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外一篇)
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中庸孝礼》
一、起名,这有些讲究呢
据说,我的名字是爷爷起的。按例,妻怀孕6个月后,我写信给父亲,请他给我尚未出世的孩子起个名字。
后来母亲说,父亲接到信,坐在湖南老家堂屋的台阶上,念给不识字的母亲听。对面青山连绵,山下延溪哗哗。他念完第一次,说:“我快要做爷爷了。”母亲跟着说:“老三,我快要做奶奶了。”延溪里,溪水、游鱼、水草、卵石与阳光相互追逐。父亲念完第二次,说:“起名,这有些讲究呢。”母亲跟着说:“老三,你可要好好琢磨。”延溪左岸,晚霞洒在桐木港直街上,街上居民穿了拖鞋去买菜。父亲念完第三次,说:“做爷爷奶奶,得担起做爷爷奶奶的责任。”他望着远方,对母亲说:“你还是要去广州,照顾媳妇和孙儿。”母亲含泪答应了,对父亲说:“老三,你一个人住,可别马虎,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一日三餐。”父亲笑了,说:“你去广州做好你的奶奶,我留在这里做好我的爷爷。”
三个月后,我将母亲接到了钟落潭医院的妇产科。母亲放下行李,就往产房里跑。跑了一半,却折了回来,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说是父亲写的。父亲在信里说,当年,爷爷给我起名,并没有根据族谱,所以我的名字里没有表示排辈的“廷”字。他跟着说:“我为我的孙辈起名,也按照我父亲的做法来。新儿,如果你们生的是儿子,就叫荣粤;如果生的是女儿,叫思湘。”后来母亲说,那两三个月,父亲翻完了康熙字典。夏风吹过屋后竹林,叶子翻动。父亲坐在屋后的门槛上,念了一个字,又摇摇头;摇完头后,又念另一个字……这时,隔壁苏老大见了,站在自家晒谷场上叫了一声“三哥”,问:“做什么呢?”父亲大声说:“起名。”苏老大一惊,又问:“起什么名?”父亲站起来,说:“我要添孙了。”……母亲说,父亲背起锹把去田里,一边走,一边嘴里念念有词……终于,他决定了男用“荣粤”女用“思湘”的名字。当晚,他们坐在晒谷场边的草地上纳凉,望着广州方向的天空。对着天地、星空、延溪、树林、鸣虫和母亲,父亲郑重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并解释给母亲听:“孙子嘛,要有一番事业,要扬名广东,所以叫荣粤;孙女嘛,《红楼梦》里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自然十分漂亮,但要记得故乡,所以叫思湘。”
几个小时后,护士推出一辆小车,车内躺着父亲的长孙。我和母亲围上去。母亲一边看婴儿,一边着急问:“是男还是女?”护士笑,说:“男孩啦--恭喜喔。”母亲笑逐颜开,连声说:“好,好,好……新儿,那就叫荣粤了。”她叫了几声,觉得叫“荣粤”拗口,于是问我:“叫荣儿好呢,还是叫粤儿好呢?”我比较了一下荣与粤的声调,认为叫粤儿响亮一些。母亲叫了几声“粤儿”,说:“好叫,好叫,那就叫粤儿。”过了一会儿,护士把妻也推出了产房。我们凑在妻的面前。她还很虚弱。母亲握着媳妇的手,说:“婉娴,你生了儿子,你生了儿子。”妻眨了眨眼,她早就知道了。
回到休息室,母亲发现粤儿不见了,就和护士吵:“姑娘,我的孙子呢?抱到哪里去了?”我拦住母亲,告诉她孩子在监护室:“放心吧,过了24小时,护士会抱给我们的。”母亲觉得24小时太长了,但她又没有办法,只好在媳妇的床前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着“粤儿--粤儿--”妻说想喝水。我忙去饮水机取水,却被母亲拦住了:“新儿,产妇不能喝冷水呢。”母亲倒了一杯热水,坐在媳妇床头,慢慢吹凉。妻喝了一口水,吩咐我把床尾的衣服洗了。母亲叫我顶替她的角色,喂妻喝水,自己收拾床尾的衣服,放在洗衣盆里去了洗手间。
我鸡手鸭脚地喂妻喝水。听到洗手间里传出母亲洗衣的声音,妻才不悦地问我:“粤儿是谁?”我讲完后,房间里很静,窗外秋菊枯了,蜜蜂飞走了。妻叫我的名字,一字一顿地说:“我的孩子,我自己起名。”我强调,这是祖上的传统。妻点点头,说:“那行吧。”后来,她狠狠地补充了一句:“那在祖宗面前叫荣粤吧,在我面前叫博闻。”我想说点什么。妻拦住我:“这事情,这就么定了。以后,你有空的话,去翻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吧。”
徒争无益。母亲晾完衣服回来,开口就说:“刚才听到孩子哭,不知是不是粤儿。”妻闭了眼--她装睡了。我拉了母亲到室外,请母亲改口叫“博闻”。她愣在当场,不说话。
我劝说母亲,名字嘛,只是一个代号,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她很倔强,就是不表示同意。我又说:“妈,我们可以这样,在刘婉娴面前,你就叫博闻;不在刘婉娴面前,你叫什么都可以。”母亲狠狠地说:“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一点也不像你父亲--你自己跟你父亲说。”她靠在栏杆上,一边流泪,一边自怨:“老天爷呀,我怎么生了软骨头。”我陪在旁边,不敢作声。
24小时后,孩子出了监护室。母亲接过孩子,不停地叫“粤儿”。“粤儿--粤儿--”叫得我心惊肉跳。妻躺在床上,白了我一眼,说:“你娘是故意的吧?”我抓住把柄,大声喝斥:“什么你娘我娘?我们是不是一家人?以后只能叫娘。”妻翻了一下身,把背对着我,不再说话。
我只好走到母亲跟前。
这时,孩子叫了起来。母亲用手指头点了点孩子的嘴唇……孩子马上吸起母亲的手指头来。母亲忙把孩子抱给媳妇,叫:“婉娴,粤儿饿了,粤儿饿了--”谁知妻躺着,任凭孩子哇哇哭。我只好俯下身子,柔声对妻说:“老婆,博闻饿了,博闻饿了--”妻还是那么躺着……我只好对母亲说:“妈,你就叫博闻吧。”母亲叹了一口气,说:“那就叫博闻吧。”说完,她把孩子塞给我,说:“你们自己带吧,我回湖南去了。”
我把孩子送给妻。等我追回家里,母亲坐在行李袋边,正在流泪。我知道,母亲终究是舍不得离开广州。我默默地将母亲的行李袋收进衣柜,说:“妈,我……”母亲一边擦泪,一边剪断我的话:“儿子,我们还是去医院吧。”我扶起母亲,关门、下楼。在路上,母亲试着叫“博闻”。叫了几声,叹了一口气,说:“还是叫粤儿好听啊--”我忙说:“现在,刘婉娴不在面前,您就多叫几声吧。”她狠狠地甩开我,说:“你就这点出息!”
