓葬进行了补救式复原，并在墓堂前发现了文物价值很高的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重修的墓碑。

　　如今，每年农历八月初二，西坑杨氏和海外华人、港澳同胞等都会拜山扫墓，怀念先祖，始终维系着亲情血脉，传递着德孝礼仪。

　　华侨大屋，远近闻名的地标性建筑

　　说起华侨大屋，西坑人无人不知。华侨大屋前身是杨瑞瑶和兄弟杨福安于1941年修建的三星堂，它坐落于西坑大围西南方向，既保留了客家建筑的特色，又有鲜明的加勒比风情，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通面阔43米，进深30米，占地面积1290平方米……在西坑大围西南面，一座白墙黑瓦的建筑格外引人注目，走进一看，这座建筑三面筑有高墙；推开门，一座足有五层楼高的碉楼和七间三层的瓦房大院就出现在眼前，极具客家特色。“房子是杨瑞瑶和兄弟杨福安在1941年修的，取名三星堂，当时是村里最好的房子了。如今，人们习惯称为‘华侨大屋’。”杨观煌介绍，在西坑，除了三星堂，位于西坑三村的下坝杨屋是7个杨姓客家人及1个沈姓华侨于清末及民国时期始建，其中，“贤德堂”为古巴归国华侨杨游财、杨贤财所建，是龙岗区不可多得的华侨建筑。“相比之下，三星堂的故事更多。”杨观煌说。

　　据西坑村史《梧桐山下西坑村》记载，杨瑞瑶生于1907年，祖籍西坑。1926年，杨瑞瑶远涉重洋，跟随父辈在巴拿马创业，经数十年打拼，成就了一番事业。1941年，事业有成的杨瑞瑶怀着对家乡的眷恋之情、报效桑梓的赤诚之心回到西坑，看到祖屋早已破败不堪，就打算在村里另辟一块地方修建新房。几经周折，杨瑞瑶选中了西坑小学前的一块空地。“设计之初，杨瑞瑶的思路就很明确，一方面，一定要体现出客家特色，另一方面，也要有巴拿马建筑的风格。”杨观煌说，为了保证房屋如期开工，杨瑞瑶费尽了心思，不仅亲自手绘施工图，而且四处走动，紧盯各类建筑材料，但理想在现实面前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当时，杨瑞瑶找了很多施工工匠，但他们对杨瑞瑶手中的图纸很陌生，尤其是在看到室内装修的照片时，纷纷都说不会做。没有办法，杨瑞瑶只好妥协，才有了‘三星堂’现在的模样。”

　　很快，“三星堂”建好了，相比于村里的其他建筑，“三星堂”不仅气势宏伟，装修也富丽堂皇，俨然成为当地的一处地标。当时，只要一提起“三星堂”，附近的人就知道西坑村。

　　本以为就此在家乡落脚，但杨瑞瑶最终还是闲不住。1945年，他在香港牵头，与杨瑞琛、杨瑞鹏、魏仁祥、陈冠群等人创立香港华群公司，家属也跟着去了香港。从此，“三星堂”少了往日的热闹，后来成了村里的人民公社所在地，也作为学校为当地培养人才。期间，杨瑞瑶的后人们偶尔会回来，还托人看管，并出资将房屋外墙重新粉刷。如今，“三星堂”被一位从事艺术创作的年轻人租了下来，焕发了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