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余册藏书安家上海二战犹太难民科特的心愿这样实现

一座拥有8000余册藏书的特殊图书馆，是即将扩建完成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夕，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2日公布了这则重要消息。

9月2日晚，来自英国伦敦的8000余册书籍入藏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这批藏书原来的主人是年逾八旬、现居英国伦敦的老先生科特·威克。尽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但远在英伦的老人始终坚守着捐赠心愿。

“我的身体并不好，也会担心万一感染‘新冠’，就再也来不了中国了。但中国上海对我来说是保存和收藏这些书籍最好的选择。”科特在电话另一端告诉记者。

2019年下半年，在各方热心帮助下，科特在伦敦家中完成了捐赠。2020年早些时候，8000多册藏书经过了3个多月的“舟车劳顿”，最终漂洋过海抵达上海。

说起这次远渡重洋的捐赠，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也觉得，既是幸运也是人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启封二战上海犹太难民科特·威克捐赠的个人藏书。（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科特·威克家族在二战时所用的姓氏“威克尔霍尔茨”与数以万计的姓名一起镌刻在2014年落成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上海名单墙”上。二战期间，当纳粹在欧洲暴力杀戮犹太人时，上海向这些犹太难民敞开怀抱，累计接纳了数万人，其中超过1.3万人的姓名形成了一张“上海名单”，而科特恰恰在重返上海时在这面墙上找到了自己和家人的名字。

2019年2月，科特和他的太太卡丽尔等一家四口到亚洲旅行，特意经过上海。这也是二战胜利后他首次重返上海，时隔已有70多年。

在参观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过程中，科特在名单墙前踱来踱去，他相信能找到什么，而事实上他真的找到了。那是他避难上海期间用过的完整姓名“Kurt Wickelholz”，老人激动不已。

2019年2月，科特·威克时隔70多年重返上海，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上海名单墙”上找到自己及家人的姓名。（受访机构提供）

正是这次时隔70多年的“重游”，让科特萌生了捐赠的想法。他告诉陈俭，在伦敦家中有超过8000册与犹太人及二战犹太难民相关的藏书，虽是私家收藏，但涉猎犹太难民的方方面面，还包括相关历史和文化内容等。他要为这些书做一个决定，让他们“回到”一座特别有意义的城市，那就是被喻为二战期间“东方诺亚方舟”的上海。

“我当时就注意到纪念馆中没有太多关于犹太人历史的书籍。我想，中国的高等学府有很多学生和研究者会对二战犹太难民及大屠杀的历史很关切，希望我的藏书捐赠后，能对他们有所帮助。”科特对记者说。

他特别提到，上海这座城市当时为犹太难民提供的无私帮助是他捐赠的重要理由。“感谢上海拯救了我的家庭和超过2万名犹太人的生命。如果没有得到庇护，我们都将死于纳粹的屠刀之下。”

科特·威克1937年10月出生在维也纳。他才1岁半时，父母就带着他和4岁的***西格蒙德到上海避难。

他们抵沪时几乎身无分文，只带了一台缝纫机和一些日常用品，后在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开了一家皮革制品加工店。儿时的科特曾有机会在家附近的学校接受启蒙教育。

在战火中，科特一家与中国邻居们结下深厚友谊。直至二战后，他们一家才离开上海，选择定居伦敦。科特完成了基础教育后，继承了父母加工手提包的生意。他在业余时间致力于收藏关于犹太人和犹太文化的书籍，不知不觉就有了8000多册收藏，相当一部分涉及二战犹太难民到上海避难的集体记忆。

“我们与老人见面交谈，当得知2020年纪念馆将扩建，并计划增设一座图书时，他主动表示，愿意把自己多年来收藏的书籍捐赠给我们。”陈俭回忆。

那次亚洲旅行后，科特回到伦敦家中，纪念馆方面再次以电子邮件形式与他确认了捐赠事宜，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双方一拍即合，但书籍的运输却成了问题。按照常规，书籍的进口需要提供一份完整的书目。考虑到科特已年过八旬，由他本人整理显然力不从心，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藏书入关一度成了悬念。

最终，在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和上海海关的共同努力下，科特老人的捐赠品妥善入关，且保存良好。书目也由纪念馆派出的多名志愿者全部整理完毕。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扩容后新增图书馆，工作人员正在摆放图书。（新华社记者王翔 摄）

为了不让老人在与自己珍藏多年的书籍分离时感到失落，陈俭馆长在这批书籍出发前，还特别委托专人到老人家中拜访，并带去了三件礼物——捐赠证书、一束鲜花和一套精美的白瓷茶具。

而今，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在扩建后即将于年内重新开放，8000多册书籍也在纪念馆“安家”。收到这批书顺利入藏的消息，科特感到很欣慰。“因为疫情原因，我暂时不能来到中国，但我依然要表达我的祝福。”他说。

陈俭用“心想事成”来描述整个捐赠和接受捐赠的过程。“这离不开二战犹太难民及其后代的热情与慷慨，也得益于各方协同配合。”他说，“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留住这段有关二战的珍贵记忆，这是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记忆，也是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