到了医院,母亲终于改了口叫“博闻”。当时,孩子吃饱了,又睡了过去。妻凑在孩子耳边,轻声呼唤着孩子的名字:“博闻--博闻--”母亲叫妻的名字,说:“博闻睡着了,别弄醒他。”妻笑了,她叫母亲“娘”:“娘,我只是想逗逗他,看看他笑一笑。”母亲劝妻不要急:“过几天,他就会笑了……”
二、你娘十几岁就跟了我,
吃了不少苦
我写信告诉父亲,荣粤生下来,是6.4斤,现在母子平安。在信中,我表达了2个感谢,一是感谢父亲为孩子起名,并说这个名字起得好;二是感谢母亲来照顾媳妇孙子,并夸母亲照顾得好。因为心虚,我并没有告诉父亲关于孩子名字的婆媳之争。我想,等过了一段时间,再慢慢解释吧。也许,时间是最好的融化剂。
邻居苏老大屋顶炊烟袅袅,兰家的篱笆墙上丝花一朵接一朵地开放,这就是杨家湾的傍晚,是可以入画的。父亲坐在晒谷场边靠近苏老大的大叶子树下,十分高兴地读信。苏婶子从自家堂屋叫父亲去她家吃个晚饭:“三哥,一个人就费事做饭了,你来我家就将一下。”父亲感谢她的好意,解释说母亲去广州不是三天两天,长日子要做长的打算:“我还是自己下碗面条。”父亲本想将我夹寄的荣粤照片给苏家看,分享一下他做爷爷的快乐……他想了想,还是低调一点好。
父亲走进堂屋。正中板壁上,挂的是***画像;画像两边挂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好,改革开放源流长”的对联。这副对联是1980年贴的。这一贴,就是20多年。现在,父亲点起***画像下面八仙桌上的香烛祭祀祖先。外面慢慢黑了下来,祖先神灵不远。父亲站在香烛面前,告诉祖先,自己添孙了,杨氏一脉正在一代一代往下传。屋顶吊下的灯泡发出15瓦的光芒,晒满堂屋的每一个角落。父亲坐在八仙桌边,给我写回信。他有些自豪地告诉我:自己也算是子孙满堂的人了,也应该对祖先有一个交代了。他决定为爷爷奶奶立碑,这也是刚才他在神龛面前许下的愿:“儿子,我想明天就着手准备。”一如当年“文革”在他在田埂上刷***语录,他今天的字写得十分工整。若干年以来,我多次审视父亲的书信和字迹。父亲写的字,行走在隶书和楷书之间,自成一体。
家里的几只鸡自觉地从外面回来,钻进横屋粮仓下面的鸡窝里。父亲写完信,感到有些饿,于是去横屋灶台下了一碗面。面下好了,他用筷子捞了一根,捣碎,封了信口。父亲满意地将信放在东厢房窗前桌上,准备明天寄往广州。他回到横屋,正式享用晚餐。他一边轻快地吃面,一边瞅着照片上的荣粤,感到日子很好--这时,已经是晚上八点三十七分了。
我给父亲回信,赞同父亲关于为爷爷奶奶立碑的决定,并寄回了一千元:“爹,你请个石匠吧。”父亲收到信和钱的时候,已是半个多月后了。这时,父亲在延溪对面山上石场里已经刻字13天了。若干年前听母亲说,父亲年轻的时候,曾在石场里打岩。有一天,一块大石头意外地滚下来,父亲躲不及……还好,只伤到了右脚,砸碎了右脚大拇趾。当时,爷爷已逝、奶奶还在。奶奶摸着父亲的右脚大拇趾,心疼地掉眼泪,一再要父亲保证不要去石场干活了:“三儿,咱们不缺那几个钱,命要紧啊。”父亲答应了,并保证永远不到石场了,并宽慰奶奶:“娘,你放心吧。”这个保证,还是管了22年。22年后,他到石场重新做了一回石匠。他挑选了一块好石料,用5天时间打成了碑。碑打成了,他坐在碑上抽了两支烟。抽第一支烟的时候,他想起爷爷奶奶;抽第二支烟的时候,他想起孙子荣粤。清晨,朝霞满天,石场边上草尖上挂满了露珠。父亲坐在碑上,用锤子凿子刻字。父亲刻得十分用心……他想刻出碑中的精品。前天晚上,父亲拟好了碑文的内容。后来,他在信中自豪地对我说:“儿子,我当年高小毕业可是桃源县第二名……如果不是“文革”,我肯定是杨家湾第一个大学生……哪轮到你?”这些往事,我听奶奶讲过多次。所以,我相信父亲碑文拟得最好,至少是杨家湾最好。父亲在信中叮嘱我,不要再往家里寄钱了:“儿子,我今年才49,还没有到老得动不了的时候。”父亲在信中要我照顾好母亲:“儿子,你娘十几岁就跟了我,吃了不少苦。”我把这一段念给母亲听。这时,荣粤在奶奶怀里睡着了,妻在厨房里煲汤。母亲流了眼泪。她一边擦眼泪,一边骂父亲:“这个男人,20多年了,在我面前没有说过一句柔和的话。”这时,我认为写信是一种最好的交流方式,有些话,父亲讲不出来,但是可以写出来。这一写出来,就可以直达母亲心上最柔软的地方。
