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亮万年上山文化标识打造中华文明启明星

“上山遗址不到50厘米厚的地层叠压了近5000年的‘文化’，其中不仅有上山文化遗存，还有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遗存，只有一层一层理清楚，才谈得上发现，否则只是一锅粥。”在6月2日举行的浙中论坛报告会上，蒋乐平的这句话，道出“万年上山”实现从0到1跨越的不易。

与许多有案可查、有迹可循的考古发现不同，上山文化属于从无到有的考古发现。2000年11月首次发现上山遗址，2001年进行第一期发掘，2003年测定距今1万多年，2006年命名上山文化……20多年来，考古人的坚守与探索，使得默默无闻的上山文化扬名天下。因为上山文化，浙江成为“万年浙江”，但它不仅属于浙江、属于中国，上山文化见证了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一步。“世界稻作农业文明起源地”“中国村落文化发祥地”“世界最早彩陶的发现地”是对上山文化意义较为通俗的表达。

5月27日，***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提出要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浙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将加快推进、实施浙江考古“启明星”计划，积极主导或参与“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重点围绕上山、良渚及南岛语系“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力争在世界文明起源、稻作农业起源、陶瓷研究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展现浙江考古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助推建立中国语境的世界文明史观。金华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加快推进上山文化遗址群申遗工作，更好向世界呈现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文化价值和人文精神。

稻作遗存的发现

是对世界农业起源认识的一次重要修订

万年上山，稻作之源。出土于2005年浦江上山遗址的一粒炭化稻米，是上山文化的“明星代言人”。金衢一带属于酸性土壤，不易保存有机质，这粒米能抵住万年岁月留存下来，实属不易。经测定，它长3.732毫米、宽1.667毫米、厚1.723毫米，属于驯化初级阶段的原始栽培稻。这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米。

包括栽培证据在内，考古学家在上山文化遗址群中发现了一系列稻作农业证据，即收割证据、加工碾磨证据、食用证据。石片石器上有禾本科植物（包括水稻）残留物，是切割稻穗的农具，石磨盘、石磨棒用于碾磨脱壳，食用证据则“藏”在上山文化另一种标志性器物——陶器中。

上山遗址出土的陶器90%掺和了稻壳，稻壳可以减轻陶器的重量，同时增加陶土的黏性，防止其在烧制过程中开裂。“这不仅显示出上山遗址先民制作陶器的工艺特色,而且为我们了解先民的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信息。”蒋乐平说。其一，证明当时稻谷有一定的使用量,在食物构成中占有一席之地。没有一定的稻谷产量,陶器制作就不可能采用稻壳作为主要羼和料。其二，陶片中能够观察到的稻壳大多是碎稻壳,这实际是世界上最早的谷糠，里面的米粒已经作为粮食。上山遗址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可以达到这种碾磨脱壳的效果。其三，从陶片中的碎稻壳形态看,当时稻谷加工后应该是较为完整的米粒而不是粉末,蒸煮应是上山先民食用稻米的主要方法，表明当时已经可以吃上米粥或米饭。

陶片中还发现了少量稻叶遗存，也从侧面证明，掺入陶坯里的稻壳可能不是来自采集的野生稻,而是来自采用摘穗收获的栽培稻。从民族学的资料看,稻的收获方法在历史上经过了三个阶段，其中，野生稻容易自然脱粒,适合采用敲打方式收获；稻被人类栽培驯化后,脱粒性减弱,需采用收割或摘穗方式收获，一般带着剑叶摘（割）取,晾干后脱粒和加工。用敲打方法收获野生稻，几乎没有稻叶，而摘（割）穗收获栽培稻时，稻穗和剑叶一同收获,在脱粒和加工过程中难免会混入稻叶的残片，并随稻壳掺入陶坯中。

一系列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表明，一万年前的上山人种水稻、吃大米，这对研究稻作起源意义重大，让国内外考古界为之瞩目。水稻是世界上重要的粮食作物，是亚洲地区的主要食物来源,也是其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解开稻作起源问题，对理解亚洲各个地区的文化以及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水稻起源、传播、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上山遗址稻作遗存的发现，将长江栽培稻的历史上溯到了1万年前，证明上山文化所在的金衢盆地一带是“世界稻作文化起源地”，这是对世界农业起源认识的重要突破。

聚落考古大突破

再次证实浙江远古非“蛮荒之地”

根据地层学、类型学的分析，结合碳14年代的测定，上山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为1万年前后，代表性遗址是浦江上山遗址；中期为9000年前后，代表性遗址是义乌桥头遗址；晚期为8500年前后，代表性遗址是永康湖西遗址。蒋乐平认为，中期的上山文化进入繁盛期，他特别介绍了义乌桥头遗址。

在上山文化遗址群中，桥头遗址以独特的“环壕—中心台地”布局、精美的彩陶、最早最完整的人骨墓葬、最早的谷物酿酒等诸多重要考古发现而备受关注。环壕是聚落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顾名思义，它是环绕于村落中心的壕沟，可用于抵御洪水、猛兽的侵袭，也可用于防御外族攻击。在目前发现的上山文化遗址中，有多处环壕遗迹，属于东亚地区出现的最早环壕，这是农业定居生活初步发展的重要见证，是上山文化聚落考古的一大突破。

