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力量---从上海历史性跨越看***的执政能力

　　55年前，百万雄师渡江南下，上海市民箪食壶浆，欢天喜地迎接解放。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仓皇逃离时，留下了一句话：共产党在上海呆不了3个月，它管不了这个地方。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共产党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把一座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国际大都市展现在世界面前。
　　上海的不平凡足迹，集中体现了***的执政能力，闪耀着“发展是硬道理”的真理光芒，印证着与时俱进的历史脉动，彰显着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意义。
　　共产党刚进城的时候，面对的是***留下的一副烂摊子：产业凋零、市场萧条、经济崩溃、百废待兴。人民政府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就对上海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先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了我们最初的国营经济；接着通过扶持民族工商业，使上海工业生产走出了谷底；随后取缔金融投机，使国家银行掌握了上海金融市场的主动权；当投机风潮骤起的时候，政府又迅速通过多方努力，坚决稳定“两白一黑（大米、棉纱、煤炭）”的物价。在此基础上，上海进入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具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过渡时期的首要任务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首要前提是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关键措施是统一财经和调整工商业。上海根据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和指挥，一方面加强了税收管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组织了规模空前的粮食、棉纱、棉布等物资大调运；建立了贸易金库，实施现金管理和转账制度，大量吸收存款和回笼货币，使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开始趋向正常。另一方面，通过扩大加工订货、调整价格和经营范围、调整税收、调整劳资关系、调整产销关系等措施，在不断壮大国营经济的同时，发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并因势利导逐步将其引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这样，上海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新格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使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同时也使那些对***人能否管好现代城市的怀疑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建国前夕，***同志把执政比作“进京赶考”，提出“两个务必”，强调“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从作风和本领两方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上海，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得到了实践，不仅改造了上海，使它不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和***官僚资本的产业，而且发展了上海，使它成为符合新中国经济发展总体需要和战略布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恢复国民经济毕竟是短暂的阶段性任务，随后必须立即建设一个独立和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当时我国的经济基础十分落后，产业革命尚未完成，迫切需要迅速实现工业化。再加上新生政权建立不久，内忧外患十分严重，亟需奠定自己的国防工业。因此，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实施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实际上是在没有其他路径可选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和机器设备的历史重任，不得不改变原有的产业结构，重点发展了机电工业、钢铁工业、建材工业和化学工业等，直接成为主要工业基地之一。工业结构中纺轻重产值比重分别从1949年的62.4∶24∶13.6，变为1956年的38.4∶31.8∶29.8。三年“大跃进”时期，重工业产值比重继续上升，轻纺工业比重继续下降，经济结构进一步重型化。后来虽经“调整、充实、巩固、提高”，以及关停并转和工业改组，但城市工业的重型结构没有根本改变。
　　但是，上海一无能源，二无原材料，缺乏发展重工业的基础条件，再加上地处东南沿海前线，30年间国家对上海的基建投资仅占全国的..6%。因此，上海的发展资金只能来源于挖潜革新，提高效率和效益，以及挤压消费，提高积累率。1976年上海消费基金比重已下降到了26.6%，生产设备也严重老化。然而，即使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上海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勤俭持“家”，除了提供大量产品和装备外，还通过税利上缴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大量资金积累，作出了巨大贡献。上海的财政收入曾占全国的六分之一以上，其中87%上缴国库，约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同时，商业部门调往各地的日用工业品占全国调拨量的45%；工业部门向各地输送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超过100万人；出口总值占全国的25%以上，为国家换取了大量外汇。
　　总之，上海在改革开放前30年得到的发展和作出的贡献，首先是在***领导下,全国支持的结果，其次是全国发展的要求，再次是特殊时期特殊战略的产物。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上海的发展和改革相对滞后，主要原因是：第一，上世纪80年代我国在创办特区和加紧动员外部资源的同时，努力促进内部非公经济的发展，实施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但上海作为全国财政收入的“大户”，在改革开放初期并没有享受同样的政策优惠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在80年代实际上承担着我国改革开放“后卫”以及承受改革开放“成本”的重任。第二，国家统购统销和计划调配制度逐渐改变，生产资料供应和价格也逐步放开，但价格关系和市场关系没有理顺，使上海的发展受到能源、原材料短缺与成本上涨的冲击和影响。第三，1987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实行财政“分灶吃饭”，上海不仅分灶时间较晚，起步落后，而且由于原先上缴税收的基数较高，负担较重，因而在区域型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第四，长期计划经济还产生了一种惯性，使得上海的市场化改革较之其他地区具有更大难度。
