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朱瑞熙与宋史研究的故事

　　去年，《朱瑞熙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文集收集了朱瑞熙先生全部学术论文及论著数种，凡三百多万字，汇为一稿，别分八册。

　　先生出生于嘉定，先后就读于嘉定一中、复旦大学历史系、四川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上海师大古籍所所长，是国内学术界公认的具有较高学术成就的宋代历史研究专家。他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主要集中在宋辽金时段内，为两宋历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著有《中国通史》（五、六、七册主要作者之一）、《宋代社会研究》《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宋史研究》（第一作者，与程郁合著）等。

　　清人云：“文章公论，历久乃明。”先生的很多学术论著，是国内相关研究的开拓之作，一些学术领域他是最早的耕耘者；部分学术论著，纠正了前人的成见和不正确观点，有着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部分学术论著，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地向前作了推进。他的大部分著作，即便过去三四十年，很多观点仍为学界参考，是后人进入宋史研究领域的必备之作。

　　在宋史研究方面，朱瑞熙最初对经济史较有兴趣。后因《中国通史》编写的需要，他系统地探讨了宋代的政治史、思想文化史和经济史，对唐、宋之际的社会变化产生了不少新看法，并且思考怎样更好更恰当地评价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朱瑞熙先生原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4年底，他调入上海师大古籍所。之后先生的学术成果更为丰硕，大量著作和论文面世。如《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的出版，奠定了他在宋代政治制度研究方面的崇高地位。他从皇帝制度、中央决策体制、中央行政体制、地方行政体制、立法和司法制度、财政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角度，全方位地论述宋代国家政治制度的运行机制和特点，同时首次论述宋代的中央决策体制，探讨中央决策机构和决策的依据，信息传递渠道，决策和政策贯彻执行的程序、方式，决策的特点与效应等。由他和一些学者合作完成的《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是国内系统研究宋代社会生活类著作中的第一本，他负责的称谓和排行、避讳、押字、纹身、休假、民间家族组织、节日等章节，在以往是很少有学者关注的，都是开创性的成果。

　　1999年，上师大古籍所教师在扬州参观

　　政治制度各个具体侧面的研究，也是先生学术论文中最受人称道的亮点。如关于宋代的宫廷制度、经筵制度、皇储制度、职官制度、幕职州县官的荐举制度、官员的用餐制度、官员的回避制度、官员的休假制度、官员的礼品馈赠制度、行政奖惩制度、科举制度、官署的简称和别称等等，这些具体制度中的相当部分，都是国内外第一次进行的研究，对推进宋代政治制度的深入探索作用巨大。

　　人物研究的见识上，是朱瑞熙先生论著中比较让人赞叹的地方。如他谈到澶渊之盟时，与主流观点不同，认为盟约缔结后，宋辽之间不再有大的战事，肯定该盟约有其历史作用。论述范仲淹庆历新政，他认为虽然失败了，但对以后的宋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庆历新政随着范仲淹等人的离朝，大部分改革措施被废罢了，但也有一部分措施照常实行，有的措施还被进一步完善。

　　朱瑞熙先生还有不少论述是关于宋代经济代、社会生活、文化和社会风尚的。如关于八股文的雏形，他认为应是宋代的时文，大概在南宋中期已经形成了文章的八股体式，这是科举和学校考试的客观需要。这方面的研究，是在宋代科举制度史和教育制度史、文学史方面的一个新的突破。

　　即便研究与工作再繁忙，先生仍不忘牵挂家乡嘉定。他不但有多篇文章研究嘉定的一些具体问题，而且标点了《南翔志》《安亭志》，还花费大量工夫点校注释了《嘉定碑刻集》中的二百多通碑文。他对家乡的爱是真诚的、无私的。

　　2019年夏天，上师大校领导多次提出，要重视朱瑞熙的科研成果。我思索了一下，认为先生重要论文很多、与人合著的书稿很多，因此是否可以考虑编辑出版文集。经过学校同意、与先生沟通后，这件事就摆上了议程。如今，八册文集已经编成，工作的艰巨远超过我最初的设想，必须说这是大家共同努力、忙碌的结果。学校副校长陈恒教授亲自协调编纂过程中碰到的问题，人文学院查清华院长不但解决了出版费用，而且时常关心着项目的进度；戴建国教授、俞钢教授、汤勤福教授等多次和我商量文集编纂的体例，随时关心着文集编纂的进程……此外，还得到了研究生周其力、薛莹莹、刘涵迪、王新琪、周凯、张艺凡等的帮助。负责出版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也精益求精，力求尽善尽美。

　　先生八十寿诞时，我写了《我心目中的朱瑞熙先生》，里面谈到先生的学术观点及其认真刻苦的钻研态度对年轻人的影响。我也深受先生教诲，1985年我的本科论文指导教师就是先生。之后的学术之路上，先生也一直帮助、提携我，使我受益终身。希望这本文集，能让更多年轻学人好好学习先生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夯实学术基础，在学术之路上走得更为通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