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胜民族与民俗龙胜民族与历史概述

西南山地是许多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壮、苗、侗、瑶可算是其中的“大族”，在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排名位列第1、5、10、12位。因此在黔、贵、湘、粤、桂等地区，随处可见某一个或若干个民族的自治县、自治州乃至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与湖南交界之地有龙胜各族自治县，它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各族自治县之一，拥有苗、瑶、侗、壮、汉五个民族。这里缘何成为众多民族的聚居地？在这片区域内，五个民族在文化传统与日常生活中又有怎样的联系？带着这些问题，我从2018年春节开始了桂东北的田野工作。作为建筑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研究者，我的关注点自然是这些民族的家屋和聚落，想探知它们在空间营造与使用中的异同。但正如陪我田野的“外行”闺蜜所说，这些歪歪斜斜的木楼看上去都差不多嘛。除了那些只有“内行”才能看出门道的建筑细节之外，如何才能展现不同民族的万种风情？在这个关于龙胜的系列文章中，我希望用学术研究的“边角料”——那些真正吸引更多人的民俗与故事，来呈现更为生动多彩的龙胜。龙胜在哪？龙胜县是桂林市辖县，位于桂林西北，县城与市中心的直线距离约65公里，车程约一个半小时。龙胜县以北即湖南省，其中东北接城步苗族自治县，西北邻通道侗族自治县。两省之间以海拔1914米的大南山（古称蓝山大箐）相隔，发源于南山的贝子河与发源于猫儿山（海拔2141米）的大湾河，在贝子河口汇流成桑江干流，由东向西流经龙胜全域，进入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内，称寻江。再沿寻江向西，就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了。龙胜县城到贵州边界直线距离不到60公里，比到桂林市还近。因此这处邻近三省交界的县邑，在清代方志中被冠以“粤西之藩篱，桂林之肘腋” [1]的名号（图 一）。

图一 龙胜县的区位

龙胜县国土面积2538平方公里，全境为山地，平均海拔700-800米。[2]境内诸山皆属越城岭山系，最高峰是县城以东18公里的福平包，海拔1916米。越城岭自东北向西南穿过县境，地势东、南、北三面高，西部低。山岭之间沟壑纵横，构成“万山环峙，五水分流”的地理环境。越城岭是南岭山脉之一，它与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共同构成南岭五岭，也是划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翻越南岭是中原族群向岭南迁徙的主要途径，因此费孝通先生将南岭走廊视为我国三大民族走廊之一，位于南岭走廊西端的龙胜县自然也是众多南迁族群的短暂落脚地。龙胜东南为兴安县，这里有秦代修造的灵渠，它是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人工运河，也是中原通往岭南的关要所在。在灵渠通航的公元前214年当年，岭南就被正式纳入秦王朝的版图。今龙胜县境的土地，在当时分属桂林郡与长沙郡，其后又经历了始安县、武陵郡、灵川县等行政归属，最终于后晋天福八年（943年）归入义宁县（今为临桂区部分），这一建置一直持续到清初。乾隆五年（1740年），桑江一带与湖南城步、绥宁爆发跨省“苗乱”，被清廷派遣一万五千余官兵围剿。叛乱被镇压之后，龙胜于次年（1741年）由义宁县析出，设立理苗厅（又称理苗分府）。自彼时起，才有了作为地名和独立建置的“龙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王昭武研究员认为，龙胜之名来源于清政府对“以龙胜苗”武功的自诩。[3]龙胜厅在民国改为龙胜县，1951年实行区域自治，称为“龙胜各族联合自治区”，1956年改称龙胜各族自治县，延用至今。县城龙胜即清代理苗通判驻地，乾隆年间在桑江干流与其支流和平河交汇的，桑江南岸建“石城”，作为管控桑江“苗猺”的统治中心。龙胜城的选址考虑颇为周到，东西以桑江干流的水运交通联结上游的湖南与下游的三江（清代称怀远县），向南依赖官道“桂林大道”联结彼时的广西首府桂林。20世纪下半叶开始于北岸开发新城，在局促的河畔缓坡之上逐年扩张。依山俯视，颇有“小重庆”的山城韵味（图 二）。而在县城以外的崇山峻岭之间，就是不同民族居住的乡村聚落了（图三）。

