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乐居诗话

一

　　如果你对某人说，他不合适做举重运动员或体操运动员，他多不会不满。但你若说他不宜写诗或不合适做诗人，他会火爆三丈！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写诗似乎不需要特殊才能，人人皆可做诗人。要不当今为何写诗的比读诗的人还多！如果写诗是为了自娱自乐、附庸风雅，那任君所好；如果自视甚高，以成为“诗人”炫耀的话，那该审视自己是否有写诗的特殊才能了。其实能写小说、戏剧的不一定写得一手好诗；能写诗的也不一定能写好小说、戏剧……通才少见。清代黄宗羲说得中肯：“诗也者，联属天地万物，而畅吾之精神意志者也。俗人率抄贩模拟，与天地万物不相关涉，岂可为诗。”（《陆鉁俟诗序》）

二

　　在那个革文化命的“文化***”的年代，鄙人调到广州郊区（现白云区）***思想宣传站（后成立文化局）任文艺刊物编辑。面对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谁敢说“文学创作、诗歌创作需要特殊才能”？天津作家吴雁（即王昌定）在《新港》文学杂志1959年第8期发表《创作，需要才能》引发轩然***！《文汇报》自1959年8月22日起，连续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批判吴文。此事记忆犹新，见过鬼谁不怕黑？鄙人在选稿时面临两难：既别因不用某些农民来稿而被扣上“打击贫下中农”的帽子，又要坚持创作规律。于是，鄙人自定：对于初期来稿的农村作者，尽量为其选一修改刊出；对于后来的来稿，选有基础的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在他自己修改的基础上为其润色后刊出；对于再后的来稿，则只提出意见让他自己修改，修改不好的就不刊用了。经过三个回合，有潜质的作者自会浮现，一般不会埋没天才。对于谈得来的作者，若写作的潜力不佳，鄙人甚至直言希望他另择爱好，别在一棵树上吊死。后来那些作者也事业有成，感谢鄙人当年好言相劝。看来说真话难，说写诗（包括其他文学创作）需要特殊的才能更难。但说真话才不误人子弟，因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违背客观的规律。

三

　　***有一句名言：“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致臧克家等》）于是，不少人热衷旧诗（古体诗）的改革。有的亮出“新古体诗”，有的不提名目，只提改革主张。如马凯认为要“求正容变”（《怎样用韵》，中华书局2012年9月第1版，第 1 页）。不管何种主张，都是另创新体诗。但很遗憾，至今收效甚微。原因何在？鄙人认为：一、旧体诗是诗（内分多种）、词、曲的总称。现“今古体诗”仅对部分律诗作了放宽格律的处理，但还要戴上“古体”的帽子，这显得不伦不类。要不干脆称“今体律诗”更贴切。二、缺乏较完整的理论主张——现对“今体”的格律设计还是破碎的。三、缺乏公认的“今体”代表作支持其理论。由此可见，目前的诗体，不妨三分天下：严格的旧体诗词、新格律体（但千万别再称“新古体”之类）、新诗（广义的自由诗）。旧体诗是历史的产物，让它成为货真价实的文化遗产好了。有志者要继承，就老老实实地写。实在无能为力者，不妨写“新格律体”或新诗。马褂、西装各不相同，一改变，成了中山装！

四

　　散曲，是旧体诗的一种。散曲有曲谱。曲谱用典型的某曲调曲文为例，分列出不同格的曲字、衬字、声调、韵脚等。清代允禄奉敕编纂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录南北曲牌2094个，变体2372个；北套曲185套，南北合套36套。曲与词不同的是有“自度曲”：自己制腔，自己撰词或只根据散曲的规律自度作词者。如南宋姜夔《扬州慢》。赵朴初的自度曲《某公三哭》（1965年2月1日《人民日报》。收入赵朴初《片石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3月第1版，第129 ～ 134页），堪称杰作。它被***看中，批示：“很好。同意明天见报。送姚溱同志（按：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办理。”（***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第324页）该曲不仅深刻讽刺了赫鲁晓夫、肯尼迪和尼赫鲁，紧密配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而且在曲的创新上有示范意义。它有曲的韵律美，语言流畅自然。当下追求“今体诗”的诗友，从中是可以得到启示的。“今体”就是“今体”，“自度”就是“自度”。它虽然有血缘关系，但已属新体了。“自度”无论从形式与内容，从格律与语言都要创新。仅仅拘泥于旧形式局部改造是无济于事的。

五

　　中国新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段诗体改革热潮。何其芳、卞之琳等在现代格律诗理论上有所建树。何其芳甚至设计了新格律诗体（参见何其芳《关于写诗和读诗》，作家出版社 1956年11月第1版）。可惜的是卞、何虽然都是大诗人，但他俩都未有创作实践支持其理论。新诗体的革新能手是郭小川、贺敬之，尤以郭的成绩卓著。郭小川在《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4月第1版）等诗集中，移植了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体”，但过后不再写此体。或许他感到不加改造地引进外国诗体此路不通。郭小川转向中国古典诗词吸取养分铸造新诗体，顿时让读者感到耳目一新。这当中有《两都颂》、《甘蔗林——青纱帐》等赋体诗，也有《将军三部曲》等小令、长短句体。它又覆盖了政治抒情诗、一般抒情诗、长叙事诗等，丰富多彩。很可惜，郭小川不幸于1976年10月18日死于非命，时年57周岁，可谓英年早逝！中国诗坛从此失去了一位写诗的劳动模范、革新能手！此后三四十年，中国诗坛旗号林立，令人眼花缭乱，但缺少新诗改革的执著追求者和有启迪意义的可喜成果。新诗改革仿佛又回到原点，甚至倒退！你或许可以挑剔郭小川的追求，但我们应承认他对新诗的改革是有着强烈的自觉意识的。他不是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一切，而是吸收古今中外诗歌的有益养分丰富自己，并加以改造运用。他突破了何其芳单一新格律体的局限，不同的题材用不同的诗体。更难得的是，郭小川没有发表新诗改革的狂言，没有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他默默地耕耘，用实践代替空想，用作品说话。郭小川去世后，他的夫人杜惠多次寄赠新出版的郭小川遗作给我。今年9月2 日是郭小川诞辰95 周年，特写这一则诗话以作纪念。

(陈绍伟 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心涛小集》、《一个叛逆女性的心声—萧红传简析》、《台湾爱情诗赏析》、《徐志摩抒情诗赏析》、《拥抱辉煌的你》、《南中国开放世界大写真》、《着着领选之谜》、《陈绍伟自选集》、《初探台湾》、《寻找诗的星光》，编著《中国新诗集序跋选》、《人体模特儿的悲欢》、《情满山河——中国现代山水新诗选注》等作品。曾经获得“红棉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