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立波故乡生活小说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周立波在1949年以前创作的《战场三记》、《暴风骤雨》等文学作品，已成为红色经典，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1949年建国后他在湖南益阳他的故乡深入生活创作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和20多篇短篇小说，是他一生创作的高峰，也是建国后17年农村题材小说的高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为重要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揭开了湖湘本土文学繁荣的崭新一页

　　清理2000余年湖湘文学发展线索，可以明显地发现分为三个段落。唐宋以前，湖湘文学以贬谪者文学为主。从战国末的屈原、贾谊，唐代的李白、杜甫、王昌龄、元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到宋代杨万里、辛弃疾，都是外来者、流寓者、贬谪者。《涉江》是屈原被放逐后进入湖湘的作品。《天问》据传是写于桃江县。李白在湖南半年时间写了33首诗。杜甫在湘度过了一生贫困潦倒的最后两年，写了99首诗，公元771年卒于平江。写于长沙江阁的《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一诗应该是他的绝笔诗。柳宗元谪居永州10年，刘禹锡在朗州（常德）10年，王昌龄在黔阳九年，他们都写下了大量优美的诗文。辛弃疾任潭州知府，组建长沙“飞虎军”，也留下了许多优美词章。恩格斯讲，悲愤出诗人。贬谪者总的心态是“悲愤”，其诗文充满悲愤之情。同时，贬谪者一般到了社会底层，接近民间生活，了解风情民俗，从民间文化中吸取了营养。真正的湖湘本土诗人应该是唐末五代的僧人齐己，《全唐诗》收了他的诗作800多首，在唐代几千名诗人中排在前几名。他的代表作是《早梅》：“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
　　元明清（1840年以前）为一个段略，湖湘文学没有什么新发展。新的文学样式如小说、戏剧，在湖湘鲜有出现。有人讲是“六百年的沉寂期”。中间虽有明代李东阳的茶陵诗派，但规模与影响并不大。究其原因，可能与湖湘理学“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也可能与市民文化不发达有关。
　　第三个段落是1840年以后，虽然20世纪初一批走出湖南的青年如沈从文、田汉、丁玲、周扬、周立波、叶紫、张天翼、蒋牧良、彭家煌、黎锦明、康濯、柯兰、萧三等，在文学创作、翻译与评论中崭露头角，成为著名的湘籍作家。然而，湖南本土近现代文学创作似乎并不景气。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湖南省委邀请在外地工作的四位湘籍作家周立波、康濯、蒋牧良、柯蓝回湘工作，担任文联、作协领导。这成为繁荣湖湘文学的重要之举。
　　周立波担任省文联主席后，创作了作品，培养了新人，形成了流派，留下了传统，开创了湖湘文学繁荣的崭新一页。他把“出作品、出新人”作为己任、一方面自己深入生活带头创作，另一方面大力培养新人。他一次调入五名有培养前途的文学青年到省作协。六十年代湖南形成茶子花流派，根据艾斐《中国当代文学流派论》一书统计，茶派知名度较高的作家有30余名。这为后来文学湘军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艾斐指出，周立波对湖南作家的深刻影响，对“茶子花派”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即：思想影响、作品影响和具体工作影响。这三个方面的影响，由于特定的主客观条件所致，是非周立波莫属的。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影响，不仅为茶子花派的形成与发展准备了充足条件，而且也确立了周立波的“旗手”地位。虽然，茶子花派没有组织，也没有宣言，甚至其成员并没有自觉的流派意识，但茶子花派是实际存在并长远地影响了湖湘文学，促进了湖湘本土文学的繁荣。周立波故乡生活小说为代表的茶子花文学流派也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进程。
　　有评论家认为，在湖湘文学史上，周立波与沈从文代表了两个传统。湖湘文化有两个高峰，一个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另一个是周敦颐开创的湖湘学派。楚文化孕育的是楚骚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精神。沈从文自称是承接屈原的“最后一个浪漫派”。从他的作品来看，既包含着古楚文化的神韵与风彩，又是现代的。湖湘学派倡导“文以载道”的文学精神。周立波以“文以载道”为价值取向，注重文学的时代使命感，强调为党的事业写作，以人道关怀关注农村，以农民为核心构造形象画廊。以他对湖湘土地的深情热爱，以他对时代、现实和生活、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注，以他提供的人物塑造的艺术经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传统。

