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工作是对逝者最好的安慰――上海青年红十字遗体接受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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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9年06月24日发表
3月1日是上海市遗体捐献纪念日。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敢于打破传统观念，在生命走到尽头时，将遗体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陪伴他们走完最后一程的路上，除了家人，还有来自上海各大医学院的志愿者们。
从临终地到医学院，这些志愿者一路悉心接送，他们的名字就叫做“红十字遗体接收员”。来自同济大学医学院的青年教师施向挺就是其中一员，一位曾经七年如一日默默奉献的遗体接受员，直到去年9月离校后，他才离开了这个岗位。对施老师来说，那是一段难得的记忆，也让他成为“感动同济”的年度新闻人物。
七年如一日甘当志愿者
在生活中，他更愿意称自己为“遗体接受员”，“受”与“收”一字之差，意义却截然不同。记者去年采访了他，跟随他和他的同事，亲身体验了遗体接受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就让我们来回忆和讲述作为一名遗体接受员不为人知却让人感动的故事。
当时，他曾经说过，将来有一天，他可能会离开这个岗位，用所学的医学知识服务医学、造福病人，这才对得起那些逝者的奉献。如今，他确实悄悄地离开了，但是在他之前、之后，都一直有人默默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医学院的一楼总会有灯亮着，施老师和同事在人体解剖教研室工作，很多工作都要在晚间完成。
整栋大楼，常常只剩下他一个人独自和遗体、手术刀、福尔马林打交道，施老师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环境，练就了“过人”的胆量。这位戴着黑框眼镜、其貌不扬，30岁出头的青年教师，因为七年如一日默默承担遗体接受的任务，成为了“感动同济”的人物。
走在寂静的走廊，他开着玩笑说：“不管走多偏多黑的路，我都不会害怕，只怕强盗。”从大三的时候起，他就热心地帮助老师一起搬运处理和打捞遗体，毕业后，他就留在了人体解剖教研室从教。本世纪初，遗体捐献渐渐为国人所了解，遗体捐献的人越来越多，也需要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从事相关工作。因此，从2001年起，施老师就正式成为了红十字遗体接受员队伍中的一员。在他看来，这是一条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道路。
施老师和同事们身兼遗体接受和日常教学双重任务，主要工作是在地下室的解剖室和停尸房，楼上办公室的陈设很简单，工作台、电脑、洗手池，还有一张沙发，如果工作比较晚，他们会在沙发上睡一觉。遗体接回学院后，施老师和同事首先要在地下室将遗体仔细清洗、防腐和安置。平时，同学们在一楼上完理论课，就会到解剖室实践操作。
恪守职业道德不怕苦和累
“一个医生的成长，离不开遗体捐献志愿者的付出。”每位遗体接受员，每名医学院的学生，都和施老师一样深深明白这个道理。
接受遗体时，两名接受员通常一前一后扛着担架，如果上下楼梯，一些患重病逝者的遗体往往会流出汁液。施老师年纪较轻，扛在担架前面，汁液就会顺势弄到手上，肩膀上，但是，却不能在对方家人面前露出一丝厌恶或者不舒服的表情。
身为医生，他们都很清楚，味道难闻是小事，如果病菌进入身上的创口，后果不堪设想。由于长期从事解剖工作，他们的手难免会被锋利的手术刀划破，施老师的手上也有着道道疤痕，而铁担架可能会把超薄塑胶手套磨破，因此，整个过程他们都得胆大心细，即便手套弄破、弄脏，也不能当着家属的面马上去擦去换，而是回到车上再做处理。施老师说：“这是对他们家人的尊重，也是遗体接受员的基本素质。”
遗体接受不分上下班和节假日，有一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施老师接到任务后立刻放下碗筷赶到逝者家中，没想到他刚刚抬起担架，一个家属拿起碗就砸了过来，碎片四射扎伤了他的手背。原来，这是当地的一种民俗，表示让亲人一路走好，但他只能故作镇定，将遗体慢慢地搬上车。
在没有征得家属同意的前提下，他们也不能透露捐献者的任何个人信息，施老师说，这是遗体接受员的职业操守，“遗体接受员的工作，必须一切为捐献者着想，尊重他和他的家人。”
将工作视为医学事业分内事
在遗体接受员队伍中，30多岁的施老师年纪算小的，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是，在遗体接受员队伍中，来自医学院的前辈和后来人很多很多，长期从事解剖工作的老师甚至可能会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一辈子。
