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资数十倍增长

纪念改革开放30年 晚报读者谈幸福

　　当我每月领到4位数的退休金，即超过3000元时，我亲身感受到社会进步了，生产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带给工薪族的丰硕成果。

　　1951年9月，我17岁就开始参加工作，当了信宜县农村工作队队员，分配到马东乡工作（今属高州市马贵镇）。由于解放不久，百业待兴，生活待遇每月为70市斤大米包干制（折人民币7元），日均为0.23元，下到农村搞征粮，同贫苦农民同食、同住、同劳动。下乡3个月，第1次吃上鱼肉，是工作队队长张其焕召集队员汇报工作时，由他掏腰包招待的。而他的工资也只有20多元，他叮嘱我们吃饱一点，把工作做好。

　　1952年1月我调到信宜县人民银行工作，月工资为18元，每月分两次发，工资一下子提高一倍多，但生活仍然比较困难。在困难的日子里，得到老行员的许多关照。没有被帐，曾泽昭同我合铺，两个单身汉同睡一床；没有鞋穿，陈瑞然送我一双旧皮鞋，使我结束了赤脚步行；缺少衣服，梁广富送我一件黑胶绸上衣，解决了我缺衣之急。在东镇当店员的老乡曾瑞荣，主动借我10元钱，我便添置了一套新衣服。这样，我基本上“武装”起来了。

　　1953年实行薪金制，我是办事员，定为行政25级，按五类工资区标准，月工资为36.5元；1956年我时任洪冠银行营业所副主任，进行一次工资调整，我的工资级别升两级达到23级，月工资为49.50元。1958年随着信宜、茂名两县合并，我去到高州工作。1963年又进行一次工资调整，我时任高州县财办副主任，又升一级达到22级，按六类工资区标准，月工资为56元。妻子是土产公司总务，月工资为30元，夫妇月工资为86元，有两个子女，还有一位老人，一家五口，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但那时物价低廉，1斤大米1角2分，1斤猪肉6角4分，1斤白菜3分，子女入学入托只需几元钱，住房、水电、医疗等开支，基本上都由单位包下来，生活算是无忧无虑。此后，我的工作频频调动，上级一纸令下，我曾到过贵州高原、雷州半岛、石鼓煤矿等地工作，职务虽有提升，但工资待遇不变。从1963年10月至1977年9月，整整14年，工资没有调整过。直到打倒“***”文革结束后，1977年、1979年、1982年工资才有调整，而前两次升级面又只有40％，每级只提高几元钱。按照工作多长，工资偏低，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这四条评定的结果，仍有60％的人未能升工资。有人说：“出去小便不见了一级。”有人苦笑说：“我让给别人了。”我是一个幸运儿，每次都评上了，达到19级，在企业领89.50元，行政为82.50元。

　　1983年茂名市管县后，1984年3月我来到了茂名市人大机关工作。1985年10月实行工资改革，我时任市人大办秘书科科长，后任农村工委副主任，按照职务、级别、工龄、基础工资套改，我的工资超过了100元。不久，就陆安装了家庭电话，添置了新家具，购买了电风扇、热水器、洗衣机、电饭煲、电冰箱等中、高档电器。退休以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们艰苦奋斗几十年所付出的劳动，每次在职人员进行工资调整时，都给老同志相应增加离退体金。经过几次调整，加上各种补贴，我领到的退休金超过3000元，而且还在继续增多。这个数字，过去我做梦也是想不到的，今天竟变成了现实。虽然物价贵了，开销多了，但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我的工资收入还有几十倍左右的增长，生活富足，无忧无虑，也实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奋斗目标。我作为工薪族的一员，分享和见证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茂名晚报》（2008-10-22 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