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凳甘坐十年冷记为古文字诂林默默付出的专家编辑

　　上海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组长、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平生有一个夙愿：编一本资料完备的古文字工具书。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早年一直认为：“读书先识字”、“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元化先生十分赞同这个说法，尤其是当时还在作为工具书用的《说文解字诂林》是丁福保先生70年前编写的，而这70年来的所收集的资料只能“有家不得归”，十分可惜。1991年，经王元化先生倡议，《古文字诂林》作为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立项，委托华东师范大学承担编纂工作。
　　接项目：“持久战”准备，“穷举式”搜集
　　《古文字诂林》的主编李圃接手这个项目后，当时就考虑到这项工作的庞杂与繁重，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他在华东师范大学里挑选了二十位30岁到40岁的年轻骨干教师作为编委。第一项工作就是要补充收集现有的资料。编委会采用了“穷举式”的搜集方法，兵分多路。北上北京、南下广州，东据上海，西至成都，加上天津、南京、武汉等，他们把全国各大城市的图书馆、博物馆、大学都跑了个遍。收集的资料种类更是从印刷文本到手写本，从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到民间的私人收藏。既有取自文字学专著的，又有采于论文集及报纸、杂志上的单篇论文的；从时间跨度上来说，既有近两千年前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南宋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又有清代、民国直至今天学者的著述。
　　到广州的小组在收集资料时遇上了暴雨，因为当时的复印机还不像今天这样“遍地开花”，在图书馆、大学借出的书只能到外面的指定单位复印，结果带队的组长抱着书冒着大雨一路跑去复印，连鞋子都跑掉了。编委会整整花了4年半时间转战大江南北，收集回了一百多箱资料。之后又花了一年半时间找到了具有足够技术力量的电脑排版公司、攻克下了古文字字形无法用电脑进行排版的难题。
　　围桌子：从夏转到冬，自冬转回夏
　　一万多个字头的资料加起来可以堆到天花板，编委会必须将原始资料全部复印后再按照字头重新一一分类装袋。他们就在一个大房间中间摆上一张大桌子，把资料堆在上面，然后一张张地看、一张张地分。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琐碎但又不能有丝毫马虎的工作，只要有一个字头的资料被装到了其他袋子里，以后这个字头的编纂工作即使完成了也得推翻重来。
　　编委加上资料员、研究生们就在这个房间里围着桌子一圈圈地转，“消灭”一堆又一堆的材料。李圃回忆说，有一年夏天，上海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有一天气温高达39.4℃，房间里没有空调，电扇的风也只能开到最小档，以免风把桌上的资料吹散了。这些年轻的古文字工作者对这项事业的热情却比酷暑的炎炎热浪还要热，尽管挥汗如雨，却没有一个人有一句怨言。他们就这样在桌子边转啊转，从夏天转到冬天，再从冬天转回夏天，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把全部资料整理完成。
　　王元化：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
　　令人感动的是，年过古稀的王元化先生自始至终都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对编纂工作进行着具体指导。在李圃起草好全书的编纂大纲后，王先生亲自字斟句酌地修改。大家就修改意见再讨论，集体修改后再交给王先生审定。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改到第五次，王先生觉得自己没什么可改的了，又提出请别的专家再看看。先生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来自于他内心对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份责任感。当编纂工作遇到资金短缺的难题时，王先生愁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这时由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牵头，让编委组与几家出版社碰头，最后上海教育出版社抛来了“绣球”，出资出力才让这项文化工程没有前功尽弃。
　　出精品：一册八校次，板凳坐十年
　　上海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包南麟介绍，在接受了这部书的出版任务后，出版社专门挑选骨干力量成立了编辑小组和校对小组，在距离电脑排版公司很近的胶州路上配备了一套三室一厅。因为资料太多，每个房间里都堆满了纸箱子。年轻的责编夏俊说：“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又多又难，特别容易出错，平时出版一般只要三个校次的审读和校对，这部书的每一册都经过了八个校次。需要静下心来做，我们常常忙得连讲句闲话的心情和时间都没有。套用一句话，我们当时真是目不窥园、足不出户。”
　　板凳甘坐十年冷，这些默默付出心血与汗水的专家、编委、编辑们甘于寂寞，历经十四个寒暑，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编纂出版工作。他们的一切付出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古文字诂林》成为贯通古今的古文字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将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