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访徐汇区委书记莫负春

　　记者：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对于基层来说意义在哪里？

　　莫负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也在基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基层依法治理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在国家法制统一前提下，探索推进基层依法治理，不断提升城区法治化水平。

　　【依法执政】

　　群众工作也要法治化

　　记者：如何理解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

　　莫负春：确实，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变化，党的执政方式也需要不断改进。当前社会结构分化，人员流动速度加快，利益诉求差异加大，社会形态总体呈现为陌生人社会，传统熟人社会的治理方式和计划经济下单位人的治理模式难以为继，以普遍性、规范性为特征的依法治理成为必然选择。对于地方党委来说，关键要按照******提出的四个善于要求，努力以法治方式和民主协商方式，把党的主张依法落实到治国理政全过程各方面。

　　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党委怎么来依法决策。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比如探索建立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凡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另外，党委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要同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统一起来。我们推进全委会改革，实行重点工作和重点制度向全委会专题报告和专题审议制度，建立了区委书记、区长、区委副书记与区人大、区政协领导沟通协商例会制度，扩大决策前的民主协商。

　　记者：也就是说，党委要以法治方式开展工作？

　　莫负春：以法治的方式开展工作至关重要。比如做群众工作，以往党组织习惯了依靠政治影响和组织力量，新形势下还要靠法治的方法，靠法治所具有的普遍适用性和规范性。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大家都下基层听意见，那么这些举动有法律法规依据吗？我们去翻找，发现《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人大代表法》、《政协章程》等法律规章中，都明确规定了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他们意见的义务，公务员就更不用说了。很明显，这不仅是党的号召和要求，更是法律的要求。于是，我们制定了党的群众工作制度化的实施意见，把运动式下基层还原为法律的义务，通过组团式服务把党的群众工作和各方依法履职结合起来，其规范性和有效性就有了保障。

　　【依法行政】

　　确保权力在法治轨道运行

　　记者：确保政府依法行政，当前重点是什么？

　　莫负春：首先是依法确权，就是要搞清楚权力的边界在哪里。现在区政府职能部门和各街镇都在对权责进行清理，编织权力清单，向社会公示。有了权力清单，还要有清单的执行评估制度，对行政乱作为、不作为、慢作为要依法追究，确保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法定时限按时为，要以权力的规制，激发市场动力，释放社会活力。

　　其次是依法治权。根据问题导向，以事论事、以事论制、以事论责。要从以往管理存在的问题中，有针对性地找到解决方案，建立制度，并确定相关部门的职责。比如，政府性投资项目实行代建制。以往建管合一，可能出现因不懂建设导致工程项目不合格、甚至出现权力寻租等问题，现在我们规定，对投资额100万元及以上的政府投资基建工程，全部实行代建制，通过引入专业化、社会化代建单位，既杜绝寻租的机会，也提高建管水平和工作效率。

　　最后是依法督权。发挥人大依法决策、依法监督职能。徐汇区制定了相关办法，区政府重大事项及重大决策出台前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按照审议决定、审议、听取专项报告、备案审查和备案5个层次细化报告制度。

　　【依法治理】

　　发挥软法之治作用

　　记者：基层社会治理中，法治如何体现？

　　莫负春：基层依法治理，说到底，就是如何依法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的问题。面对各种社会矛盾时，我们要始终坚持法律底线，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努力实现群众的利益诉求。徐汇实施了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并对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做到三个穷尽，即穷尽法律规定的程序，穷尽方案优化的可能，穷尽群众工作的努力。

　　守住法律底线，还要重视司法裁判和居中调解的作用，坚持司法审判对于矛盾纠纷处理的终局性，发挥第三方在社会调解中的独立性、专业性作用。比如，徐汇区域内医院多，医患矛盾也多。我们成立了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取得了显著效果。

　　记者：居民在基层依法治理中能做些什么？

　　莫负春：社区要有软法之治。基层社会治理中，会遇到居民间小矛盾、相邻纠纷，像停车、养狗等问题，硬性的法律规定不太适用。这时要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社团章程等社会规范的作用，这类规范在法学界被称为软法，能弥补硬法治理的缺陷，丰富法治实践的内涵。像江南新村《船长俱乐部管理制度》、梅陇三村《绿主妇议事会章程》等就是很好的例子。当然，自治共治的前提必须是在法律框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