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小推车

       在农村，一提起小推车，一般四五十岁开外的中老年人都不感到陌生，虽说小推车现在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依旧令人念念不能忘怀。

　　我父亲就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车木匠，而且很有名气。听说我们家当年很穷，他十二岁就被祖父送往东村，跟一家木匠老师傅学了三年。学成后，就能够独当一面地给人家做活儿了，当然不光是打车子，还有拾掇屋帽子，做梯子、凳子等不少粗活，都属于车木匠范围。因为当时的木匠可分为粗细两大派别：车木匠自然属粗木匠派，至于打柜子、箱子、书橱、抽头、梳妆台等室内精致用品，便是细木匠的事。在当时那个年代，论说粗木匠还是挺吃香的，因为在农村干粗活的人家比较多。特别是打车桩子，拾掇屋帽子的比比皆是。当时我经常见父亲在家中打车子，虽说帮不上手，却对车子的基本构造和零部件，基本能叫得上名字。怪不得人们说“铁匠儿子会捻钉，木匠孩子会砍寨儿”呢。

　　小推车是由车桩子和车脚子两大部分组成。车桩子分大梯、小梯、边梯、拉木、平基、立人儿、栓子、车把（和大梯一体），粘脚等部件构成，而且每个部件全是先用锛砍平，用刨子刨光，然后再用凿挖铆子，用小边锯开榫子，最后按程序将各部件穿插起来。凡是一名优秀的木匠，插铆榫时都是挥动大斧头动大力气，因为他们开挖得铆榫之间基本没有缝隙，不用力敲打根本插不进，只有硬砸进铆的榫子，才能够严丝合缝，滴水不漏，这样的车桩子推起来结实而不松懈，载起重物来既稳当又省力，这就是技术，致于那些二三流木匠，说啥也做不到。

　　过去的车脚子也是用木头做成的，别看一个圆轱辘，做起来可不简单，须要费好多工夫和技巧才能做成，这种车子叫大车子，下料又大，看上去特别笨重，推起来咣当咣当响，小个子劳力根本驾驭不了。后来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便改成了胶轮车，也叫小车子，这样推起来轻便多了。胶轮车脚是由内外轮胎、车圈、辐条、飞轮、滚珠六部分组成，除内外橡胶轮胎外其余部件基本全是钢的，所以结实耐磨。

　　车桩子配上车脚子，算是一辆完整的小推车，但它们之间还有两个结合部叫车耳子。车耳子是由两块折铁打造而成，中间有凹槽放轮轴。

　　最后一个小部件，别看微不足道，那就是粘脚，用现在的名词叫手闸。在平原上行车一般用不上，但在我们山区却非常重要。如果是走下行道非用不可，不然会控制不住车速，只有拉起粘脚，车子会发出刺耳地尖叫声，吱吜吱吜地传出老远，如果是一个车队都用上了这玩艺儿，那可是一首悠扬动听的交响乐……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经常在梦里或者早上，听到这样的交响曲。那是夜行或早起的运输队在走下行道，也许是远程的运煤车，也许是早起的送粮队……

　　那时侯我们年龄还小，正是大集体年代，各生产队每个社员都配备一辆小推车，这些车子，多数是生产队请来专业木工打造的，然后作价卖给社员。因为它的用途广，比如上级派下来的修水库出伕任务，或者队里搞大寨田，生产队运煤送公粮等重任，都需要发挥小推车的作甪，一名社员如果没有一辆推车子，等于缺少一条胳膊一条腿。

　　最早的时候，队里搬运庄稼都是靠扁担挑，每家劳力一根扁担，这是唯一的运输工具，另配备一块长披布搭在肩。用扁担挑东西，最大的技巧是换肩，就是挑一段路程感觉累了，就轻轻转动扁担从这肩挪到那肩，这样权当休息了一会儿，还不耽误行程。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大队成立了木业组，自然少不了我父亲，因为他是车木匠。我们大队共有四名木匠老师，其中有马兴汉，马开来，马振亮，还有我父亲。马振亮本是我父亲的大徒弟。再说马兴汉和马开来他俩都是细木匠出身，后来在我父亲的带动下转换了技能。木业组是专门用来打车桩子的，几年来他们打造了不少产品，而且都涂了油漆，既美观又结实，深受广大社员群众所喜爱。

　　七十年代初，我高中毕业后，抱着美好的理想和憧憬回到农村，投身到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因为当时国家的政策是先下乡劳动锻炼三年，再由贫下中农和村干部推荐上工农兵大学。但有个前提，必须是未婚青年。

　　回到农村，便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新农民。父亲当时正在大队木业组干活，于是也给我打了辆小推车。从此，这辆小推车便陪伴着我，从早到晚，从春到秋完成了生产队分派的各项运输任务。