图二 桑江北岸眺望江南龙胜县城（赵晓梅摄影，2018年）

图三 桑江干流沿线的乡村景象（赵晓梅摄影，2021年）

 桑江有谁？“桑江”既是贯穿龙胜县域的江河之名，也是在获得“龙胜”一名之前史籍中对当地的称呼。关于桑江的最早记录应在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时任静江府（今桂林）兼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范成大采取结团设寨的方法管控地方，将“静江管下溪洞徭人，结成五十五团，置桑江寨以统蜀之”。[4]桑江寨在今龙胜县西境，[5]这些瑶团是所谓的“近瑶”，将近瑶结为官府可调配的瑶团，来防范“远瑶”，即深山瑶人。同时代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录了当时隶属于桑江寨的众多瑶人聚落名称：“瑶人聚落不一，最强者曰罗曼瑶人、麻园瑶人。其余如黄沙，曰甲石，曰岭屯，曰褒江，曰赠脚，曰黄村，曰赤水，曰蓝思，曰巾江，曰竦江，曰定花，曰冷石坑，曰白面，曰黄意，曰大利，曰小平，曰滩头，曰丹江，曰縻江，曰闪江，曰把界。山谷弥远，瑶人弥多，尽隶于义宁县桑江寨。”[6]其中“白面”就是如今龙胜一处红瑶村寨，但宋代居住于此的瑶人不是如今红瑶的先祖。在国家的管控及后来移民的重重压力之下，这些瑶人不断在山间流转，继续向南扩散。元明沿用宋代的“团结”统治之法，推进瑶人“教化”。明代在义宁县桑江口设巡检司，其地即宋元的桑江寨。从瑶团的数量上来看，元代静江有生熟瑶359团，比起南宋的熟瑶旧87团、新86团及生瑶41团，[7]显然有更多瑶人聚落处于官府的羁縻治理之下。在这些瑶团中，出现了更多今天龙胜仍在使用的乡村名称，如江底、地邻（今地灵）、泡田（今庖田）、小江、龙平（今龙坪）等，[8]现在这些乡村大多为苗族与侗族聚落。瑶人或猺人，是彼时官方对未纳入国家户籍人口的通称，[9]差异化的族群称谓是到明后期才出现的。明中期以来，官府致力于将西南山地纳入国家体系，对这些“土著”人口的认知也逐渐增多。万历年间，广西巡抚杨芳组织编纂《殿粤要纂》，以舆图形式标识出广西各府、州、县中民与非民“族群”的分布。其中在《义宁县图》上，县域北部的桑江流域就居住有獞、狑、狚、狄等族群。[10] 

图四 万历年间《义宁县图》[11]中的桑江族群

乾隆初年清廷镇压桑江叛乱之后，龙胜人口与族群分布又发生一次转变。在道光年间《龙胜厅志》的记载中，“其人为苗、为猺、为狑、为獞、为狪”，[12]基本可与苗、瑶、伶、壮、侗等现代民族或支系相对应。根据龙胜县人民政府于2021年6月公布的人口资料，全县常住人口为139483人，其中汉族占20.83%，壮族18.65%，苗族15.***%，侗族26.25%，瑶族18.42%，[13]这些民族分布于龙胜县境内的不同区域之中（图 五）。

