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审计优良传统作风与精神系列访谈把路趟出来再难再累也能承受——

——记1984年辽宁财政试点审计

□ 王旭班

中国国家财政审计，开端于一次试点——1984年辽宁财政试点审计。这是一次重要的审计，起步奠基，载入史册；这是一次艰难的审计，苦辣酸甜，令人难忘。

试点对象，艰难的选择

1983年9月，审计署成立大会期间，召开了全国审计局长座谈会，会议确定：财政收支，必须审计，起步探索，先抓试点。每个省至少先抓两个试点单位。审计署则先试审一个省。

审计署的财政试点工作正式开始已是1984年8月。酝酿、筹备时间用了将近一年。财政审计涉及范围广，难度大，不能不慎重，必须尽可能准备充分。

组织试审，首先要选试点单位。而这第一个环节就成了难题：选谁做试点单位？谁都不愿意揽这个角色，都怕被查出问题不好交待，都觉得“不查别人只查自己”不大公平。

经过多方做工作，最终选择了辽宁省作为试审对象。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其一，辽宁是个大省，财政上缴比例比较大；其二，辽宁省审计工作基础比较好；其三，也有人头上比较熟悉的因素。

当时的辽宁省审计局长是位老同志，是从省财政厅调过来的，审计局财政处长是从财政厅预算处调过来的，审计署试审组就通过他们给财政厅做说服工作，又通过财政部的同志帮忙协调。审计署承担这项试点任务的负责同志，原来也在财政部工作，跟省财政厅的厅长、预算处长熟识多年，恳请对方看在老朋友面子上，配合一下。但好说歹说，省财政厅就是不肯，想方设法推辞。

后来，双方商定了条件：只是摸摸路子，对查出的问题不报告不处理。其实当时试审组的初衷也确实如此，就是摸索规律，探索方法，看看财政审计如何入手、怎样的工作程序。

得到这个承诺，辽宁省财政厅才勉强答应了。财政审计第一个试点对象，总算落定。

摸着石头过河

为确保这次试审的工作质量，试审组做了精心筹备——

制定规则，明确试审任务；

配备干部，明确组织分工；

专项培训，明确技术要求；

……

试审组由15人组成。其中署机关4人：审计署财政金融局局长张燕生，以及王道成、秦萌、高占军，张燕生、王道成担任正、副组长；还有11个人是从北京、黑龙江、江苏、四川、云南、陕西六个省市临时抽调而来。

组内进行了明确分工，分成了总预算组、工业组、商贸组。各小组既分工，又合作。大家一起讨论研究，印制了一整套审计方案——当然 ，是油印的，当时还没有电脑。

试审组进驻辽宁省财政厅。按照程序首先跟财政厅几位领导见面，就审计一些想法和工作方案进行了沟通。然后就正式开展工作了。

一上手，各种困难就接踵而至。财政审计，对当时每个人来说都是开天辟地头一遭，虽然制定了方案、培训了方法，但具体操作起来，情况千变万化，不时遇到新问题。到底该从何入手，不清楚，摸着石头过河。

试审组白天了解情况，晚上回来分析，寻找切入点，琢磨从哪一个问题入手，然后再具体分工，哪个人做什么 ，哪个事怎么办，干完一天晚上就碰头，研究第二天怎么做。就这样，试审一点一点摸索着进行。

首先要核实收支，这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由于当时的审计工作不太被理解，特别是财政部门从来没有接受过监督，要去查账、核对，难度很大。核实当中涉及方方面面，尤其涉及财政厅以外的单位，如到银行、金库核对数据，对方不支持，要么说为客户保密，要么说你没有法律依据，无权接触资料。

试审组只好多方做工作，通过省审计局老领导和财政厅的老领导，设法疏通、承诺，才得到一些数据。“那时候我们不是去监督，是去求人，求人家给你支持。不要说审计执法权威性，那时候我们进到人家那儿都是小声小气，不敢坐不敢站。比如说给我们一些资料，我们就得用笔抄，人家在那儿看着。说给我们复印一份吧，不行。非常难。特别是发现了问题，要核实取证更难。因为核实取证要向财政厅有关的处室去核实。他们有些是资料不全，过去财政透明度不高，处室之间都是互不沟通的。有些情况人家不提供，说没有这个，其实都有的。比如说预算编制，肯定都有根据，给哪个单位多少钱，你肯定有依据，我们在财政都待过，说没有，怎么可能！”

直到现在，王道成回忆起当年的经历，依然有几分无奈，但更多的却是一份坚定，“从当时来讲，工作的难度，外部的难度，我们还没感觉到特别不可接受，因为我们有这个思想准备。当时的基本目标就是只要能试点，能趟路子，什么都好说。这个思路就是把局面打开，实际就是一种创业。把路趟出来，再难再累我们也能承受。哪怕对方再不支持我们工作，也要把事业开创出来，当时有这个精神在支撑着我们。”

“大车店”里的苦与乐

大车店，是早年存在于东北民间的一种简陋旅舍，主要为赶路的马车夫们提供简单食宿服务，费用低廉。目前其早已绝迹，仅“大车店”一词尚存，成了“简陋廉价”的象征。

辽宁财政试审组最初进点的时候，省财政厅安排住在军区招待所。试审组觉得那里条件有些偏高，想换个条件低一些的，于是第二天就搬了，搬到一个叫“东北招待所”的地方。

“那完全就像一个大车店。”秦萌笑着回忆，“我们房间四个床位，住着三个审计组的成员，还住着一个来沈阳看病的客人。混住在一起。卫生间也是公用的。”