　　开创了乡土小说的新主题、新风格

　　过去我们把周立波故乡生活小说归入农村题材小说一类，现在我们称之为乡土小说。这并非一般的提法的差别，而是涉及到作品文体特征与审美风格的不同，作家写作视角和美学观念的区别。农村题材小说是我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是从题材范畴上提出的，而且一般来说，农村题材小说是以农村阶级斗争为主题。而乡土小说不仅是一个题材范畴而且主要是一种美学范畴。乡土小说最本质的审美品格是“三画一彩”。所谓“三画”即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一彩”即地方色彩、地域色彩。美国小说家加兰说过，地方色彩就是差异。差异就是艺术作品的魅力、生命力。以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描写形成浓厚的地域色彩，使小说充满艺术魅力。这就是乡土小说的审美品格、文体特征，也是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区分的边界。
　　乡土小说以工业文明为背景，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下出现的文学现象。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最早是19世纪30年代出现在美国的“西部文学”，20世纪，在挪威、欧洲、拉丁美洲、俄罗斯，乡土小说都得到了发展。鲁迅是中国乡土小说的开山者。严家炎归纳中国现代文学小说有十大流派，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是“***”文学革命后最早形成的而且最有实绩的小说流派。他于三十年代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首次从“侨寓文学”的角度概括乡土小说的特征及其启蒙与乡愁主题。
　　与传统乡土小说启蒙主题、乡愁主题不同，周立波故乡生活小说的主题是赞美和歌颂新农村新人物新生活，在他笔下展现的是焕发青春的乡土，表现的是崭新的风采，鲜活的新人。小说呈现了一种全新的乡村叙事风格。他以方言俗语描写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使作品充满着浓郁的湖湘地域色彩，洋溢着原生态的诗意美，从而开创了乡土小说崭新的主题与风格。
　　周立波故乡生活小说里的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描写，在许多评论里已经作了太多的论述、但很多文章都是从写作技巧的角度来论述，而不是从乡土小说文体特征来论述。只有把故乡生活小说的洞庭湖地域色彩，地方色彩提到乡土小说审美品格与文体特征来认识，才能对周立波故乡生活小说的文学地位与价值作出充分估价。
　　周立波故乡生活小说的艺术价值，20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再次取得了共识。例如《文学评论》一篇论文说：“我也不同意长期以来盛行的将《创业史》作为十七年文学农村题材小说最高成就的观点，我认为，《山乡巨变》具有比《创业史》更高的艺术性，也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贺仲明：《真实的尺度--重评50年代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见《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建国后乡土小说创作最具有风俗画、风景画特色的长篇小说是《山乡巨变》”。“同样是反映在合作化道路的乡土小说，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之所以比《创业史》、《艳阳天》有审美深度，就在于周立波对风俗人情和风景画面的描绘，使他的乡土小说形成了一定的诗情画意。”（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
　　以上结论不是凭空而来，是从比较周立波、赵树理、柳青关于农业合作化题材的长篇小说得出的。赵树理与“山药蛋”派，长于风俗画而弱于风景画。《三里湾》中景物描写几乎消失。建国后赵向“问题小说”发展，使作品消失了独具特色的地方色彩。至于《创业史》，更是如一些评论家所指出，是乡土小说美学特征的失落，乡土小说“三画一彩”审美特征的告别。“如果说赵树理的小说对此有所忽视的话，那么柳青则是在庄严的主题情结笼罩下，有意排拒了这种看似装饰性很强的审美内容，以全部的笔墨倾情于人物的描写和对既定主题的阐发。”（丁帆）而周立波却自觉地探求民族形式与个人风格，在他的故乡生活小说中渗透着地域风光与风俗民情的描绘，从而弥补了小说主题外露和某些“左”的败笔，使之具有较深厚和久永的艺术内涵与魅力。从这一点上说，赵树理“显然已经落伍于周立波，更不用提柳青、浩然等人了。”（丁帆）
　　周立波故乡生活小说还有一大特色是方言俗语的娴熟运用。周立波把“农民方言”作为艺术形式的关键，作出了艰辛的努力，自如地运用以方言为基础的农民语言，使小说充满洞庭农村诗情画意、幽默情趣与艺术意境。相比构造小说结构而言、周立波更擅长于小说语言。