父亲刻好碑文,请同宗兄弟海叔、林叔和邻居苏老大,连同自己共4个人把碑抬到了爷爷奶奶的合葬墓前。父亲在信里说,碑重,他们4个人歇了5肩才从延溪对面石场里抬到后面山上:“儿子,你说碑有没有1000斤呢?”我流着眼泪念给母亲听,母亲流着眼泪听我念。母亲叮嘱我,回信的时候,可以这样鼓励父亲:“碑就是再重,你们4个男人也抬得动。”这时,我发现母亲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因为她最懂男人。在后山上、爷爷奶奶合葬墓前,苏老大放了一挂父亲买的4万响鞭炮。陪着父亲,林叔、海叔也磕了3个头。祭拜爷爷奶奶后,兄弟4个把碑立了起来。父亲在信里说:“坟头、碑和对面的山峰,三点一线……儿子,碑立了,咱们后代的腰杆也就直了。”后来有一年春节,我们兄弟俩从不同的异乡回到老家,苏老大跟我们讲:“你家的鞭炮放得长,也放得响--”雪停了,上山的路上落下几行脚印。父亲陪我们兄弟俩站在爷爷奶奶的墓前。碑文上,刻着“孝男:朝焕”那是父亲的名字;刻着“孝孙:新成、新顺”,那是我们兄弟俩的名字;刻着“孝重孙:荣粤”,那是博闻的名字。碑上,“荣粤”后面空出了一行位置。父亲指着这行空白对弟弟说:“以后,我再把你的孩子名字添在这里。”弟弟眼含泪花,感谢父亲想得周到。
立碑当晚,父亲请了苏婶子来我家做饭。他杀了一只鸡,兄弟仨连同苏老大、苏婶子在我家横屋里喝了一点小酒。桌上,火锅炉子炖着家养了近一年的土鸡,炉子四周摆了一碟花生,2个青菜和2个干菜。春风经过横屋正门,在横屋里兜了一圈,从横屋侧门出去了。父亲用乡下米酒感谢同宗兄弟和隔壁邻居。谈着谈着,他们就谈到了远在广州的母亲身上。苏婶子逗父亲:“三哥,三嫂去了那么久,你晚上好不好过?”海叔喝得有点舌头大了:“你晚上可以过来嘛,反正只隔一个篱笆。”苏婶子瞧了一眼苏老大,用筷子敲打海叔:“叫你家阿兰过来呢,你们都姓杨,肥水不流外人田。”父亲制住他们,说:“我家荣粤会走了……再过一年,你家嫂子就回来了。”
后来,母亲告诉我,她不在老家的那2年里,父亲撕掉一天日历,就做一个记号。等她回去的时候,那面墙上全是记号:10个一组,每组记号不同,或星号或圆号或方号,整整齐齐。母亲望着这面墙,狠狠地打着父亲:“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父亲没有还手,只是嘿嘿地笑。第二天,父亲还是从桐木港直街买了一幅山水画,贴在墙上,遮住了数百个记号。
这些记号表示的不仅仅是白天,更是夜晚。自母亲去广州后,父亲觉得夜晚很漫长。他睡在床上,听着屋后竹林里叶子落了,听到屋旁某朵丝瓜花悄悄开了……他感觉母亲就睡在他的身边……他坐起来,扯亮电灯。据说,古代寡妇怕夜长,就笑一声,把围棋子撒在地上。她坐在地上,再笑一声,将散落在屋里各个角落的围棋子一颗一颗地捡起来。就这样,撒一回,捡一回,也就天亮了。父亲披了夹衣,坐在床前的柜前,翻看柜内叠放得整整齐齐的《湖南日报》。那是他十年前当杨家湾队长时下发的报纸。他看完几张,鸡就叫了。父亲伸一个懒腰,喝一杯白开水……坐下再看一张,天亮了。第二个夜晚,他接着翻看报纸……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就这样过了。这些天,这些年,就是父亲一翻一翻的报纸,只是,只是这报纸有些发黄了。
三、单日子姓杨,双日子姓刘
流溪河水平静地流着,粤儿在我们的照顾下,慢慢长大了:他会笑了,他会坐了,他会爬了……母亲说,再过三个月,他就会叫奶奶了。重阳佳节与岳父生日双双到来,我将携同妻儿回外家为岳父祝寿。粤儿尚小,还不足一岁。母亲怕我们照顾不好,决定不避嫌,随我们一起去岳父家。
我们到达岳父家时,大姐、二姐……五姐,八妹以及连襟们、姨甥(女)们都到了。只有六姐六姐夫在山东,太远,没有回来,据说早已通过电话以及邮寄丰厚礼物等形式祝贺岳父68岁大寿。如此,寂寞冷清的院子因为女儿女婿们到来而热闹起来。姐妹们放下手中的或青菜或锅铲或烧火棍,姨甥(女)们放下手中的或玩具或纸牌或象棋,从灶台边或水龙头下或地板上或床上跑过来、围上来,里三层外三层地争着或看或逗妻怀里的粤儿。我进入连襟们圈里,和他们坐在圆桌边上喝茶、吹水。我一瞥眼,母亲站在圈外,抱了粤儿的衣物,望着他们笑。
院子里,只是少了主角。听八妹说,岳父去了荔枝园。八妹夫不解地问:“屋里一大家子人,还去荔枝园做什么?”“除草,打虫,剪枝!”八妹恶狠狠地吼八妹夫。五姐夫拉了八妹夫,说:“这是老人的一种寄托,咱们要理解。”
