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书人生最后一笔――追记著名学者贾植芳先生

　　4月24日18时45分，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贾植芳先生，因病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2岁。
　　
　　几代学生站满病房
　　
　　得知贾植芳去世的消息，文汇报记者第一时间拨通了贾植芳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导陈思和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低沉，他说：“贾先生走的时候，病房里站满了他的几代学生。得知贾先生病危，他们都纷纷从各地赶来上海，守在先生的病榻前。”陈思和说，贾先生是去年12月因肺部感染进医院的，恶化是在两天前，贾先生出现肠梗阻症状，肚子涨了起来。“医生说，先生可能就在这两天了（要走）。”于是，陈思和开始四方联系贾先生的学生和生前好友。昨天中午，评论家、学者李辉从北京赶来了，范伯群、谢天振、王生洪等贾植芳先生的故交、学生等也先后赶到了。
　　
　　他用精神感染学生
　　
　　“我赶是赶了，终究没有来得及。”78岁的苏州大学教授、博导范伯群开口第一句话充满了遗憾。范伯群说：“1952年，我成了贾先生的学生，他虽然不是我的启蒙老师，但是他让我在学问上开了窍。贾先生爱才，而且慷慨大方，颇有江湖侠气，所以许多同学都喜欢与他接近。”贾植芳用精神感染学生。在他的第一批学生中，出了美学家施昌东，文学史家章培恒，现代文学专家范伯群、曾华鹏等。陈思和，曾坐在贾植芳先生所住的朝北小屋里，听老人家侃侃而谈。正是从贾先生那高亢急促的声调里，陈思和渐渐地步入现代文学的殿堂，开始了研究道路。范伯群说，贾先生的家，总是学生盈门。你一声“贾教授”，他一句“贾教授”，常常引出他意味深长的幽默：“我这个教授是‘假’的，不是人人都叫我‘假(贾)教授’吗？不过，我教书却是真的，从来不卖假货。”
　　
　　患难夫妻彼此搀扶
　　
　　“一九六三年十月，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只核桃，这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虽然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而且她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了。这件事使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这是贾植芳夫人任敏2002年去世后，贾先生写下《做知识份子老婆难》中的文字，贾植芳和夫人任敏患难与共、彼此搀扶的大半生，深深打动过许多人。“5年流放青海、11年音讯隔绝、12年南北分居和大大小小的牢狱之灾是他们一起走过来的，他们两个的精神一直连在一起。”范伯群说。1997年，任敏脑中风，病情一次比一次严重，但是每次她都能奇迹般地活下来，活过了5个春秋。贾植芳的养女贾英说，母亲舍不得父亲。
　　
　　4次入狱当作“传奇”
　　
　　因学术会议到上海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吴福辉，意外获知贾植芳去世的消息。他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贾先生给学术界和晚辈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是他的硬骨头和爱开玩笑。”贾先生遇见晚辈总说两件事：“一个人最好喝点酒，也喝点绿茶；再就是有时间就要开心地玩。”在晚辈的印象中，贾植芳谈到4次入狱的经历，总是当作“传奇”：“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为什么要后悔呢！”1936年，因为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贾植芳首度入狱；抗战后期，他又被日伪抓进牢房；1947年因为给进步学生刊物写文章，他又被关押了一年多；1955年的“胡风案”，贾植芳也未能幸免。
　　
　　第一次入狱的贾植芳就用自己的方式抗争。在今天看来，当时19岁的他，抗争方法独特而幽默。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遭逮捕，贾植芳在牢里只得到窝头、咸菜和开水。他知道自己是政治犯，他的伙食被克扣了。第二天，他把送来的饭菜摔在地上说：“我是政治犯！”于是，他得到了4个花卷。“这辈子坐牢坐到最后，监牢也成了自己的外婆家。”贾植芳在《狱中狱外》中写道：“我走完了自己的苦难历程。值得安慰的是，我并没有失掉自我，我还是我，苦难反而深化了我对各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和思考，净化了我的灵魂。”
　　
　　历经劫难达观幽默
　　
　　贾先生平易、风趣。作家高晓声说，贾先生的书房是欢声笑语最多的书房。
　　
　　有人说是先生达观，以为先生经历劫难后什么都看开了，比如贾植芳曾在《一个老年人的自述》里幽默地说：“我也常常到火葬场去参加告别仪式，每逢这种场合，像我这样拄着拐杖的三条腿角色一般都被安排在前面一排的位置上，面对墙上用黑边围绕的死者遗像低头默哀。每当这种时候，一种幽默感就会在我心里油然而生：火葬场里旧人换新人，独独墙上那颗钉子一成不变，今天挂了这张像，我们在底下低头默哀，明天还不知道轮到谁在上面谁在下面。”然而，贾植芳的幽默是根植在深入骨头的“认真”两字中的。
　　
　　同样的，他也在人生的最后笑着说：“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尤其是到了离火葬场日近之年，更应该用尽吃奶的最后一点力气，把‘人’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