图五 龙胜县族群分布图（根据《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族分布图》[14]改绘）

苗、伶与侗就是乾隆年间与湖南“红苗”协同滋事的“苗狑”叛贼，[15]他们由北部翻越大南山而进入桑江流域，现居住于龙胜县域北部的平等、乐江、伟江、马堤等乡镇。侗族在县西北的平等河流域，自称祖先来自贵州。这里也拥有龙胜全县最大一块平坦的河坝土地，侗人就沿着这条河谷营建聚落。苗族在县东北的大南山脚下，聚落沿山分布，以“山寨”为主，不同于侗族的河坝乡村。伶人未被识别为独立的民族，在1950年代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记录中，他们居住于今侗族乡村之间。[16]这三个族群共享了不少姓氏，如杨、蓝、石等，当地人讲，我们的祖先在翻越大南山时走散了，到平等那边侗族乡村的一支就变成了侗族，到伟江这边苗族乡村的一支就变成了苗族。这一说法形象刻画出人口与族群边界的流动。桑江沿线及以南地区主要是壮、瑶与汉人的居住地，他们的先祖大多是从南部桂林方向，随着国家扩张、山地开发而入住桑江的。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任建敏老师已发表多篇关于广西壮人历史的学术论文，根据他的研究，这些来自桂西的壮族先民因元明时代的兵制而来到桂东北，[17]又在山地开发中由边山进入深山。[18]龙胜壮族的迁徙历程也如此，他们通过田土购买、承耕租佃、贴防弁兵等方式，自明末清初逐渐在桑江沿岸定居下来。桑江干流及西南、东南的龙脊镇、泗水乡、龙胜镇、瓢里镇和三门镇都是壮族聚居区，他们的聚落同侗族乡村一样，以沿河分布为主。龙胜瑶族分为红瑶、盘瑶与花瑶三个支系，他们的聚落都分布于县域边缘，其先祖在明清时期多多少少都承担为官府驻守邑界边隘的职责。其中红瑶是龙胜独有的一个瑶族支系，总人口仅13000多，聚居于福平包山麓，[19]原本分属龙胜、兴安两邑，在1950年代才都被划入龙胜，现归龙脊镇、泗水乡和江底乡。同期被划入龙胜的，还有南部原本属于义宁、兴安等县的盘瑶聚落。花瑶在桑江南北均有分布，散居于其他族群之间。汉族是最晚定居桑江的族群，他们大多是在清末、民国时期，因龙胜乡村商业发展而来此经商的，主要分布于交通沿线的圩市附近。这些“客商”大多来自湖南和广东，在龙胜城内留存有始建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的楚南会馆。龙胜城往西通往柳州地界的桑江干流之旁，瓢里是一处重要的商贸码头，老街上的粤东会馆与湖南会馆兴建于道光年间（1825-1833年），比龙胜城的会馆还早。民族“遗产”龙胜县拥有众多民族和他们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自然也是文化遗产“大户”。民族建筑、村落、习俗与传统技艺是各类遗产的主体部分，如红瑶服饰制作技艺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0处中国传统村落包含了桑江流域所有7个族群（民族或支系）的乡村聚落。但龙胜最吸引游客的还不是这些民族遗产，而是绵延壮美的龙脊梯田（图六）。这是桑江北流支流金江河河谷两侧的梯田群，上游金坑是红瑶聚居区，下游龙脊以壮族村寨为主。梯田自1990年代开发为景区，2018年入选全球重要农业遗产，景区内还坐落着一处生态博物馆。2003年，广西借鉴贵州生态博物馆理念，启动“1+10”工程，以广西民族博物馆带动全区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2006年，金江河最大的壮族聚落龙脊村被选为10座生态博物馆之一，在村内建设展览馆，结合若干座百年老屋的开放展示，向公众展示壮族的历史文化。

图六 龙脊梯田与龙脊古壮寨（赵晓梅摄影，2019年）

在我看来，尽管这些官方认可的正式遗产几乎已经涵盖了龙胜各个族群生产生活的主要方面，但它们还远远不能完整展现桑江族群的复杂历史与彼此交融互动的文化传承。关于龙胜的系列文章，计划结合这些民族每个月的节令活动，向大家呈现桑江历史文化一个个生动的侧面。那么下一篇，我们就从最热闹的春节开始吧。

注释：[1] 周诚之编纂，潘鸿祥校注：《龙胜厅志》，雷冠中、潘鸿祥、王昭武等校注：《广西龙胜民族民间文献校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219-258页。[2] 龙胜各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胜县志》，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20页。[3] 王昭武：《序》，雷冠中、潘鸿祥、王昭武等校注：《广西龙胜民族民间文献校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3-6页。[4] 宋黄震《慈溪黄氏分类日抄》卷67载范成大奏札节文，转引自范成大著、胡起望、覃光广校注:《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四川民族出版社第1986年，第196页。[5] 转引自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 第27页。[6] 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118-119页。[7] 陈琏编纂：《桂林郡志·溪洞（丛书第754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 第589页。[8] 陈琏编纂：《桂林郡志·溪洞（丛书第754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 第592-596页[9] 科大卫：《明中叶的“猺乱”及其对“猺族”的影响》，《明清社会和礼仪》，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63-277页。[10] （明）杨芳编纂，范宏贵点校：《殿粤要纂》（万历三十三年），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43页。[11] （明）杨芳编纂，范宏贵点校：《殿粤要纂》（万历三十三年），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6-67页。[12] 周诚之编纂，潘鸿祥校注：《龙胜厅志》，雷冠中、潘鸿祥、王昭武等校注：《广西龙胜民族民间文献校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219-258页。[13] 龙胜各族自治县统计局、龙胜各族自治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龙胜各族自治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发布时间：2021-06-28 17:10:00。[http://www.glls.gov.cn/zjls/rkmz/202106/t20210629_2083121.html][2022-1-24].[14] 龙胜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龙胜县志》，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年，扉页。[15]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13。[16] 严学宭 等调查、整理：《龙胜伶人情况调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广西苗族社会历史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76-116页。[17] 任建敏：《元朝广西撞兵屯田体系的形成与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2期；任建敏：《族类标签的产生与形塑：以宋末至明初广西的“撞”与“獞”为例》，《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18] 任建敏：《招僮防瑶与以“狼”制僮:明中叶桂东北的社会结构与族群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任建敏：《明中前期两广瑶僮地区招主控制体系的形成与扩散》，《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1期。[19] 粟卫宏：《红瑶历史与文化》，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信息来源：赵晓梅（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