我知道,岳父的八个女儿外嫁后,他能够侍候的只有荔枝园了,那不仅是他的一种寄托,更是他的一种信仰。我能够想象,岳父一个人坐在荔枝林的小木屋里,一个人吧嗒吧嗒地抽烟。现在,岳父已经不会回忆了,只会望着荔枝园出神。有时候,他眼望荔枝林的姿势会定格一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
流溪河春来涨水,秋去裸露部分河床。清晨,岳父起来,喂食家养了数年的狗后,踩了一辆单车去新和墟饮早茶。去的路上,狗送他一程。送过小巷,送过社边村前的村道,到拐弯处的大龙眼树下,狗才止住脚步,目送岳父往前踩去。太阳晒过茶楼的门槛,岳父在桌面搁下一碟排骨、一碟肠粉的费用,告别一同饮茶的老兄弟,踩车去了荔枝园修枝、除草、打虫,或挖土、种菜、浇水……近了中午,岳父煲点稀粥、烤点红薯,哄一哄肚皮。云淡风轻,他抽一袋烟,倒在林中的竹床上,睡一下。翻两个身,不知道睡着了,还是没有睡着,就到了下午三点。他伸几个懒腰,捶几下大腿,从竹床下摸出锄头,继续除草……傍晚了,岳父一个人回家。狗又在社边村道前的大龙眼树下迎接岳父,迎他回小巷,迎他开院子门,迎他走进院子……岳父一个人煲饭,一个人洗脚,一个人睡觉……一个人、一条狗,过了好多年。这些年,就是今日岳父生日祭祖点燃的一炷香,一会儿就烧完了。
女儿们的饭煲好了、鸡肉切好了、鸡汤煲好了、青菜摘好了,女婿们的麻将摸了几十圈了,岳父回来了。女婿们一边摸麻将,一边远远地叫一声“爹”;女儿们一边叫“爹”一边去接他的挑子:挑子里全是荔枝园种的青菜。不用岳父吩咐,自有一个女儿将青菜分成8份:这份是大女儿的,这份是二女儿的……六女儿没来,那就让大女儿带一份过去给六姐的婆婆,她们住得近。
妻抱了粤儿,凑到岳父面前。小家伙眼珠滚滚地望着老人。妻说:“博闻,叫外公--叫外公--”粤儿还不会说话,只是望着外公。这时,母亲挤过来,向岳父打招呼:“亲家,生日好。”岳父听不懂母亲湖南式的普通话,只是一个劲儿地对母亲说:“进去饮茶,进去饮茶。”听到他们两亲家鸡同鸭讲,我想笑,又笑不出来。妻对母亲说:“娘,我爸请你进屋喝茶。”“喝茶,喝茶--我已喝了好多茶了。”母亲对岳父说。“那再饮少少,再饮少少。”岳父听妻翻译后再热情地请母亲喝茶,“我屋里还有红茶。”据说,妻的某位大姐曾告诫妻,自己不要怕辛苦,多带一下博闻:“如果让博闻学会了他奶奶的湖南土话,那就麻烦了!”我听了心里不爽,却又不得不承认这句话是为了孩子好……现在,我拉了母亲在我身边坐下,低头说:“娘,我们不要太委屈自己。”母亲却说:“我们该尽的礼数还是要尽到。”
饭菜上桌了。今日,席设4围:一围是岳父和7个女婿,一围是7个女儿,另外两围是外甥(女)们。按例,饭前妻的五姐祭祀祖先……她在院子大门两侧、水井边、大门两侧、灶台边以及神龛两边,都点燃上三支一柱的香;在神龛中间,搁上四碟菜、四杯水酒以及四碗饭……她没有跪下,只是站在神龛前,默默地注视着香烛。有一次,我曾小声问妻:“五姐祭祀的,是娘家的祖先,还是婆家的祖先?”这一下伤到了妻的痛处,她流了眼泪,很久才说:“你父亲命好,生了2个儿子。”
刚吃上几口,院子门口出现了不速之客:岳父的妹妹。她提了一个竹篮子,倚在门口叫岳父:“阿哥,阿哥--”院子里一片“小姑”“姑婆”的叫声响过后,老太太被邀到主围上,和岳父坐在一起。我对老太太没有好印象。前年,老太太借口某些事情没有出席我们的婚礼。我认为,她是嫌弃妻嫁了一个湖南人。现在,她坐在我对面,正扫视着院子里的晚辈。妻抱了粤儿,走到老太太面前,说:“博闻,叫姑婆,叫姑婆--”“喔,喔,是博闻呀!多大了?”老太太问。“快一岁了。”妻脆生生地说,“能够靠着墙壁走几步啰--”
老太太眯缝着眼,问:“姓杨还是姓刘?”除母亲(母亲听不懂她的钟落潭本地话)外,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到我脸上来。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老太太这么问,是什么意思?我心里犯嘀咕了。他妈的……我打了一个太极:“博闻,单日子姓杨,双日子姓刘。”大家纷纷笑。母亲闷闷不乐,吃饭没有换碗,也没有和其他人打招呼,一个人去了小巷后面的竹林里走走。我找到母亲的时候,她正坐在竹林下面的砖块上,眼圈有些红。我悻悻地叫了一声娘。母亲转过头来,厉声问:“你说单日子姓杨双日子姓刘,是什么意思?”
晚上,妻趴在我胸膛上,柔声问:“我们的儿子,真的单日子姓杨双日子姓刘啊?”我刮了一下她的脸,说:“哄老太太的,你也信啊?”
