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塔夜话张笑宇开讲中国人的大航海时代[]
“其实我们在整个大航海时代,乃至于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有很多普通中国人的精彩航海故事,他们的足迹曾经遍布全球,他们曾经去过南半球,去过非洲南端,可能还去过更远的地方,这些精彩的故事都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中。”12月9日晚,首届海系阅读灯塔新书分享空间之“灯塔夜话”活动的现场,2021届亚洲图书奖得主、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腾讯腾云智库成员、著名青年学者张笑宇,向广大网友作题为“中国人的大航海时代”的线上主题分享。
12月8日,首届海系阅读灯塔新书分享空间在盐田灯塔图书馆正式开幕,本次活动主题是“觅书·觅海·觅城市”,为期一周(12月8日-14日),展出来自全国各大出版社关于海系阅读的精品书籍,分为少儿海洋书籍、社科海洋书籍、文学海洋书籍等展区,读者们只要踏进灯塔图书馆,就能沿此处的书香脉络更近距离地接触海洋。
作为此次活动中的重要环节,由张笑宇主讲的“灯塔夜话”活动,经主办方晶报传媒直播,收获众多网友、学者关注。
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晶报总编辑胡洪侠作为此次活动的主持人,出席了直播活动,并与张笑宇讨论了本届读书月推出的“海系阅读”主题。张笑宇也给出了自己的“海系阅读”推荐书单。
张笑宇表示,之所以选择“中国人的大航海时代”这个主题,是因为想打破一个很多人持有的一种刻板印象。“很多人一说大历史,中国自古以来是农耕文明,是黄土文明,跟蓝色的海洋文明好像是相对的感觉,其实在我们看来这属于读历史读得不细,才有这样错误的理解。”
他认为,如果人们对历史的观察颗粒度足够细,对于历史的细节足够重视,对于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民,他们的日常生活足够了解的话,就可以得出一个共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航海民族。
因为涉猎广泛,他善于从“边角料”里,发现历史的脉络。在阅读清朝名家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时,有一段内容引起了他的注意。故事中,一位道士在言谈间提到了标准的托勒密体系地心说内容,并表示“南极出地三十五度”有一处“大郎山”可观南斗,正好与如今的北纬35度附近的泰山“上下相对”。
“直到后来我偶然间在《坤舆万国全图》里面找到了大浪山,就是今天南非的好望角附近,它的纬度恰好是南纬34.5度。”
在纪晓岚的年代,有一个中国道士,既了解托勒密的天文体系,又去过好望角,这个可能吗?“我后来做了一点小研究,发现这件事完全可能。”
印尼从南宋时期以来,就是中国人下南洋的一个主要的中转地,它多次出现在我国历史上的海外记载中,而且也确实从宋代开始就有很多中国人定居东南亚,“所以完全有可能就是在纪晓岚所处的这个年代,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他如果是有航海经验,去过东南亚,那么他完全有可能曾经坐上过荷兰人的船去到好望角,足迹到达过南非开普敦”。
从这一边缘化的历史记载中的内容,张笑宇做了延伸——想象一下,如果那个时代去过好望角的中国普通人很少,最终让纪晓岚的朋友遇到并讲述,最终记录在册,必然是一件小概率事件,反过来说,如果这件事经过两转三转能被纪晓岚记载了,一定是说明它有一个相当大的基数。
“他们的航海,他们的人生,他们很可能每一个人都像鲁滨逊那么精彩,但是我们的历史记载没有把他们当做主人,被遗忘和历史筛选记录了,但这不能说中国人没有做过这些伟大的惊天动地的事情。”
张笑宇说,希望通过很多对于被遗忘的角落的历史观察,来重新带大家稍微领略历史上中国人的这些风采。从大历史观的角度,重新梳理中国人的航海史。
按照今天的全球史观理论,或者说宏观历史框架,人类在西欧开始大航海并到达美洲之前,已经在东亚的驱动之下,早就进入过一轮大航海时代。
