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乡土情凝结为传承历史的文字

　　孔叔带着记者穿过叠滘潭头村的大街小巷，来到他藏在深巷中的家里。爬上三楼，右转就是书房。书房里一张书桌和后面的书柜，占了书房大半部分。桌面上，放着还在编写的《潭头村村志》，这是他参与编写的第四本村志了。

    据南海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以下简称“方志办”）不完全统计，目前南海有17部已经出版的村志，多集中在大沥盐步、狮山罗村以及桂城叠滘等村居。村志，作为一种非官方主导的记录基层行政单位历史文化的志书，正是由许多个像孔叔这样心系家乡的村民们撰写而成的。

    近日，记者走访了几位老人，倾听他们编写村志的故事。志书中、言语间一字一句都透露着他们对家乡的热爱。 

　　故事1

    《叠滘乡志》

    退休老人一份执著

    造就南海首部村志

    《叠滘乡志》是南海第一部村志。为了寻找南海村志的源头，记者来到了叠滘，寻找一位叫孔树的老人。

    下午3点半，记者见到了孔叔，眼前这位已经75岁的老人，虽然发根苍白，眉毛也有些发白，但是双眼炯炯有神。

    他是个爱研究历史的人，也是《叠滘乡志》的主要撰稿人。实际上，也是他最先动了写乡志的念头。1986年南海兴起的各行各业修志热潮影响到他所在的水利系统，于是，喜欢纪录叠滘史话、又在水利系统工作的孔叔顺理成章成为了撰写《南海县水利志》的一员。

    “那时候关于叠滘的记载很少，我从县到市再到省的档案室都去了。最后，还特地去北京呆了21天，天天到档案馆查找资料，看到适用的就手抄下来，当时发现叠滘的历史记载感觉如获珍宝。”讲到这一段时这位古稀老人两眼闪烁着光芒。

    从北京回来时，他也带回来了关于叠滘的5000多字的史料原文。

    写完水利志后，孔叔看着自己手抄的史料，觉得应该物尽其用。于是，他一有闲工夫，就去村子里找老人家聊天，记录他们的口述史。到1999年，原来的5000字材料已经变成了20万字。

    2003年，退休的孔叔看着20万字，“总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便找了村委会。“没想到大家都有这想法，一拍即合。”孔叔将章目拟好带给村委们看，得到了一致认可之后，他开始投入其中。

    那段时间，在叠滘村里的树荫下，总能够看到一个老人在听一堆老人家讲故事。“有时候大家各有各的说法，我就会回来查证史料，校对之后再记录下来。”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专职”写乡志了。

    写完4稿后，孔叔将乡志放到村居办公室，让村民们指出错误。第5稿，也就是《叠滘乡志》的终稿，51万字，终于在2004年出版。

　　故事2

    《茶基村志》

    村民踊跃捐资出力

    老中青三代齐参与

    《叠滘乡志》开启了南海修村志的先河，叠滘下属自然村茶基村在建村600周年的2014年，也成为了南海修村志的17条村中之一。

    2014年，建村600周年在即，茶基村村干部沛叔借此契机发起村志修订座谈会，全体老中青村民及在外从商的企业家纷纷出席，共同商讨村志修订事宜。

    “村民们都很高兴，大家一听说修村志都表示支持，当晚座谈会便募得修志经费9万多元。”沛叔回忆当时的情景激动地说。倡议书发出后，村民积极响应，为村志的编纂捐资出力，其中常年在美国从商的乡亲何东表现出极大热情，成为捐资最多的人。

    钱的问题算是解决了，随之而来的困难便是史料收集。由于茶基村已有600年历史，历史记载资料零碎且分散，很多资料都没有文字传承。

    “村里很多老人年近八十，对大半个世纪村里的发展都深有体会。”沛叔便想办法把村中的老人集合起来，一起回忆、讲述茶基村各阶段的发展历史。

    有《南海县水利志》及《叠滘乡志》编纂经验的孔叔成为了主要编撰人。他把自己收集的叠滘史料中与茶基村关的部分拿出来，然后，再一次坐下来听村人们讲历史。

    对于一些分歧，孔叔也只能以史料为准。有一次，村中有关于开村人异议。有何姓老人说原来住在“西园”内的何姓人，是从新会揽灶迁居而来的，比村人认为的华平何姓人还要早。“但是，因为没有任何史料能够作证，我们还是按照有史料为证的华平何姓人为开村人记载。”孔叔说，他将这个异议放在《茶基村志》后的杂记中，希望有真凭实据的各界人士能协助解开谜团。

    撰写过程中，孔叔也特别注意核查每个历史时间的准确性，他说，“这是为了尊重历史。”《茶基村志》定稿前曾3次易稿，村民全体商讨大会也开了10余次。除了捐资，在提供史料和校对上面，全村老中青三代也都参与其中，这让沛叔觉得很欣慰。

　　故事3

    《平地村志》

    心怀敬畏编就村志

    秉持公正重现史实

    “这是要写成一本书，要面世给人看的，自己的心总是会有点惊怕。”参与编修村志的黄汉威回忆起《平地村志》写毕时的心情，不提喜悦而谈不安。

    从2003年开始编修村志，由政区、党政群团到经济、文化、教育，再到各自然村的人文历史，几位老人座谈、走访1000多人次，收集口述资料约3万字、文字资料300多份，经历了三年多的时间，村志编写组终于写就《平地村志》。

    尽管村志圆满完成，但编写组仍然在前言中写道：“当电脑敲下最后一个字，我们心感隐隐不安，惟恐因漫长岁月和社会变迁不能尽录其中，而留下一丝一毫的遗憾。”这一句话，道出了村志编写组的老人们对这项工作、这段历史的敬畏与谦卑。