吃饭是大食堂，晚了就没饭吃。组员们每天回来都要碰头，要么回来晚了，要么讨论起来忘了看表，就吃不上饭了，只能到街上随便吃点，或者随便对付一下。

“大车店”旁边有个卖生啤酒、冷面的地方，每当错过饭点，王道成经常花一两毛钱在那儿买碗生啤、弄碗冷面应付一下。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到12点以后，半夜饿了也弄点生啤胡乱灌进肚里，又提神又解渴，还能撑肚子消除饥饿感。但不知从哪天起，他再也不能沾酒了，不止是生啤，什么酒都不能沾，沾点酒就拉肚子。这个毛病，一直留到现在。

“大车店”里没有办公的条件，开会就坐在床上，写字就趴在床上。试审组一名老同志戴着老花镜趴在床上写字划表，这场面让组员们至今难忘。

条件很艰苦，但组员们倒是很充实。“要说那个时候苦，其实也挺乐呵，因为我们感觉每天都在发现问题，都有收获。审计有这个特点，找到问题，就觉得有成果、有成就感！”王道成说。

那时虽然还没有“八不准”审计纪律，但“自律”二字之于审计，是与生俱来、不可分割的。

审计结束后，辽宁省一位副省长要请大家吃顿饭，组长张燕生毫不犹豫谢绝了。“我就觉得（这）是我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做审计工作，就不能接受人家吃请。”他曾这样回忆。

交换意见，火药味十足

一个多月紧张的试审工作结束了。尽管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但试审组还是取得了不少成果。辽宁是财政上缴大省，所以试审组重点查的是财政收入方面，发现了6类问题，共计5.4亿资金。

双方交换意见阶段,试审组把查到的问题提出来，说得也非常委婉，比如说建设银行拨款改贷款，还回来的贷款应该上交财政，中间还要给中央上交一部分，但审计中没看到账目，没看到上交记录，恐怕不大合适。没想到对方一听立马就跳起来了，反应非常激烈。

他们当场反驳，这类问题，是普遍的，谁都这样，拿我试点揪住我了，你查谁账谁都有！再一个，你们承诺不揭露问题，不揭不报，今天怎么还这样！

财政厅一位重要的领导当场离席而去，场面气氛非常尴尬。后来省审计厅的领导只好再次出面规劝：“既然审计了、发现问题了，总是要给咱财政厅提出来的。依法审计，依法定性，处理时我们会充分考虑实际情况，试审嘛可以不处理，但是不能不说，这是审计必经的一个过程。”

这次交换意见，给大家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很多年以后，大家还曾谈论起此事。在纪念审计署成立20周年的视频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此次审计的对话。

高占军：“当时交换意见以后，因为他们不理解审计，所以提出了很多反驳意见。交换意见双方可能火气都比较暴躁一些，我听说跟这个财政厅长拍桌子了。”

张燕生：“拍桌子，这个没有。王道成同志可以作证。”

王道成：“拍桌子倒是没有。但是厅长讲话激动，拍着桌子讲话，这种动作还是有的。当时气氛相当的僵。”

各人说法不一。究竟拍没拍桌子，也许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双方意见不合，不欢而散。

省财政厅领导愤然离场，交换意见进入僵局。最后试审组只好向对方表示：审计意见财政厅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还可以提意见。对方既不表态，也不签署意见。无奈之下，试审组只好带着审计报告回京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回到署里，大家都很犯难，一直不知怎么处理这件事。组长张燕生左想右想，越想越不是滋味：有情况就得报，就得发挥作用，要不然审计花这么大成本，还有什么意义？

随即，他给田纪云副***写了份材料，反映审计发现的问题。***领导得知情况后，要求解决处理有关问题。这一处理，特别是“拨改贷”上交的还款，高达几亿元，按当时的规定，可能要交一两亿元。

这事由审计署提出、***督办。但被审计单位不高兴了。辽宁省财政厅长来京办事，正巧被多年老朋友王道成碰到，王道成热情相迎，对方根本没理，擦身而过。

厅长之所以这么恼火，是因为受到了省政府的批评，“你们当什么典型不好，干嘛去当试审典型！”

对试点单位的负面情绪，王道成等同志都很同情，毕竟人家是做了试点，毕竟只审他没审别人，其他没审到的单位或许有更严重的问题存在。

不少传言，诸如“审计署的人太不够朋友”之类，传入耳中，也挺难受。但听得多了，也就不太在意了，“干审计就不要怕得罪人。”大家不约而同地说。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辽宁财政审计试点，收获颇丰，达到了起步探路的目的。后来的财政审计基本上是在此经验基础上不断完善提高。其归纳出的“听、问、看、查、议”“核、比、阅、析、抽”等操作方法，成了重要的审计手段；其总结出的“真实性、合规性、政策性、效益性”四大原则，至今仍是财政审计的重要方针。

三十几年来，财政审计日益发展，作为国家审计的龙头，在健全和完善政府审计监督机制，推进审计工作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乃至促进国家良治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