在古代的经济社会体系里面,远洋航海扮演着一种非常重要的角色。它的运行模式会讲股权投资,会讲资本积累,会讲公平的法制,会讲政府服务于商贸的治理理念。随之而来产生的现代社会依赖的一些制度,比如说诉讼制度,现在的银行信用体系,法制观念。“本质是你的社会有剩余的生产力,可以养活很多不从事生产的职业人员。”
从一个社会管理的角度,远洋航海让这个地方的法制更健全,服务更完善,商业更发达。比如历史上的泉州港、福州港。这段历史被今天的全球史学家们叫做13世纪的全球化,不仅仅有商品的互通的交流,还有制度上的提升。“在这段全球化世界里面,就是东亚大陆从南宋到元朝,在很多程度上其实还是领先于比如说欧洲和印度。”他说。
同样淹没于正史记载中的,还有元朝和海洋的故事。很多人一讲起元朝是蒙古帝国,蒙古人征服了几乎整个欧亚大陆东到日本海,西到匈牙利。但是有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就是个草原民族,游牧民族。但其实它对于海洋相当重视。在13世纪的世界,欧亚大陆里边最会做生意的阿拉伯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布西洋、南洋,蒙古帝国通过和他们的经商,让其控制力直接达到印度尼西亚。
元代忽必烈远征爪哇岛的时候,他们的舰队曾在印尼和越南做补给,“他的海洋眼光跟之前南宋的积累,以及跟在这边去广泛经商的这些阿拉伯人波斯人是分不开的”。
除了鼎鼎大名的郑和,其实早在元代,就有包括维吾尔族人亦黑迷失和汪大渊在内的诸多航海家。汪大渊在他的著作里边记述,他曾经最远到达过非洲,今天坦桑尼亚的海岸叫桑吉巴尔,他还记载到过麦加等地,并描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精通多国语言,不仅是国内的闽南语甚至连国外的日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都十分精通,甚至有着外文名字,这和他长期和海上国家打交道分不开。
“如果你在比如说谷歌搜索框里边,你敲郑芝龙这三个字的拼音你是搜不到的,为什么?因为在洋人那里他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做尼古拉斯·贾斯帕,又叫尼古拉·一官。”
张笑宇介绍,郑芝龙的真实身份是商人兼海盗,他是名副其实的17世纪上半叶的东亚“海贼王”,“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其实背后有一个客观的地理条件限制——中国古代贵金属的矿产比较稀缺,货币供给会严重不足。”
16世纪,人类先后在全球范围内发现了日本的石见银山、秘鲁的波托西银矿,因为发现了这两个巨大的银矿,人类得以进入到更高级水平的全球化时代。美洲发现波托西银矿之后,当时西班牙的商船横跨太平洋,直接航行到菲律宾,然后再通过东亚的三角贸易,东南亚、日本、中国三角贸易完成商品循环,从而撬动了贸易全球化进程。
大明王朝从来不缺丝绸、茶叶等土特产,相比而言更缺少白银。美洲远道而来的欧洲商人不缺白银,他们对中国的土特产趋之若鹜。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大量白花花的银子像流水一样,流入大明王朝。当时的中国商品就因为物美价廉,很快便成为了全球的制造中心,大量的白银因此汇集到中国,所以才能构成了历史上张居正搞“一条鞭法”改革的基础。
由于明朝朝廷实施海禁,这就构成一个悖论——海禁和经济系统中的大量白银流入,中间的承担者是谁呢?就是以郑芝龙为代表的这批海洋商人集团。
“当然他们有多重身份,你可以叫他们商人,你也可以叫他们海盗,你也可以叫他们走私者,郑芝龙就是在这里面脱颖而出的一个佼佼者。”17世纪的上半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这个地方不断扩张,那么它的一个分部的总督就想带着东印度公司的海军攻破大明的海关,签订一个贸易条约。打不过具有技术代差的荷兰人,大明水师最终只能去找郑芝龙。
郑芝龙直接通过他的贸易渠道去找荷兰人、西班牙人,买最先进的战舰。最终大败荷兰战舰,东印度公司自此退出台湾附近海域,将该地区主导权拱手让给了郑式家族。“因为他为明朝政府立了大功,郑芝龙被封福建水师副提督,就等于水军副总司令。”满清入关之后,郑芝龙投降了满清政府,但是他的儿子郑成功坚决反对,带领着郑氏家族继续展开抗清斗争。