　　记得有一次去公社粮所送公粮，每人须推两个大麻袋包，里头盛满玉米粒，一车足有三百多斤。我们十几个青壮年劳力，组成一支运输队，由副队长带领。副队长年龄比我们大五六岁，生得虎背熊腰，活脱脱一名壮汉子。别看身为副队长，却是一位爱闹幺喜欢恶作剧的人，有时领着我们青年人干活，休息时总爱讲些故事，他一边讲还一边察颜观色，如果发现哪位有些异动，他会乘机用巴掌搧你，引得大家一阵哄笑。临行前他就发布了号令，今天我们去公社送公粮，要各负其责，谁也不许帮忙，不然就不配当正劳力。说到这里他还用眼角瞅了瞅我们两位刚结婚的新郎官儿，大家都心知肚明，队长是在看我们两人的笑话呢。因为这条路上出了北门就下大崖头，到曾家旺子村北，再爬一个大崖头。这个崖头可不是好玩儿的，又陡又长，平日里都是用牲口拉上去，或者两人合伙帮扶着才能上得去。

　　这回既然队长发布了命令，大家都无话可说，谁让我们是正劳力呢，再说都挣同样多的工分。谁同情谁呢。只是苦了我们两位，毕竟是刚结过婚的青年，加上连日操劳，饭食又不好，每天除了喝地瓜粥就是吃瓜干馍，煎饼也是瓜干面摊的，身体不亏损那才叫怪呢。于是队伍出发了，下崖头时还可以，使劲拉起粘脚，只听到吱吜吱吜的交响曲冲得耳膜欲裂。到了上崖头的时候可就非同凡响了，只见各人躬下身子，瞪起双眼，紧闭嘴巴，鼻子里发出吭哧吭哧得响声，老牛一般，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上冲。队长上去了，铁蛋上去了，一个个都相继上去了，我们俩也不甘示弱，皆振作精神，鼓起勇气，决不能让人家看咱们笑话，尽管付出了平生力气，我们也上去了，迎来一片喝彩声。

　　后来，我大哥当了生产队长，因为他是名复员军人，在烟台芝罘岛当了六年工程兵，打了六年山洞。回家后，见村里依旧贫困落后，社员们拼死拼活地干一年，不用说挣钱，到头来连饭都吃不饱。在村支书的再三动员下，便干上了队长的差使。

　　上任后的大哥，首先对村里一系列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进行了大胆改革，还任命我和另一名同学德臣干了队里的记工员，我负责记男社员工分，德臣记妇女劳力工分。

　　因为我们俩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一直是同班同学，所以在一起办公很合得来。虽说记工员不属于队干部，但却掌握着每个社员的工分大权，必须要秉公办事，不可胡来。不清楚的地方找队长定夺，或者我们俩商议，尽量让社员满意，因为干重活有重活的报酬，轻活有轻活的待遇。

　　身为记工员，又是青年人，自然要负起生产队的一些职责，于是我便承担起运肥专业队的任务。这个专业队都是些活蹦乱跳得小伙子，共十几个人，再配上十几名青年妇女搭档牵牲口。大家每天天刚放亮，不等生产队长敲钟就起床，各自推起小车去装粪，随后牵头的妇女也相继到位，彼此都是自愿结对，女劳力也帮着装车子。这样才称心如意，干起活来也有劲头。一般二三里路远距离，基本定额是早晨推一趟，头午下午各推两趟，一天推五车。如果每天多推一至两车，那叫超定额，外加超额分。不过，如此远距离运行，每超额一车都不容易，往返五六里地，都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上崖头靠驴拉人拱，下崖头须拽着车子和驴子，推着四五百斤沉的车子，就是人能挺住，牲口也受不了，推一趟回来，牲口浑身大汗淋漓。如果让饲养员碰见，不疼个半死才怪。一般情况推一天粪，男劳力能挣十四五分，妇女可得十一二分，男女工分比例按规定四六分成。

　　几十年来，小推车时常陪伴着我们，不离不弃，为国家和集体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我们的家庭挣得了不少财富。只是当时未等三年光景下来，我已经结婚成家，大学梦早已破灭。由于德臣年龄比我小未结婚，后来被推荐上了师范，成为一名高中教师。我却成了一名小学民办教师，在教育这块园地里默默耕耘了近十年，后来由于生二胎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无奈走出了教育大门。党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山南海北，也将我吹上了一座荒山坡。从此，我便把小推车一起带上山，成为一名山民。前年秋后，同妻子一道去武汉侍孙，未等两年下来，因妻子不服武汉水土，无奈于今年四月返回，发现我保存的那辆小推车也不见了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