四、把你家的户口本拿来给我看看
父亲从屋后“二斗丘”挖完水稻排水沟,已过了中午。他蹲在里马湖南岸临水的石板上,洗完铁锹以及脚上的泥,穿上胶鞋走回来了。近二亩的排水沟,一个上午就挖好了。这算是近几年挖排水沟的一个纪录。他奖励自己,摸出芙蓉烟,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多半,父亲到了屋后。这时,横屋侧面猪笼里传来了猪叫--那只圈养了多半年的猪饿坏了。父亲走快几步,将还没有吸完的烟搁在猪圈水泥栏杆上,倒尽了猪桶里的猪食。父亲一边高兴地看着猪狼吞虎咽起来,一边捡起栏杆上的小半支烟吸了起来。再过两个多月,就近了年关。那时会下雪。当雪铺满屋前屋后的时候,父亲会请苏老大帮忙,杀了这头年猪。堆个谷壳烟堆,熏个把月的猪肉,寄一点腊肉给2个在外地的儿子尝尝家乡味道。现在,过了饭点,父亲觉得不太饿,只是觉得有些疲倦。母亲去了广州后,父亲一日三餐不是很准点了,也不是很到位了。一个人的饭,实在难做。能省就省,能吃面的时候不吃饭,能吃两餐的时候不吃三餐,能吃一个菜的时候不吃两个菜……有时候,他觉得自己长了一个橡皮胃,能伸能缩。父亲决定,今天也省了这顿中午饭。现在,他把大竹床搬到屋前晒谷场东南角的柳荫下面,望了一眼延溪对面的南方天空,睡下了。
父亲睡了一个好觉。醒来的时候,他发现竹床上还躺了一个小孩--兰青青。这是兰家的长孙,已经4岁多了。青青只穿一件背心,露出肩膀,肉乎乎的。小家伙睡得正酣,还发出轻微的鼾声。父亲不想吵醒青青,就保持着原有的睡姿,一直没有翻身。再过几年,粤儿也都这么长了。他会不会躺在爷爷身边呢?父亲围绕这个问题想了很久。有时候,他认为不会。粤儿都不在自己身边,俗话说,“不养不亲”。有时候,他认为会。怎么说,粤儿是自己的嫡亲长孙,祖孙一脉。这么纠结着,一直纠结到青青醒来。
小家伙揉了揉眼睛,叫了一声“杨爷爷”,翻身起床。父亲叫了几声“青青”,却叫不回青青,只能看着青青趿了拖鞋穿过苏家的晒谷场,走回家里。父亲叹了一口气,望着延溪对面的群山,大叫了几声“粤儿”。苏婶子在屋里见到了,有些好笑。她走出来,叫了父亲:“三哥,你想嫂子,就去广州呗。”
父亲不好意思地说:“要插田呢。”
这时,桐木港直街上的邮差送来了一封信。父亲接过,来自广州,封面的字有些陌生--不是我写的,而是母亲托我的同事王四中写的。在信中,母亲告诉父亲粤儿单日子姓杨,双日子姓刘。“小砍脑壳的,搞什么鬼?”父亲心底里骂我不是一个东西。涉及家族血脉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决定不妥协。父亲关好横屋的大门、侧门,客屋的大门、后屋,锁好西厢房的侧门,把西厢房侧门的钥匙以及喂猪的家务活交给苏婶子,空着肚子当天傍晚就动身出发,前往广州。
父亲在桐木港直街供销社门前等车。他买了两个面包和一支水,花了4.5块钱。面包才吃了一个,从三阳镇前往桃源县城的公共汽车出现了。父亲匆匆喝了一口水,跟着一个老太太身后,爬上了汽车。汽车里,一个去桃源县城的三阳人带了2只鸡。父亲就坐在鸡边,吃完了面包、喝完了水。在桃源县城桃花路汽车站,父亲爬上了前往常德火车站的汽车。一个比兰青青稍大的学生给父亲让了座位,并叫了一声:“爷爷,您坐。”父亲不忍心,仍然叫这个孩子坐回原位:“小朋友,爷爷不累。”父亲说这话,有些违心。现在,他腰部一直在钻心地疼。不过,父亲能够挺住。老农民了,从14岁开始到队里下田挣工分,到30岁分田到户,再到现在50岁独自一个人插田,父亲已经在农村干了36年了。36年来,父亲挺过了诸如家庭成分不好等很多困难。常德火车站广场人来人往,灯火辉煌。一个票贩子凑过来兜售火车票:“就多20块钱,要不要?”那个家伙歪着嘴说。父亲舍不得钱,却装着不屑地眼光扫了票贩子一眼,安静地排队买票。过晚上8点,父亲终于上了火车。没有座位,只能站着。父亲心里嘀咕了很久,站票和座位票居然一个价,都是78元。父亲心里很不平衡--有什么办法呢?火车过了郴州,他实在困了,就靠着火车墙壁睡着了。人老了,就梦多。刚睡着一会儿,父亲梦见了儿子。梦怪,说是儿子吧,一会儿是大儿子,一会儿是小儿子;说不是儿子,是孙子吧,一会儿是粤儿,一会儿是博闻;说是孙子吧,一会儿姓杨,一会儿姓刘。到底是什么?父亲醒来抓了抓脑壳,真不能确定梦见了什么。这么想着想着,火车进了广州站,天也蒙蒙亮了。
楼外鸟“啾啾”地叫着清晨。我吃完早餐,和妻下楼上班。刚走几步,就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上楼。这不是父亲么?父亲穿了一双胶鞋。他妈的,进城也不穿双皮鞋,尽给我丢人!不过,我没有时间责怪父亲,只有时间纳闷:好端端地,父亲怎么来了广州?这时,妻提醒我后堆满笑容抢在我前面叫“爹”。3年前,第一次到湖南老家的妻叫父亲时,父亲高声应道,并马上夸奖:“好闺女,进去坐。”但是,现在父亲没有理媳妇,只是一个劲儿地往上爬。
我让出半条道,说:“爹,你先上去坐--娘在家里,我们要上班了。”父亲一边往上爬,一边很不客气地说:“你先回去,把你家的户口本拿来给我看看。”父亲今天搞什么鬼?我们很疑惑。妻不说话,我说话了:“爹,你想搞什么哟?”