　　提供了以自觉的底层写作意识，真实地把握和反映农民历史命运的创作经验

　　--创作经验之一
　　周立波创作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与经验是，始终坚持底层写作，自觉做人民代言人。周立波说过，我是看破红尘了的，名呀，利呀，有什么意思，我不想当官，只想为人民写点东西，做他们的代言人（艾斐：《中国当代文学流派》第414页）。建国后，周立波自觉下沉到农民之中，走进农民日常生活，深入农民心理进程，感同身受，从而成为农民思想感情、理想愿望的代言人和呐喊者。
　　在《素材积累及其它》与《在大连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见《三周研究》第4期），周立波对深入生活有其经验之谈：“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群众中去（***语），不做旁观者、审视者、同情者，而是要做真实的代言人；要在深入生活中学习政策，提高认识能力，深刻认识矛盾，看出矛盾，准确反映内部矛盾；在创作过程中从实际生活出发，生活里实际有什么写什么，不要凭幻想，不要理想化，不要简单化，不要制造矛盾，不要去找些偶然性的东西。
　　如果说，周立波在延安创作《牛》等短篇小说时还有着某种“小资情调”，在东北创作《暴风骤雨》时更多的是以革命干部的身份与视角来描绘革命斗争的话，那么他在故乡深入生活时已经去掉了所谓的精英意识与干部意识，而是以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血缘之情消除、弥合了作家与写作对象之间的隔阂；以自觉的底层写作意识深入农民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站在基层农民群众立场上观察生活，真实准确而生动地反映农民心理活动与广阔的农村生活。