　　正是由于既丧失计划经济的保护，又难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上海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陷入了发展困境：蝉联近30年的全国工业总产值冠军无奈旁落，外贸出口头把交椅移位他省，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更使社会经济活动处处捉襟见肘。但是，上海人民并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消极等待。在***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1984年上海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了改变城市功能、对国内外开放、发展第三产业、为全国服务、逐步改造老市区和积极建设新市区等方针。次年2月，***批转《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要求上海发挥开路先锋的作用。1990年4月***、***进一步批准了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1992年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希望上海建成“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战略目标。这是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对上海提出的新要求，也给了上海历史性的新机遇。上海下决心进行战略性大调整：从内向走向外向，从计划走向市场，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出了改造振兴和重振雄风的新步伐。
　　发挥中心城市功能
　　在近10多年的改革、改造和振兴的过程中，上海根据自身特点和发展需要，紧紧抓住了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主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痛定思痛，壮士断腕，抓住时机进行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主动实施传统产业的转移和改造，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缓解再就业的压力。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上海明确提出“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的发展方针，把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功能转换、社会事业进步有机结合起来。在“退二进三”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支柱产业、都市产业和基础产业，四个轮子一起转，共同构成上海经济的新增长点。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际制造业中心的转移，上海加快了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以及高科技产业化的步伐，成为中国目前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最为雄厚的地区之一。在此基础上，上海又进一步加紧实施了以创新为灵魂的“科教兴市”战略，努力走通“华山天险一条路”。
　　第二，不断探索国企国资改革新路。产业升级离不开富有创新活力的企业，因为企业既是产业投资的主体，也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企业如何才能具有活力，唯一的途径是进行改革。上海是我国国有企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因而企业改革的难度也最大。反过来讲，如果国企改革成功，那么对于上海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对全国的带动作用也会更大。1993年上海成立了国资委，经过十多年的探索，逐步形成增资减债“六个一块”的措施、企业发展“五大机制”和“五个加强”等经验。在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再迈新步，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资产结构重组、产权结构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等方面不断加以推进，争取从根本上突破国企和国资改革的困境。
　　第三，培育和完善生产要素的市场体系。这不仅出于深化企业改革的需要，也是重塑上海中心城市功能的需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除了迅速发展资本市场以外，商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以及市场中介组织，都得到了较快较好的完善，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能够沟通国内外资金流、商品流、技术流、人才流和信息流的集散地和交汇枢纽，成为两个市场的连接点，发挥了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集散、生产、管理、服务和创新功能。上海近10多年来的经济迅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这些要素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第四，抓紧推进浦东新区建设。中央批准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是出于全国一盘棋的考虑，同时也给上海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经过10多年的建设，上海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的指示，借鉴国内外成功开发区的经验，有效推进了新区建设。不仅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上海全市平均水平，利用外资和外贸出口约占全市的三分之一，而且正在新发展观的指引下，以新的理念打造知识创新区。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将形成联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枢纽，为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奠定基础。
　　第五，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发挥国际中心城市功能，提高对外部形势变化的应对能力是上海今后发展的主线。这既是为了进一步拓展和完善上海城市整体功能，也是为了更好地形成上海与长三角地区互补、互动、互融的效应，提高上海“服务全国，融入世界”的能力，更是落实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由之路。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写过一本题为《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的书，核心内容是：“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事实也的确如此：上海的过去，曾经反映出中华民族在屈辱中奋起的斗争精神；上海的今天，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一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