父亲有些生气:“你拿出来,给老子看看。”听口气,还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转身,和父亲一起折回家里。父亲坐了一夜火车,身上有些汗味、酸味。妻倒不嫌弃,跟着这股汗味、酸味上楼。母亲早已闻讯打开了家门。妻接过母亲手上的粤儿,教儿子叫爷爷。父亲还是轻轻掐了一下粤儿的小脸蛋,却没有理媳妇。粤儿看着爷爷,嘴角抽搐了一下,是一个不太完美的笑容。父亲还是笑了,但是,他抑制抱一抱粤儿的欲望,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我只好跑进主人房,从抽屉里翻出户口本,递到父亲手上。
父亲翻到粤儿的户口页,上面写着:杨博闻。他笑了。这时,我们才知道父亲的来意:他是来核实粤儿的姓和名。现在,他把我们晾在一边,叫过母亲,指着户口页上的汉字,对母亲说:“孙子,还是姓杨,只是没有叫荣粤。”母亲依在父亲身边,一脸幸福。父亲告诉母亲,这个姓是经政府同意的:“你看,这是钟落潭派出所的公章。”母亲在沙发上用手指比划着,好像是在写“杨”字,又好像不是在写“杨”字。在写什么字,反正我不认识。她比划了半天,自豪地说:“老三啊,其他字我不认得,但是这个杨字,我还是认得的。”
父亲放下户口本,对我们,不,主要是对妻硬棒棒地说:“你们的儿子,叫博闻还是叫荣粤,这个我不管;但是,你们的儿子,只能姓杨,不能姓刘--除非现在你亲口对我说,和我断绝父子关系。”
我很震惊,说:“爹,您当然是我爹了。”
妻抱着粤儿,凑到父亲面前,继续教粤儿:“博闻,叫爷爷,叫爷爷。”
这时,博闻看看妻,又看看爷爷。他小嘴张了张,稚嫩地叫 :“爷,爷……爷爷--”父亲用长满老茧的双手接过孙子,把耳朵附在孙子嘴边,闭上眼睛享受孙子稚嫩的“爷爷”叫声。
父亲的死
那天下午,我***赶回广州三九脑科医院,刚从环城高速冲向天平架收费站,发现几只蝴蝶从正面撞向车前窗玻璃--无一例外,它们全死了。事情有些诡异。出了收费站,我将车停在沙太路边,下车用纸巾慢慢清理蝴蝶的残肢,心里一阵痛楚。
晚上,在医院三楼重症病房的医生办公室里,主治医生通知我,父亲已经……那是2014年6月29日20:03。根据我的回忆,母亲和妻子分别坐在我的两边。作为直系后代,我要承担的首先是责任,而不是痛苦。这时,母亲知道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已经死了……经同族婶子介绍,父亲遇到母亲:当时父亲二十三岁,母亲十七岁。后来,父母先结婚后恋爱,经历“文革”后期 、改革开放初期以及新世纪新时代 ,生育并抚养我和老二两个孩子,年轻时生活在农村,种田务工打粮食;年老后主要随儿子居住在城镇,看电视照顾孙子(女)到处走走。他们在一起,日日夜夜、朝朝暮暮,长长短短、起起落落,一共四十四年。四十四年,在盖棺定论作人生总结的时候,也就是花开一瞬。母亲在我身边嘤嘤哭了起来。我赶紧扶住母亲,说:“姆妈,还有我呢,还有我呢。”我告诉母亲,凡是存在于时间里的事物,既有开始,也有结束,包括你和我。这个道理,母亲当然懂。但是,当父亲生命结束成为冰冷现实的时候,她还是嘤嘤哭了起来。后来,母亲跟我谈起父亲,说:“新儿,我还是不悔。这些年,你父亲去了新疆、广州和海南,见过了大山、大海和草原。对了,你源***还带他上了张家界。还有,你父亲喜欢吃糖呢。最后几年,家里一直没有断糖。我买过了红糖、冰糖,还买过我记不住名字的糖果。”
过了几分钟,我们在走廊里迎来了父亲冰冷的尸体。体温为什么会下降呢?我不知道。体温的差异,可能是生者和死者的区别之一。我们伏下身去,弯腰接住了安放父亲尸体的小推车。我们轻轻揭开盖在父亲脸上的白布,露出父亲清瘦的脸。时间静止,我仔细地端详父亲的脸。现在,父亲安静地躺在我们面前。在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父亲作为父系社会的标识,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意义。在物质上,父亲支撑我们读书、就业和置业等,所以过去父亲为我们交学费交生活费,现在为我们交置业首付款;在精神上,父亲支撑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所以我们想起父亲的脊梁,就获得了抹掉眼泪、战胜困难的力量。从精神层面讲,父亲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信念中的那座大山。现在,这座大山轰然倒塌。以后,我的精神支撑在哪里?后来,我坐在黑夜里不断地追问。
父亲的脸角有一些泪痕。哭什么呢,父亲?母亲用手擦掉父亲的泪痕,呼唤父亲的名字:朝焕,朝焕……“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这些民间俗语的内涵与外延就体现在母亲轻声的呼唤中。几分钟后,我和母亲陪着父亲的尸体坐上了临时租用的野鸡救护车,向湖南老家驶去。叶落归根,是父亲的遗愿。有一次,我们父子在钟落潭钟升广场一边晒太阳,一边闲聊。聊着,聊着,我们聊到了生死,聊到了安葬方式。父亲感叹离老家太远了,如果死了,不知怎么办。我开玩笑地说:“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我就抱一个骨灰盒回去。”父亲笑了笑,望着我说:“烧成灰,有一些凄凉的。新儿,还是叶落归根的好。”我曾对母亲说,作为儿子,对父亲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养老送终。现在,我正在尽送终的责任。这辆野鸡救护车坐地起价,索要一万五千元。我知道,在这种行业背后的利益链条面前,我个人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只能同意。后来,母亲骄傲地说:“你们两兄弟很好地完成了养老送终的责任。”据说,我们两兄弟的名声在老家很好,主要源于以下两点:一是父亲死在了医院的抢救室里。父亲的死,是一种医术无力回天后的自然结果。老家的长辈说,他们俩兄弟舍得用钱,只是杨老三(父亲)无福消受。二是我们遵照父亲遗嘱将父亲的尸体拉了回去,并按老家风俗完成了入土为安的仪式。父亲的堂哥杨老大祭奠父亲亡灵后,拉着老二的手说:“***把爹爹拉了回来,不容易。你们两兄弟做得好!”妻子按广州本地风俗,往父亲手上塞了一个红包。据说,红包里包了一块钱。那是人民币。到了那边,就是冥币,可以支撑我父亲用很多很多年。