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接受站设在位于共和新路的原铁道医学院内，有一位常驻老师，还有5位接受员在医学院内轮番“待命”，接受员王凯说：“一样为医学科学事业做贡献，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遗体接受员的手机要24小时开机，随时准备出发，气候骤变时，往往是出车的高峰期，他们干脆就睡在办公室里。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将逝者的信息通知到遗体接受站内，驻站老师再通知接受员出发。出发前，他们必须穿上白大褂，挂上红十字胸牌，“打扮”得一丝不苟，“我们出去是代表着红十字，代表着医学院，必须注重自己的仪表和形象。”
老是和遗体打交道，总有些风言风语，施老师很少和家人谈起这份工作，怕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影响，而是默默做好分内事，“我们是学医的，有专业技术，而且知道遗体捐献的价值，我们不做，谁来做呢？”他常常和学生们说，遗体接受员的工作，“是让一个离去者成为照亮他人生命的天使”。
施老师说，将来有一天他可能会离开这个岗位，但是无论什么岗位，他都要用所学的医学知识服务医学、造福病人，他也会激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工作中。
感动自己也在感动着其他人
有人说，为医学捐出遗体的人已经长眠，但是接受员们用责任和爱心，让他们变成了永恒。他们是和遗体接触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人。
施老师说，每当看到家属与遗体告别，拿到红色遗体捐献荣誉证书时，那伤感却光荣的场面，常常会让接受员情不自禁地留下热泪，他们会尽量让家属们能更好地送完最后一程，满足他们的心愿。
如果家属们需要，接受站内可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此时，接受员就必须耐心等所有仪式结束后，再把遗体送回医学院，冲洗，防腐，保存，弄得干干净净，而外面的天早已经蒙蒙亮，通宵工作是常有的事情。
“有时气温骤变，一天会有两三拨，甚至一个在虹口，一个在杨浦。”施老师说，“如果出车不及时，家属们可能有些怨言，但我们会尽量理解、配合他们。”
最近两年，为了做好遗体接受工作，更好地服务于遗体捐献者，有关部门专门制定了遗体接受快速反应机制和应急预案。本市5所医学院校将联网操作遗体捐献工作，遗体接受工作统一在12小时内完成。施老师听说了这个消息也很高兴：“我们只有更好地工作，才对得起那些无私奉献的遗体捐献志愿者。”
每位捐献者都成为医学宝库
遗体捐献的目的，就是为了探索医学科学的高峰。施老师和同事们的日常工作，主要就是为医科生上解剖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了上好课，他们需要和遗体打交道，“解剖课最好的备课方式是先解剖一具尸体”。
解剖是一项需要集中精力的“细致活”，“白天有教学任务，也容易受干扰，晚上才可以集中精神。”夜里下班后，他就去地下室练习解剖，没有人有胆量陪他下去，他就深夜单独一人出现在停尸房、解剖室。课前准备标本，课后制作模型，尸体防腐几乎全由他承担下来了。凭借着一股对事业的热情，施老师得到了回报：医学院学生们在课堂上听得津津有味。
记者跟随他来到地下室，刚走下楼梯就闻到一股浓重的福尔马林味道，第一间是标本室，日光灯一一亮起，一个个玻璃瓶里摆放着各种人体标本，足足有二三间教室那么多，那都是施老师和同事们辛勤工作的结晶；第二间是解剖教室，靠墙处整齐摆放着一排排放置遗体的冰柜，在医学科学面前，那些早已不是一具具冷冰冰的遗体，而是充满人体奥秘的医学宝库。
“从解剖灯下的遗体，到显微镜下的病理切片，到处可见遗体捐献者的身影。”施老师举例说，不同对象的遗体各有不同的研究价值，“例如患有高血压的遗体，可能会看到病态的肾脏、动脉硬化、心肌肥大、血管膨胀，针对这些的病理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发病机理，有利于临床治疗。”
攀登医学高峰离不开捐献者
解剖学是医学课程的树根，上面有树干，树干上面才会有分枝。”施老师说，“当医学一次又一次登上高峰时，我们不会忘记，是遗体捐献者们造就了现代医学的进步。”
更高一级的生理学、生化学、病理学、药学等课程和研究，都离不开对人体器官结构的了解，对脏器功能的了解，“就像要知道药物怎么在人体里发挥作用，如果对人体解剖学不了解或者印象不深刻，就会很抽象。”
进入医学院的学生，系统学习解剖学知识主要涉及两门课程，一门是低年级的《系统解剖学》，一门是高年级的《局部解剖学》，都是医学院学生的必修课。
“有些课程可能备一次课就可以了，但是人体很特殊，几乎每个人的结构都有所不同，书本上说血管在哪个位置，但是实际操作上就不一定能指出来。所以每次课前都要操作一下，上课才能给学生指出来。”
目前，现代医学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了“显微外科”的阶段，血管最小精细到0.3毫米，施老师说：“有时候手术能不能成功，就看那根细小的血管能不能连起来。”
上海的医学教学和科研走在全国前列，对遗体的需求量很大，目前一年大约需要700具，但现在每年的捐献量还远远不够。我们的医学事业发展、医学人才的培养，需要越来越多的人为遗体捐献事业做出奉献，其中也包括遗体接受员这些默默奉献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