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兴市上海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主战略与生命线

　　科教兴市是上海进步的灵魂，是推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略，市委八届四次全会通过《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行动纲要》，把科教兴市与这座城市的今天、明天紧紧地连在一起。这是“华山一条路”，又是千军万马必须一起要走的路，谁来担当“闯关主力”？企业，应是推动“科教兴市”最活跃的主体。正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主体”角色，本土企业纷纷成立“中央研究院”，无疑就是明证之一。与他们对话，我们更敏锐地感受到科教兴市的脉动。
　　

　　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快速通道
　　■黄仁伟吴雪明
　　“科教兴市”主战略将是上海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快速通道，要弥补上海“科”和“教”上的差距和不足，把科教资源和创新潜力切实转化为竞争优势和发展能力，并发挥其协同和转化效应，以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和“科教兴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是关乎上海发展全局的两个紧密相关的核心战略。分析把握上海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与“科教兴市”战略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有助于探寻实现“科教兴市”战略目标的政策通道。
　　现代化是动态的和世界性的。现代化过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次现代化指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第二次现代化指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过程。“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指向的是高标准的“第二次现代化”，它是第一次现代化的延续和发展，又要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以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应用为这轮现代化的发展动力。因此，上海经济发展需实现从以资本驱动为主到以技术、知识驱动为主的跨越；上海发展模式要从以“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转向“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通过知识、信息的生产和扩散极大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特别是精神和文化产品的提供。
　　根据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第二次现代化进程评价包括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生活质量（知识应用改进生活质量）、经济质量（知识应用改进经济质量）4大类指标。在世界现代化坐标上，中国现代化整体水平还处于第一次现代化的发展期；其中香港、澳门已进入第二次现代化的发展期，台湾、上海、北京、天津则处于从第一次现代化到第二次现代化的过渡期。上海的现代化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一次现代化指标及第二次现代化指标中的生活质量和经济质量指数，特别是人均GDP水平，这为上海第二次现代化水平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上海的现代化差距主要体现在第二次现代化水平上，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创新指数和知识传播指数，也即广义范畴上的“科”与“教”上。
　　上海在现代化指标比较中体现的科教劣势说明，上海正在大力实施的“科教兴市”主战略将是上海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快速通道。而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就是要弥补上海“科”和“教”上的差距和不足，把科教资源和创新潜力切实转化为竞争优势和发展能力，并发挥其协同和转化效应，以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上海通过几轮发展，已具备了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物质和社会条件，关键是要克服发展战略和政策上的惰性和依赖性，实现发展战略转型，为第二次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创造更好的平台和通道，特别要提高知识和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和效益，这是上海可能体现的优势。通过对上海现代化水平的定位和比较分析，我们对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的内涵可以有比较清晰的新的把握。
　　首先，“科教兴市”是城市核心发展战略，这是其基本内涵。“科教兴市”战略是指全面贯彻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和教育为本的战略思想，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不断增强城市的科教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城市的综合实力和内外竞争能力，把城市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的轨道上来，转移到不断提高市民科技文化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城市的全面振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其次，“科教兴市”战略是“科教兴国”战略的扩展和深化，这是国家战略内涵。城市是国家发展的基本单元，城市经济的发展是全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泵和牵引机，有条件的城市，通过“科教兴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国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推动国家整体现代化进程的必要选择。
　　第三，“科教兴市”战略应从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的本质要求上去把握，这是时代内涵。要形成新时代的全球要素优势，着力培育研发创新、知识信息、人力资源等核心要素，并与资本要素有机结合和高效组合，发挥综合优势。
　　第四，“科教兴市”既是手段又是目标，这是目标内涵。实施“科教兴市”战略是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手段，同时“科教兴市”又是上海实现结构性升级的战略转型目标。
　　最后，“科教兴市”要落实到一系列具体政策上，这是政策内涵。贯彻“科教兴市”战略的基本政策思路是，通过制度建设为其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基础条件，着力培育若干新兴核心要素市场，存量上实现规模效应，流量上保持畅通高效，并逐步形成以知识和创新为主导的新型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和升级，为上海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创造条件。
　　基本实现现代化和“科教兴市”战略的这种内在联系，决定了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应建立“一创四本四库四流”的政策框架。上海应努力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创新”中心；“科教兴市”战略的实施要围绕“四本”要素展开：知本―――知识资本，智本―――人力资本，资本―――物质资本，咨本―――R&D资本；要通过建立“四库”发挥存量规模效应：知识信息库、人力资源库、资金资本库和研发资源库；需保证“四流”畅通：信息流、人才流、资金流、技术流；要通过制度建设将存量与流量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建立和完善人才、风险投资、科技创新、政府职能转换以及社会保障等各项配套制度，扩大要素存量，疏通要素渠道，盘活要素市场。
　　（作者单位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