医院死亡报告上说,父亲死于脑溢血术后并发症。小姑听说这个结论后说:“那医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家属,我们没有闹事。唉,让父亲安静地走吧。埋葬父亲后,我一个人曾来到医院,走上三楼。我见到了主治医生。见多了患者和家属,他已经不认识我了。“生死,就是一对孪生的兄弟,每天都会在医院出现。”“人生,就是倒计时,不论他是孩子还是老人。”我念着这些话(前一个月,一名护工照顾父亲病友时所说的名言)离开了医院--是的,正是初秋,外面不缺阳光。我看着主治医生一步一步地离开我的视线范围……这家医院的大院里、走廊上、前台前、厕所旁等区域和角落,永远人来人往。
至今,我清晰地记得父亲住院的这几天里对我说过两句话。第一句是:“没搞头。”我懂父亲的家乡话。从这句话判断,父亲知道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关于将死之人知道自己即将离开,据说是有科学依据的。这种依据主要是经过痛苦后不再痛苦,那叫回光返照。但是,我笑着劝父亲要相信科学:“这是广东最好的脑科医院。”第二句是:“新儿,新儿……”我知道,那是父亲在呼唤我的名字。我赶紧趴在他床前,握着父亲干枯的手,抑住眼泪,说:“爹爹,我在这里。”他看着我,想说点什么……后来,我追忆当时的场景,努力猜测父亲到底想说什么……当时,我担心父亲放不下母亲,于是说:“爹爹,我们两兄弟会照顾好姆妈的。”现在,老家周围几户人家男人先后逝去。西面,苏老毛骑摩托车,一头撞到了树上,才四十多岁;北面,薛毛头不知得了什么病,躺着躺着就没了,五十多岁;东面,兰老毛撒化肥,撒着撒着,一头栽在了水田里,刚满六十岁。母亲讲起这些诡异的事情的时候,有些自慰:你父亲还是活了六十六岁。现在,苏婶子随儿子在外带孩子,听说儿子“不懂事”,在外面烂赌,她操心;薛婶子、兰婶子已嫁其他老人,过着侍候老人一家几口的“老妈子”生活。
父亲死前,是经过了无数痛苦的。痛苦是什么?我无法解释。我看过很多谍战连续剧里用刑和受刑的场景。嫌犯受刑,开始是一声接一声地惨叫,后来是晕死过去。晕死过去,那是短暂失去知觉。这时,皮鞭落下,嫌犯毫无反应。我不知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还有没有知觉。美国科学家研究的结果是:失去知觉后,将死之人产生幻觉,并飘起来,飘起来。如果按中国迷信的说话,那叫灵魂出壳吗?刚才,两三个医生用我叫不名字的医疗器材撬开父亲的嘴……我知道,那叫抢救。但是,在危急时刻的抢救中,医生可能采用了暴力,可能违反了程序……据说,生与死,都要经历痛苦。生的痛苦,我已经忘了。死的痛苦,我还没有体验。“无疾而终”,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传说佛教高僧会坐化,那是无疾而终吗?以我的认知水平,这种理想的境界没有什么人能够到达。父亲是有疾的,以后,我也会有疾的……我们终将经历痛苦。但是,我希望这种痛苦不要持续很长时间。现在,母亲常说,活下去,要么自己能动,自己能够照顾自己,要么就死快一点,不要拖累儿女。这是我们人类非常理智的晚年生活理念。在父亲的尸体被推出来前,医生曾征求家属的意见:要不要拆掉死者头上的钢管?我恶狠狠地说:我爹怕疼。父亲上有***下有弟弟,但都先后夭折。基于上述情况,父亲是在爷爷奶奶的疼爱中长大。奶奶多次对我说:你爹怕疼啊--别伤着你爹。但是,妻子劝我要理智:“让你父亲干干净净地走吧。”在我沉默的时候,妻子作出决定,让医生拆掉了钢管。
据说,那钢管有八九公分长。
后来,我把父亲埋在老家的山上。据说,那山的南面,埋了父亲的好兄弟赵付田。在我的印象中,赵付田拉着板车穿着草鞋(后来我想,有些人草鞋穿一生,有些人皮鞋穿一生,有些人布鞋穿一生),总是憨厚地拦下我,并执意让我叫他“伯伯”。其实,他比父亲小两岁。小时候,我拗不过他,叫了一次赵伯伯。长大后,我才知道父亲和赵伯伯是工作的拍档。改革开放初,赵付田是队长,父亲是会计。他们两个人主持了长湖十队的“包产到户”工作。现在,他们两兄弟都埋在同一座山上,一个山南,一个山北,都头枕山脊。赵付田的遗孀莫婶子曾拉着我的手说:你父亲杨朝焕,和我家赵付田,生是老兄弟,奋斗在一起;死是老兄弟,埋葬在一起。赵付田是一个可怜的人。据说,赵付田曾生了三个儿子,但是一一夭折了,后来只好抱养了外甥继承香火;父亲生了我们兄弟两个,都先后长大成人。湖南老杨家修族谱的时候,父亲下面有两个分支,那就是我和老二。现在,我们将父亲的血脉传给了下一代。我膝下一子,老二膝下一女,均是父亲的后人。那次在老家,我曾抱起四岁的侄女儿,眼眶湿润,很享受地听她叫我“伯伯--伯伯--”。这时,我感到父亲就在我怀里。现在,我知道父母子女不过是一场轮回 :我小时候,他们抱我;他们老了,我抱他们。昨天,我带着妻儿去登花都王子山。在山顶照相的时候,儿子站在我们夫妻中间。照片显示,一米六几的我们被一米八零的儿子搂着肩头。儿子搂着父母的肩膀,应该是父母子女那场轮回中的过渡地带。
沿着血脉和姓氏,我们人类从远古走到了现在。据说,杨氏出自姬姓,源于晋地之杨国。据说,我们这一支杨姓,源于少数民族(老家修族谱的时候,居然修出该少数民族是土家族)改姓。我们知道,一代有一代的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传承生命、信念和文化。爷爷奶奶育有五个孩子,其中排行第一、三、五的是儿子,却只有排行第三的父亲长大成人。长大成人的父亲不负爷爷奶奶所托,很好地完成了自己传承生命和姓氏的任务。现在,我们两兄弟经过读书从农村进入了城市,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更加令人骄傲的是,老二成长为乌鲁木齐市公务员局的重要成员,成为这个社会体制内的支撑力量。在我们两兄弟身上,不仅流淌着父亲的血脉和生命,而且传承着父亲的信念和理想。同事小孟叙述家史的时候说:送走一个(即老婆的奶奶),迎来一个(即儿子)。父亲完成任务后,退出人生和家庭舞台。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以儿子和侄女为代表的下一代正在一节一节地成长。
