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清出海码头变迁记

刘宝金老人在公利水闸旁忆往昔。

新崛起的滨海新区。

如今，出海码头已移至胜利塘一带。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孟涛/文

胡帅/摄

“建国初，这龙王庙（蓝磐陡门）这儿就是滩涂，可以上船出海，现在周边都是道路和土地了。”5月10日，在石马捕捞村临时安置房门口，93岁的老人张珠香回忆起70年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石马附近人的生计。

历史上，居住在石马附近的村民，不少以海谋生，靠海吃海。而1949年至1952年期间，公利水闸尚未建成，石马附近的蓝磐陡门便是出海口，渔民上船所在。如今的蓝磐桥（陡门）位于千帆东路与五环路之间（原石马北村附近），桥旁尚有碑文记载，该陡门始建于宋治平二年（1065年），年久失修，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重建，至1952年，国家兴修水利，在百岱附近建公利水闸，至此，蓝磐陡门不再用作渔船出海码头。

关于这段历史，石马捕捞村92岁的刘宝金老人记忆尤深。“你看龙王庙还在蓝磐陡门旁，以前大家出海前都有在龙王庙祈福的传统。”刘宝金老人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政府号召沿海村民发展海洋捕捞业；1953年，石马北村、石马南村中不少青壮年男子被选为成立石马捕捞生产小组，又于1958年改为石马捕捞队，而刘宝金便在石马捕捞队中担任生产队长一职。

1952年，公利水闸建成后，在百岱村附近形成了一个渔港，使得海洋捕捞业的中心从原先的蓝磐陡门移至百岱渔港（公利水闸）。石马捕捞村大多数村民对海、滩涂的记忆便是公利水闸。

“不像现在，道路修建得这么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这边大多是田地、滩涂等，我们捕捞队的人凑齐了，就一起‘打路走’到公利水闸，一走要半个多小时哩。”刘宝金老人说，1957年前后，乐清还成立了一支乐湾队，主要就是出海打渔，有4对（8艘）大船、6艘海蜇船、3艘单背或双背（指运送舢板的渔船）、18艘尖头船等。

张珠香回忆，1958年前后，渔业兴旺、近海渔业资源丰富，石马捕捞队收获不少，黄鱼一度卖到两三分一斤，在当时是很高的价格了。

张珠香老人五个子女中，从事公务员、教师、商人等工作，仅有大儿子曾从事过一段时间的渔业；刘宝金的五个儿子里，也仅有老二曾从事渔业。石马捕捞队这批在龙王庙旁长大的“60后”“70后”为何从靠海吃海的渔民生活中挣脱出，奔向了各行各业？

对此，如今48岁的石马捕捞村党支部书记李振贤有他的看法。“能上山，莫下海”“脚踏船板三分命”这两句是流传在石马捕捞村的谚语，表明了出海打渔的风险。李振贤的父亲曾在1976年至1980年置办过一艘89吨的大运输船，从上海等地购买石料等货物，用于乐清建设。

“听我叔叔说，他们那艘运输船每年能赚得3000多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公利水闸旁，还有我们村里的一个仓库，里面存放了大量渔具。”李振贤说，但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大潮袭来，当时乐清湾沿海走私兴起，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渔业，而且改革开放的大潮改变了不少人的思想，加之近海渔业资源减少，他那一辈成长的人，在上世纪80年代，大多出去闯荡，不再从事渔业。

刘宝金的石马捕捞队生产队长一职也是自1986年卸任的。问及缘何渔业不兴时，刘宝金摆了摆手：“以前的船都坏了，打渔风险也大，自然没人去了。”

据记载，1989年10月乐清胜利塘开工建设，至1994年8月20日完成总工程量99%；1994年17号台风袭击，堤塘被毁，1996年8月17日，胜利塘通过预验收，一期工程围垦造地 4507 亩。至此，公利水闸亦不再用作渔船出海码头。

5月10日，李振贤带着记者自蓝磐陡门行至公利水闸，再至胜利塘，一路行来，他不断地回忆着石马捕捞这渔村的过往。蓝磐陡门一侧，高楼林立，另一侧，刚完成征迁工作的石马北、石马南两村已是一片平地；公利水闸旁，百岱村已完成征迁，一片平整的土地等待着新的发展，不远处，清和公园边，中驰湖滨、海德公园等楼盘鳞次栉比；而胜利塘外，依旧泊着几艘渔船，似在诉说着乐清渔业变迁、城市发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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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盼 陈瑶璐 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