　　推进“科教兴市”：企业是最活跃的主体
　　●主持人：本报记者诸巍●嘉宾：张一钧（上海广电集团副总工程师）
　　主持人：对于很多人来说，企业“中央研究院”还是一个新事物，它们与老国企的科研处有什么区别，它们是否还负责一线产品的设计开发，它们能承担科教兴市主体的任务吗？
　　张一钧：“中央研究院”绝不是小修小补、小打小闹，它的目的是获取自主知识产权。自主知识产权是一个体系，要有几千项专利构成的“知识产权群”，否则如果光有一两个专利，人家要么避开你，要么用其他专利来压迫你，根本不能改变企业受制于人的局面，更不要说控制市场，赚取专利费用。我们建立“中央研究院”是面向三到五年之后的“下一代”市场，研究高端的、未来的技术，快速响应市场的设计研发并不属于“中央研究院”的业务范畴。
　　主持人：与跨国公司动辄上千万美元的科研投入、几百名科学家的科研团队相比，本土“中央研究院”是否具备了足够的实力？
　　张一钧：大家的发展阶段不同，投入自然会有差别，但是也应该看到发达国家的人力成本、运营成本的劣势，我们用有限的资金还是可以做好事的。《纲要》提出，到2010年，研究开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足以反映我们的决心。当然，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可以采用联合的方法，集中本土企业的力量，干成几件大事。比如，前不久推出的“EVD”影碟机，就是上广电和15家国内DVD主要生产厂家联手开发的结果，很有可能成为未来视像产品的国际新标准。我们采取了全新的方式，建立EVD联合研发体，组成股份公司，参加研发的单位均为股东，研究成果最后归股份公司所有。当然，这样的联合在现实中还太少，我们需要功能更有力的政府推动、行业协会组织，更重要的是企业自身要有积极性和主动性。
　　主持人：我们明确了企业是科教兴市的主体，如何理解企业和高校之间的关系，在探索建立“产学研联盟”的过程中，企业是否也应扮演主体的角色？
　　张一钧：上海有很多高校，科研力量也非常强，但是与企业之间的联系还有待加强。我觉得有些观念要改变，高校不可能理论研究、初期实验、产品试制，甚至成品生产全部自己包干，这其实有违于高等教育的初衷。高校不应成为一个“争利”的机构，它的研究可以更多地集中在基础领域，而技术领域的研究更多地以企业为主导。市科委提出，组建一批“以企业需求为出发点、以产业技术开发为主要任务”，由企业、研究所、大学和中介机构共同参与的“产学研联盟”，这个提法很好。这种转变需要政府、高校的观念转变，比如规定新立的科研项目都必须有企业参与，但企业不能坐等，更要主动走出去，吸引高校、研究所的参与。这样，就能从源头上解决科研成果转化难的问题，也能使一线企业最快速度地获得高校的支持，使企业作为科教兴市最活跃的主体发挥更大的能效。
　　主持人：您认为目前对于企业来说，获取自身技术进步，推动全市科教兴市，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张一钧：最主要还是人才的问题。应该说，经过这几年的梳理，我觉得人事体制上的障碍并不太多，人才流动还是有空间的，关键是能适应“企业式”科研开发要求的人才还是非常欠缺。一年多前，上广电就较早引进海外人才、国际专才，事实证明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水平的人才带给企业的不仅是纯粹的科研成果，更是氛围的改善、理念的提升。当然，从宏观角度讲，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大问题，我们急切盼望整体配套解决。
　　
　　开门办学有利于人才成长
　　□王学进
　　刚刚结束的中共上海市委八届四次全会通过了《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行动纲要》，陈良宇同志在会上发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推动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的动员令。
　　科教兴市离不了人才这第一资源。笔者注意到，在沪高校正大胆革新，不断探索，走一条开门办学的新路子，把培养既掌握理论知识又有实践能力的大学生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看待。据《解放日报》报道，在上海高校课堂上，企业老总、高级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已由过去的“挂名授课”转入正式授课了，诸如“毕业生就业工作促进会”、“教育发展理事会”等中介机构，已在上海高校挂牌工作。这些新机构有一个共同特点：把高校、企业、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联结在一起，为学校办学当“高参”。与此同时，高校还主动出击，在企业广泛建立实践基地，把课堂“搬”到企业中去。校企共建实践基地，促进学生实践活动更加规范，成为高校教育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大学生，无疑是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的一支生力军。如何让他们尽快融入社会，发挥所长，这是应该考虑的问题。尽快将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是科教兴市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下上海高校实施的开门办学策略，能有力配合这一全局性的战略部署。上海交大新近成立的微电子学院，邀请了IBM、英特尔、上海贝尔等20家著名IC企业为会员，组织起一家“IC俱乐部”。俱乐部将联合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的IC公司和半导体公司，推动学院与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使学生能紧跟国际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潮流。我相信，有针对性的学习，能使学生毕业后尽快在企业岗位上学以致用，脱颖而出。
　　科教兴市是一项关系全局的战略决策，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和摇篮，应根据这一战略需要，及时调整和增设能与生产和科技任务相匹配的学科。笔者希望在沪高校能把以上举措看作是对科教兴市战略的积极响应，把“开门办学”不断推向深入。

　　给农民工子女摆下课桌的深层意义
　　□石敬涛
　　上海市政府发言人日前透露，上海已经草拟了《关于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适龄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意见》规定农民工子女上学以流入地公办中小学为主，明确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享有的权利。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在上海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常住人口已有380多万，其中农民占85％。到去年末，上海外来人口中约有32万为应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少年儿童，其中绝大多数是进城务工就业农民的子女。科教兴市是一个引导上海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战略。而落实“科教兴市”战略，就要正视百万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教育的普及程度，与一座城市发展后劲、发展“高度”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教育普及程度，应该不仅仅是上海市拥有50余所的高等院校，不仅仅是上海高等人才“金字塔”的不断扩张，不仅仅保障城市孩子有学上、上好学。同时，也应该让在上海的外来人口子女能有学上，能上好学校，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经典的“木桶理论”认为，一个木桶能盛多少水，不是取决于木桶上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外来人口也是推动上海整个城市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32万子女很有可能成为城市发展的未来资源。这一群体接受教育的程度及其质量，同样也是科教兴市这一大主题之下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我们相信，《意见》的出台，将为“更多人”接受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教育提供政策保障，这也是对科教兴市战略的一种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