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创云冈学云冈人持之以恒

展示云冈石窟百年研究史的院史馆。

从上世纪初日本学者发端,到中国学者深化,“云冈学”逐渐兴盛。

据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介绍,云冈石窟的研究始于金代曹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继以清初朱彝尊《云冈石佛记》。上世纪初的云冈研究,以日本学者居多,大村西崖、塚本靖、关野贞、常盘大定、小野玄妙等,主要探讨云冈石窟的建筑特征和艺术源流。同时期的中国学者则重在解析云冈石窟历史与建筑,介绍邻邦的研究成果。1933年9月,梁思成等中国营造学社同仁考察云冈石窟,对北魏石窟建筑进行了测绘研究。1938年到1945年日本侵华期间,日本京都大学调查队强行对云冈石窟进行了7次调查,并于上世纪50年代出版16大本《云冈石窟》,代表了当时云冈石窟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194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宿白先生发现《金碑》,并于1956年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一文。此后陆续发表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金碑〉的发现与研究》《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等系列文章,从历史学与考古学角度,对云冈石窟的历史和艺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基本厘清了云冈石窟的历史沿革和分期脉络。上世纪70年代,宿白先生围绕云冈石窟的分期,与日本学者长广敏雄、水野清一展开论战并取得全面性胜利,中国学者开始扛起云冈研究的大旗。

2006年,张焯担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后,求贤若渴,内选外聘,打造了一个云冈研究的核心团队。这个有理想、有情怀、有学养的知性集体十年如一日地追随云冈之学,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张焯所著《云冈石窟编年史》成为云冈石窟的第一部通史,王恒的专著《云冈石窟辞典》、赵昆雨的专著《云冈石窟佛教故事雕刻艺术》等,都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和敦煌学一样,云冈学也是一个多文化多学科的集合体,其中北魏文化为代表,起引领作用,结合了音乐、舞蹈、佛教、建筑、历史、考古、美术、民俗等多方面内容,实际上它是一个北魏文化的总体学问,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学问。”张焯说,近几年云冈石窟研究院不断加强云冈石窟历史、艺术、科学、社会、文化价值的研究和宣传,从史学、考古、艺术、佛教等角度,提出了许多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初步建立起“云冈学”科研体系,“云冈学”的脉络、骨架、肌肤、细胞、基因逐渐清晰。

2019年夏至,被“云冈人”称为“争气工程”的20卷本《云冈石窟全集》在历时七载编撰后出版问世。该《全集》全面超越了日本的16卷本《云冈石窟》,代表了国内“云冈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相较于日本学者的研究,《全集》的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深度更加入微,一系列全新的理论和发现,把云冈研究再次推上新的学术高峰,同时标志着“云冈学”正式确立。

据介绍,这套浩繁巨著用图12710张,收录造像59265尊,编号洞窟45个,是一套全面反映云冈石窟不同时期、不同洞窟、不同艺术风格与艺术特点的全集性图典,史诗般再现了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精华,实现了学术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成为迄今为止最完整、最权威的云冈石窟影像谱系资料。《全集》广泛吸收中外造像艺术精华,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成为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集大成者,集中展现了西来像法逐步中国化、世俗化的演进过程,堪称中华佛教艺术发展的里程碑。张焯说,该《全集》是对云冈石窟艺术成就的一次集中展示,凝聚了“云冈人”多年的梦想,既是历史对“云冈人”的一种期许,也是大同文化的一座丰碑。

“******视察云冈石窟时的***为云冈石窟保护研究指明了方向。”对于接下来的工作,张焯表示,研究院将构建“云冈学”基本框架,明确研究定位与研究领域,确定研究方向,细化学科分类,设定具体课题。张焯说,让“云冈学”向纵深发展并发扬光大,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作为“云冈学”研究的主体,研究院将继续发扬埋头苦干、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深入解析云冈石窟艺术的多元文化内涵,探索其渊源,挖掘其精髓,将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