郑成功本人是中日混血,7岁之前接受的是武士道教育;7岁之后被郑芝龙接回厦门,学习四书五经;17岁娶了户部尚书的女儿;19岁,进入国子监。他手下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黑人禁卫军之外,还有一支模仿日本武士建立特种兵部队,“这是一个国际化的家族,是世界上最挣钱的商业集团”。
从组织架构上看,郑氏家族“公司”是从事外贸为主的实体机构,公司CEO由郑成功本人来担任,而他的亲族将领在里面都入股。“它有福利基金,如果你当时是一个普通人,想种地但是没钱,你可以跟他们无息贷款;同时它还有营业执照的相应制度,如果是去从事海洋贸易的公司,你的团队跟他们去买一个排场,那么他们就会保护你在远洋上的安全,不受海盗等等这些侵扰。
从纯粹营收的角度来讲,郑氏家族是超过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亚洲分部,很可能就是当时全球第一的商贸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家可以以一家之力,跟满清前后抗争有半个多世纪。
最终,因为郑家一个高级将领投降了满清,然后他给满清政府出了一条毒计:内迁令——就是从今天的浙江的浙东一直到广东的潮州,这片海域沿海50里内不能住人,所有渔民内迁到陆地上,违令者斩。这条禁令在当时半年内大概造成了90万人的死亡,沉重地打击了郑成功势力。由于一下子缺少了粮食的来源,所以郑成功被迫放弃在厦门的根据地,转去收复被荷兰人占领的台湾。
“我认为郑成功不仅是民族英雄,而且是有着国际视野和先进理念的大格局的人。如果我们去评选世界范围内的有探险家精神,有海洋精神,有商贸精神,郑成功的名字我认为绝对要名列前茅,所以能说中国人历史上不重视海洋吗?”
像郑成功这样的例子,并非只此一个,张笑宇还举例,这其中还有历史上第一位当上总统的华人——罗芳伯,广东梅州客家人,他在今天印尼的加里曼丹西部,建立了一个组织,叫兰芳公司。“这个公司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公司,它其实就是民间组织的意思,特别指称的是民间习武的帮会。随着它逐渐壮大,最终,在罗芳伯的带领下,成立了向荷兰殖民者学习的制度,自称兰芳共和国。”
兰芳共和国从1777年到1884年前后存在长达108年,历任 12位总长,它对当时的海外华人采取庇护制度,治理方面也有诸多独到之处。
讲到如何梳理出这样一条中国人的大航海时代脉络,张笑宇表示:“如果是我们在做专业历史研究的时候,比如说某本专业著作你发现水平很高,你要去看它引用了什么书,然后你从它引用的书里边再延伸到其他书,当你积累这类专业材料到了一定程度,你自然会形成一个专业史观,跟我们日常普通人读历史的那种史观完全不一样。”
“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历史学经常不是因为你发现了什么新的史料,因为史料都在那,只是看你有没有去注意到这些原来不注意的问题’。第二是换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事,往往角度才是历史学的进步。”
听完讲座后,胡洪侠在和张笑宇进行交流时总结道:“今天的讲座,刷新了我们的认知。如果想把中国人的大航海时代拼图拼完整,还需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尤其是海系阅读,我们就可以找到更多的故事,找到更多的典籍,找到更多的研究成果,来丰富我们的认知。”
“今年洋洋洒洒讲了很多,但其实更多的是在一些边角料的细节里去管中窥豹,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够雄辩地来论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中国人从来都是一个海洋民族,我们的精神之中是有着非常优秀和浓厚的海洋性。”张笑宇说:“到今天它依然存在于我们优秀的民间企业家当中,比如像在如今东南亚地区的闽南、潮汕商团,这些经验和历史,我认为都是非常值得我们继续去挖掘、传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