父亲下葬那天下了很大的雨。在雨中,我们兄弟请的桐木港乐队气势磅礴地吹响了《走进新时代》:“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后来,我一直思考个人的死亡与国家的发展有什么关系?如果将个人的死亡上升到国家层面,我想,不论出殡场面大小以及送葬人数多少,那都是一场华丽的出殡。我在前面为父亲引路,老二在后面为父亲压丧。无数亲人、朋友送葬。我们兄弟用了九百元请了挖土机挖井。只有几分钟,井就挖好了。这时,大雨居然停了--老人们传说老天爷安排了一点时间让我们埋葬父亲。父亲的堂兄弟跳进井里,用米在井底写了四个大字:“永垂不朽”。那是隶书。晖叔忙时种田,闲时开馆,居然练就了一手好书法--农村里藏龙卧虎啊。父亲不是伟大人物,“永垂不朽”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愿。我知道,人死后,肉体就会腐烂。腐烂是必然趋势,只是有时间的早晚。作为老百姓,我们没有多大财力,只能薄葬父亲,也就是一口一人长半人高的红漆楠木棺材。没有经过严格的防腐处理,父亲的肉体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父亲尸体拉回老家,摆放在灵堂里。才过了一天,父亲尸体就小了一圈。旁边的道士说,灵魂走了,肉身就小了。我知道,道士的解释是伪科学。科学的解释是:没有生命系统的支撑,水分(据说水分占人体的75%以上)流失,肉身变小。所以一米六七的父亲只有一米六零的尸体了。据说,人死后,灵魂不灭。如果灵魂下去,父亲就是鬼;如果灵魂上去,父亲就是仙。我们考察了父亲的一生,当然不会波澜壮阔,却也平静安详:少时求学,青年种田,中午建房,老年怡孙。那就让父亲成仙吧。即使父亲成鬼,我们也不怕--有什么好怕呢,我们和父亲的那种血缘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因为父亲的死而结束。
料理完父亲的丧事,我回到钟落潭住所的书房--这是父亲发病的地方。据说,父亲的头碰到了书桌的一个角……血流了出来。我用手一寸一寸地抚摸书桌的四个角……是比较硬。它居然碰破了父亲的头顶!我知道,书桌只是父亲死亡的偶然因素。但是,我恨它!我气急败坏地叫来妻儿。我们三个将书桌搬到楼下,用斧头砍了,用火烧了。我目睹书桌从半人高的家具变成手掌厚的灰烬:也就是半个小时,书桌也走完了一生。后来,我见到了血迹:地上、墙砖,甚至墙壁上,一大摊一大摊。母亲靠在我的肩头,说:新儿,当时我按不住啊--我深深地自责:父亲什么时候由低血压变成高血压的?如果我安排父亲做一次体检……父亲会多活几年吗?我们曾不止一次地思念父亲。老二是词人,曾填了好多词思念父亲,如《鹧鸪天寄父》:“夜来寻梦梦来迟,侧听更漏失。泪流湿枕浑不知,心悲难自恃。人已去,无归时,何处寄相思。清风寂寞舞参差,月残挂瘦枝。”按照传统,长子更多地承担了责任,所以我主理父亲丧事;幼子更多地承担了情感,所以老二表达了对父亲的哀思。和老二一样,我也常梦见父亲。父亲在梦里出现,有时候是人,有时候是鬼……醒来,我很怕。这时,妻子总是爬进我的被窝,贴近我。很久,她才问:“又做梦了?”后来,我不怕了。这时,我参透了生死。一个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据说是一个无人回答得了的哲学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并不复杂。对我而言,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几十年前,我从父亲那里来;几十年后,我将到父亲那里去。
父亲死后,我只哭过了一次。当时,我押着拉着父亲尸体的野鸡救护车抵近了老家。这时,故乡的山山水水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父亲在这里种过田、拉过车、背过包……父亲在这里送我上学、接我回家、陪我读书……我轻声呼唤父亲,告诉他已经回到老家。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他要叶落归根。现在,父亲叶落归根了--我大声呼唤:“爹爹,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这时,父亲已经听不到了。当年,爷爷奶奶送父亲过水去县里上学,他是桃源县高小升学考试第二名。当年,父亲和母亲送我上大学时,我是深水港乡长湖村第一个大学生。当然,这些传说和其他故事一起,构成了父亲一生最深刻的印记。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些最深刻的印记会一一出现在父亲的意识吗?我大声哭了起来。母亲却劝我:“别哭了,啊,你还要办丧事。”爷爷奶奶合葬坟周围已经没有坟地,我只好把父亲埋在爷爷奶奶合葬坟对面的山上--他们父子不能相依,却能相望。
我国汉族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结尾,是梁祝化蝶。如果这是真的,那该有多好。很多时候,我坐在单位的花坛边,看花丛中飞来飞去的蝴蝶--哪一只是父亲呢?我靠近蝴蝶,它就飞走了;我坐下来,它就飞回来了--它和我若即若离……它是我父亲吗?有一次,我曾祈祷:如果父亲有灵,就让蝴蝶落在我的手上吧。我伸出手……等了很久……那只蝴蝶只是飞来飞去。
——摘自2017年《广州文艺*白云专刊》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