　　--创作经验之二
　　周立波故乡生活小说另一条重要经验是，真实地准确地深刻把握和反映农民历史命运的改变。
　　周立波的创作意图与叙事指向十分明确，就是反映和歌颂农业合作化。小说寄寓着作家对农村共同富裕的理想，弘扬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小说力图说明这样一个道理：***领导广大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在农村实现了“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的奋斗目标，但是，一家一户小农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与现代化格格不入，不可能让农民富裕。《山乡巨变》描写亭面糊、陈先晋等老一代农民对依靠个人致富不可能的回忆，亭面糊说“我也起过几回水”，但始终处于贫困，陈先晋回忆自己几代人“年年这样做，年年还是衣仅沾身，食才糊口”；小说还描写青年一代农民陈大春、盛淑君对共同富裕背景下新生活方式的憧憬。这些都体现了周立波关于农民要走共同富裕之路的深刻而正确的思考。
　　然而，正如评论界所指出，《山乡巨变》并未将小说的“政治性”仅仅理解为配合当前工作，反映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作品中存在一个“双声话语结构”：在显形的农村合作化话语结构下隐藏着一个民间话语结构。一种声音是政治话语，另一种声音是农民话语。《山乡巨变》是从写邓秀梅下乡推进合作化开始，作品描写了一个又一个会议。有人统计，《山乡巨变》正篇26章，15章写会议，描写了20个会议场景。这些会议言说的是上级的声音、是合作化的主流话语，反映了当年农村合作化运动的进程。但是《山乡巨变》又深刻地反映了农民的真实思想，真实地反映了农民思想感情的变化与历史命运的改变，写出了老一代农民的犹豫、彷徨和进步的过程，年轻一代农民的幼稚和成长过程。第一章入乡，邓秀梅路遇亭面糊的一番对话，写出农民的发家致富愿望。第十五章，通过陈先晋 “恋土”的描写，更加深刻地写出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世世代代的发财愿望。作家不仅没有简单地否定这种发家愿望，而且充满同情与理解。第十八章，《山里》写陈大春与盛淑君自由恋爱，第二十五章《捉怪》写盛佳秀对刘雨生的爱慕与对婚姻自主的追求，作家更是倾注了感情。这一系列叙事，紧紧抓住农民日常生活，追求农民心理和精神的日常性，小说的许多情节、细节简直就是农村农民日常生活的照搬与直接征用，使作品有一种来自真实的力量。这种双声话语结构体现了作家作为下派干部与回乡游子、政治家与文艺家、理性精神与文化情感的分裂、冲突与最终达到融合，终于给“三画一彩”的乡土文学形态、给民间话语，给日常生活，留出了很大空间。正因为这样，这些反映当年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今天仍然有较大可读性与思想艺术价值，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尤为可贵的是，周立波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忠实于自己的观察，忠实于农村生活，忠实于农民思想感情，对主流政治话语有所思考、有所否定，对农民在“入社”问题上的复杂思想与内心痛苦作了较为真实的描写和给予了一定的理解。周立波不同于鲁迅指出的“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是空虚的布施”，他不仅充分发掘和展示农民的人性美，而且体现一种对农民的人文关怀，为农民的恋土、农民的致富愿望、农民的爱情生活提供说法。这正是《山乡巨变》等故乡生活小说闪光之处。

　　--创作经验之三
　　周立波故乡生活小说最成功之处是塑造了一批温和而无私的农村基层领导者形象，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创作经验。
　　这些温和而大公无私的基层领导者中，一个重要人物是乡党支部书记兼农会主席李月辉。他像个“婆婆子”，做工作总是“将心比心”，善于把“全乡的人，无论大人和小孩，男的和女的”都团结在乡政府周围。这是五十年代难得的推行“和谐”，不搞斗争哲学的基层干部。还有农业社社长刘雨生一心为公，为办社、为社里工作一天忙到黑，以致妻子拖后腿最后离婚，与再婚妻子盛佳秀举行婚礼的晚上还离开新房去察看社里谷草。县里来的工作组长邓秀梅，今天的评论者称之为“乖宝宝”、“党代表”，她以密切联系群众的细腻的工作作风赢得村民的喜爱。这些形象身上寄寓着作家对合作化运动中“左”的作法的思考、否定与反对。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由谁来掌握和怎样运用基层公共权力。这是建设文明、和谐新农村的基础与关键。《山乡巨变》以温和的无私的基层领导者形象，为我们今天创作反映新农村建设的作品提供了榜样与经验。
　　今天来读周立波故乡生活小说，不仅有对小说中地方色彩、风俗民情的审美欣赏，而且能引发对新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回顾和今天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思考。从文学创作角度来说，更是为我们提供了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深入生活，把握农民历史命运，塑造农村新人形象的创作经验。
　　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无疑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充满矛盾和生机的历史进程。当前新农村建设文学创作方兴未艾。许多省、市召开了“力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学创作”的会议，专家、作家们提出了许多好见解。如评论家贺绍俊在广东会议上提出“倡导批判现实主义的当代性”。中国的乡村已前所未有的打破了以往的相对封闭状态，旧的制度与价值体系已打破，新的还未完全建立，我们的乡村正面临着转型阶段。在城镇化过程中面临保护资源与环境问题，在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维护农民权益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提高农民素质问题。整个农村还面临克服物质精神双重贫困问题。我们要认真学习周立波真实地反映农村现实、发现和塑造农村新人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创作经验，创作出具有“令人信服的真、令人感动的善、令人欣悦的美”的好作品，以无愧于我们的时代。（周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