    “我们毕竟文化水平有限，而且以前从未写过，处理资料起来就像用木板箍桶一样，一块一块地箍起来。”面对着纷繁复杂的原始材料，另一位参与编志的老人陈益春认为，整个过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学一边写。

    但是，他们对自己笔下所记所述，都秉持一种公正的态度，用陈益春的话来说，就是“找不到资料不能硬安下去”，而黄汉威则说“我们要作为第三者去写，不能站在这个村的观点去写，不能用‘我’的角度。”

    正是他们这种态度，使已经消失的“学正村”在字里行间得以保留。原来，如今的平地东约村，在解放前是学正村的一部分，“经过土地改革……人口较多的东约农民，成为农业的主流……学正村之名便在新的行政区域版图内消失，被东约村取代。”

    秉持着这种公正对待历史的态度，编写组在第十章“自然村”第七节“东约村”的目录下，花了大篇笔墨记述了学正村的历史以及其业已消失的古建筑，又将建国后学正村如何变为东约村如实地记录下来。

    黄汉威认为，历史不能割断，学正村在解放前是一条大村，应当把它写出来，不然连学正村的名字也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消失。“我们要承认历史，或许东约人现在看到会不开心，但不能就此抹杀学正七百多年的历史。” 

　　相关阅读

    南海撤市建区

    修志热潮兴起

    2002年，南海撤市建区，方志办萌生了第二次修志的想法。这种想法付诸实践之后引发的修志热潮，让南海地方志多了一个新的分类，即村志。

    南海撤市建区，方志办希望能够将南海原本的18个镇载入史册，留下一些史料。他们最先主持修镇志。

    从修镇志开始，南海开始掀起了一股修志热潮。闻风而动的南海52个政府部门和行业，也开始加入修志行列。修镇志期间，各个镇曾经组织专门的人去村里收集史料。整理后一些村民发现，这些史料完全可以写成自己的村志。

    当时，一群叠滘乡亲经常来方志办借资料，南海区档案局地方志科科长张莹和他们聊天才知道，叠滘已经在修村志了。听到叠滘乡亲这么一说，也让方志办有了新的想法。

　　村志以其原生态

    补充延伸地方志

    2004年，方志办出台相关的政策和出版规范，下发给各个镇街，将修村志的规范任务下放到镇方志办。根据出台的村志编修意见，村志编修应沿用“横分门类，纵述史实”“述而不论”“生不立传，善恶并书”等原则，同时对村志版式，目录体例给出指导意见。

    当时修村志的村民们并没有循规蹈矩地完全按照文本要求修志，方志办对于村志的灵活性也给予了相应的空间。因为方志办并没有直接主持修村志，有些村是修好之后才告知。方志办对于村志的要求，便变成了“修好之后拿过来存档”。

    方志办研究员魏建科对于村志的存在很是赞赏。他说：“村志所保持的一些乡土原生态、灵活性和趣味性，相对县志、镇志的严谨来说，有去行政化、去政治化的作用，是地方志的一种补充和延伸。”

    近期，方志办正在配合全省做一个自然村落的调查，希望能够发掘出南海自然村现存的历史文化古迹和传统，保护起来。张莹说，村志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一个村的记忆，有了村志，即使村落随时代变迁，这个村子的名字也已经载入史册。他们希望藉此发动各村落编写村志。

　　记者手记

    他们都是平民历史学家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自古以来，中国人便如此地重视历史的记录与保留，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能够耐得住寂寞，孜孜不倦地搜集资料，续一族之谱，写一地之史。

    南海的村志编纂正离不开这样一群劳心劳力的人，他们出于对本乡本土的人情风物的热爱，以退休之身、年迈之躯，不辞劳苦地走访本村人，到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把那些即将或已经被遗忘的掌故重新打捞起来，并使之脱胎于口述而凝聚于笔墨之中，令其长留青史。

    据方志办统计，南海有17部已经出版的村志，这在广东省内是罕见的。南海修志之风如此昌盛，记者认为这是斯文南海得以延续的证明。历史上自明清至今就曾有八个版本的《南海县志》，如此丰富的历史记载无形中也内化为南海人的文化情怀。当记者遍访南海各地村落，总能发现对本村历史如数家珍的老人，他们珍藏着本宗族谱，也会自己写日记、回忆录来记录自己平凡又不平凡的人生。

    在这群平民历史学家一点一滴的积累之中，村志的编修不仅保存了本土的历史记忆，而且还满足了老人们盼望记录本村历史的夙愿。正如盐步《联安村志》中“编者的话”所述一样：“如果在我们这一代给联安的历史记载留下的是一段空白的话，那是对子孙后代的不负责任——特别是在这个一日千里的时代。”

    但正因为这些村志的存在，那些旅居海外的同胞得以按图索骥追根溯源，也让一些时代的见证者读得泪流满面。

    在当今快速变化的社会，自然村落每日以数十条计地消失，嘉年华取代了各类民俗活动的地位，高楼大厦从残垣断瓦中拔地而起，昨日的村史尚且幸有一群劳心劳力的老人而得以保存，今日的村史会是怎样，明日的村志体例又会如何变化？

    “现在的人很现实，没有心思理会这些事情，到了他们不用再忧柴忧米，不用为儿女操心，才会对这些感兴趣。”参与编写《联安村志》的黄万浦和邵朗辉是这样认为的。

    或许我们依旧太年轻，尚不能体味这群年老的平民历史学家的旨趣与情怀，但他们为本乡历史传承所作的贡献，我们当由衷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