桥头遗址环壕最为特殊，它所围绕的是一个边长约40米的近方形中心台地，台地上集中分布着红烧土、房址、墓葬和器物坑等各种遗迹，不同于普通居住遗址区。专家推测，此中心台地可能是祭祀场所。器物坑具有祭祀性质，与“环壕—中心台地”的特别营建方式相适应，可作为早期村落结构趋向复杂化的发展证据。器物坑陶器的精美程度，超出其他普通的上山文化遗址，彩陶上的神秘图符，可能与祭祀性仪式活动的观念形态相适应。墓葬、酒器的发现，对上述判断也提供了佐证。

桥头遗址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彩陶，分为红彩和乳白彩两种。红彩以条带纹为主。乳白彩纹比较复杂，出现了太阳纹、短线组合纹等图案，后者甚至被理解为“卦符”类型的图案。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彩陶具备了跨湖桥文化彩陶的基本因子，充分说明上山文化是跨湖桥文化的重要源头，反映了钱塘江史前文明的一大特色，上山文化因此受到更多关注。

桥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进一步提升了对上山文化的价值定位，也丰富了对钱塘江上游地区乃至我国整个东南地区距今9000年前后文化面貌的认识。曾几何时，学术界长期认为浙江等南方地区远古时期为“蛮荒之地”，而环壕、房址、墓葬和器物坑等遗迹以及彩陶、酒器等遗存，显示超出同时期其他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也勾勒出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定居生活模式，极大扩张、丰富了上山文化的价值内涵。

改写人类文明史

超越早期穴居遗址的时代和历史属性

“东亚大陆的第一缕炊烟，在金衢的山山水水之间升起。”常年奔波在田野考古第一线的蒋乐平乘车望向窗外时，脑中总会浮现这样的场景，“这是农业文明的新气象。”中国长江流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农业起源地之一，上山文化为“栽培水稻起源于中国”提供了最早的证据，是改写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发现。

农业起源是世界三大考古学课题之一，在农业起源理论诸多学说中，“人口压力说”认为人口的压力是农业起源的主要动力。距今1万年左右，地球上最后冰期结束，气候变暖，人类的生存环境扩大，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食物出现短缺，迫使人们利用以前不利用的资源，形成多样化的觅食形态。“当水稻成为觅食对象，距山地洞穴较近的具有更丰富野生稻资源的上游河谷地带，成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地。”蒋乐平认为，这是金衢盆地诞生稻作农业、形成上山文化的重要原因。

相较于湖南玉蟾岩、江西仙人洞等同样显露若干稻米信息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上山文化有三个显著不同的特点：第一，上山稻作包括栽培、收割、脱粒加工和食用的系列内容，一种崭新的农耕行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第二，走出洞穴，占领、定居于新石器时代活动中心的旷野地带，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真正开始；第三，上山稻作是一种没有中断并出现稳定进步的文化现象，随着上山文化的发展而传播。一种生业经济行为，与一个群体的生存与繁衍，发生了真实的关系。这一遗存信息及其传递的文化意义，超越了早期穴居遗址的时代属性和历史属性。

在浙江，河姆渡遗址是原始农耕时代的代表性遗址，良渚古城遗址则代表了中国在五千多年前伟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早期城市文明代表。那么，上山文化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有何关联？

稻米文化贯穿新石器时代始终，从文化基因或文化传统的角度讲，上山文化可以看成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母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孙瀚龙说，尽管三种文化在陶、石器所体现出的文化面貌上各有特色，但从农业社会的形成角度看，特别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延续和发展，三者可谓三个递进的发展阶段，一浪接过一浪。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路径，最终奠定了上山文化由“最早的村落”走向良渚文化“最早的国家”这个区域文明演进模式。

申遗意义重大

可直接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从2006年命名上山文化，到2021年将上山遗址列入我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万年上山”的价值和意义不断被发掘、越来越受重视。今年5月，浙江省上山文化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专班第一次工作例会在金华召开，全省6个上山文化遗址分布所在县市举行联合申遗城市签约仪式，标志着上山文化遗址群申遗正式启动。

申遗权威专家陈同滨认为，上山申遗具有重大意义——可见证农业起源中的稻作起源这一中国对世界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是继良渚古城遗址之后，可直接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又一重大文化遗产；揭示了钱塘江流域文明的发展对东亚地区文明进程的贡献；可填补世界遗产中稻作起源的类型空白。

从国家、省级到市级层面，上山文化的研究与宣传、申遗工作的推进得到领导重视、政策支持。截至目前，考古学家在金华、衢州、绍兴、台州等4个市11个县（市、区）先后发现上山文化遗址21处，其中金华有15处，是申遗工作的主战场。金华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站在打造中华文明“启明星”的高度，加快推进申遗工作。

申遗工作注重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并要构建立体化的管理机制。完整性不仅包括遗址与环境的完整，还有遗产要素的完整，如石器、陶器、栽培稻（稻田）、定居聚落以及与信仰相关的基本要素等，要在遗址上有比较系统和充分的表现。“我们在‘村庄’里找到了经过栽培的稻，但是还没有找到‘稻田’。”蒋乐平说，上山文化遗址都在3~5米高的台地上，稻田很有可能处于遗址外围地势较低平的沼泽地带，寻找当时的耕作区是需要攻克的考古目标。另外，要推进申遗工作，还必须构建管理机制，即制定专项法规、文保规划、管理规划，成立保护管理机构等。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申遗不可能一蹴而就，良渚四代考古人延续了83年的执着和坚守，才迎来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喜悦时刻。上山申遗刚刚起步，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才能让中华文明再一次在全世界树立重要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