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工一人脱贫一户

贵州毕节“后搬迁时代”就业故事：

务工一人，脱贫一户

新京报首席记者   刘旻

　　“贫穷”，一度是贵州省毕节市难以摆脱的标签，最多时超过260万的贫困人口。得益于精准扶贫，到2019年底，毕节市贫困人口已减少到12万，预计2020年将全面实现脱贫。

　　与之对应的另一组数据：4年来，毕节28.48万深居大山，被山体滑坡、泥石流、洪涝等自然灾害威胁的贫困村民，经过异地搬迁，在城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毕节市扶贫办主任刘敬东表示，易地扶贫搬迁成为具有毕节特色的脱贫之路，是解决“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问题的根本之策。

　　刘敬东说，易地扶贫搬迁并不是简单地“一搬了之”，而是要“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现在“搬得出”已经实现了，如何才能“稳得住”?就是要通过就业、产业、政策兜底来提高搬迁群众的收入，而就业则是最大的抓手。

　　记者日前在毕节采访，抓取了几个就业故事，这里面有政府的支持，有企业的帮扶，也有贫困户自主创业的尝试。同时，也看到了搬迁农户们努力适应城市生活，在观念上的转变。

“菜鸟”老板的用人“尴尬”

　　在毕节市七星关区柏杨林街道一排临街的扶贫车间里，孔维怀穿着件黑白几何图形的衬衣，一下子就从人群里跳脱了出来。戴一副黑框眼镜，干干瘦瘦的他曾是燕子口镇龙洞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2018年6月搬迁到柏杨林街道的阳光新城社区。

　　柏杨林街道，距离毕节市区8公里，是毕节市易地扶贫搬迁单体规模最大的安置点，34个乡镇共搬来29381人。

　　孔维怀搬来得早，算是老住户。“贫困户也要吃喝嘛”，面对“凭空”多出来近3万人的广阔市场，他做起了送水的生意。结果干着干着发现送水的比喝水的还多，于是他琢磨得自己干。

　　以前他在吴江、东莞等地电子厂打工，通过老朋友，他拉到了给江苏两家大厂代工平衡电感线圈的业务。“电磁炉、电风扇、空调、冰箱都需要用它，很有市场，订单根本不愁”。

　　靠朋友资助，孔维怀交了40万磁芯的押金，又花了100多万购置了设备，今年4月27日成立电子公司，当上了柏杨林街道一家扶贫车间的老板。

　　孔维怀敢开公司，看重的另一点是政府对“就业”的重视。街道办提供厂房，免租金三年，只用交物管费和电费，这是对他最大的支持。

　　孔维怀厂里的100多个计件工有70%是居家就业，家里安装了制作平衡电感线圈的设备，只要从孔维怀的就业扶贫车间领取材料，就可以回家生产。

　　“居家就业”，单从字面上理解，是一种非常适合安置点的就业形式，挣钱和照顾家庭两不耽误。

　　计件工大多数是妇女，年龄在二十多岁到五六十岁。遇到问题，孔维怀会通过视频，让师傅教授怎么处理，如果视频解决不了的，他就自己***去教。

　　张帮巧的丈夫在外省打工，她自己带着三个孩子在家。她每天一早起床给三个孩子做饭，到八点把孩子送到附近学校上学，上午大概用两个多小时做平衡电感线圈，下午再做几个小时，然后接孩子，做饭。张帮巧手脚利索，一天做三四百个件，能收入一百多元。

　　50多岁的杨正会，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外地打工，她在家里照顾着还没到上学年龄的孙子，虽然她做的不是很利索，但一天也能做两百多个。

　　白天守车间，下午跑社区，尝试了两个月，孔维怀发现，这老板并不好当。居家就业这种模式很让他头疼。“手艺各有高低，产多产少全靠自觉”，这样一来，生产速度和出货量变得非常不可控。

　　孔维怀说，一开始没想那么多，就觉得先把老百姓带动起来。因为不限年龄，街道会把年龄偏大、没技能外出就业的人都推荐过来，但让他尴尬的是，有的工人想做就做，想不做就不做。有的还把发的材料搞丢了。

　　还有就是浪费很大，年轻人3个小时就学会了，有些岁数大的人学10天都学不会，浪费了很多材料，他算了一下，教会一个人平均要亏320元，两个月下来光材料浪费了几万元。

　　“有的人并没有上班的意识，没把我这当厂，而是当成了菜市场。”孔维怀也理解，进城前，大家都在地里干活，突然进城了，角色还没转换过来。“我想了几个晚上，还是要实行工厂那种模式，要买打卡机，建立请假、辞职、全勤奖励制度。愿意干的就跟我干，不愿意的，咱们好聚好散。”

　　孔维怀的目标是能招到300人以上，人越多，设备的使用效率越高，收益也越多。

　　柏杨林街道党工委书记付立武告诉记者，在柏杨林街道社区，有6个手工业就业扶贫车间，提供上千个居家就业岗位。但部分群众等靠要的思想严重，我们就通过开展感恩教育、法治宣传等去转变他们的观念，想法儿彻底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同时盯紧他们就业情况，一个工作不行就再换一个，换到他们满意，能坚持下去为止。

“洋芋西施”的制鞋经

　　29岁的施启情没有遇到孔维怀的那种用人“尴尬”，同样是开在安置点里的扶贫车间，她干得顺风顺水。

　　肤色黝黑，穿一身黑色西服套装的施启情行事干练，她是毕节市威宁县人，4个孩子的妈妈。

　　她还有一些其他的身份：两个企业的老板、威宁蔬菜“形象大使”、跨国商人……

　　因为脑子活，懂市场，年纪轻轻的她成了附近有名的经营能手。

　　2017年11月，她把威宁县小海镇小张关村农户种的1万多吨土豆卖到了越南，镇里人开始称她“洋芋西施”。

　　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施启情说自己识字不多，“越南人的合同我也看不懂，见人家签名是圆圈内一个字母，我也画个圆圈，里面写个‘S’”。

　　2017年至今，施启情和越南老街市的3家蔬菜公司一直保持稳定合作，白菜、土豆、西红柿和萝卜，每个单品销量都在3000吨以上。

　　疫情期间，施启情向武汉捐了60吨蔬菜，贵阳医院35吨，五里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10吨，其他乡镇5吨，价值接近40万。

　　也是这次捐赠，让施启情看到了“商机”。

　　“给安置小区捐菜那天，我看到很多年轻妈妈都没有工作，有想去上班的，又丢不下家里的老人孩子，我就想，毛线拖鞋威宁女人都会做，要不带大家搞这个生意？”

　　2016年以来，威宁县五里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共搬迁8566户6.2万余人，“就业压力很大，但机会也多”，施启情说，她做了市场调研，觉得做手工鞋可行，于是今年4月成立了公司，投资70万，建了两个扶贫车间。

　　施启情的扶贫车间有个特点，有多少大人，就有多少小孩，有的工人甚至带了几个孩子。

　　在五里岗街道朝阳新城车间里，从石门乡搬迁来的文献华背着孩子正用桌上的夹板固定凉鞋进行编织，时不时需要哄一下趴在她脖颈上跟着她拉线节奏一起一伏的小婴儿，“也是担心影响别人，今天就编了这一只，刚刚学会，这是做的第三双”。

　　文献华有三个孩子，除了背上的，还有两个在上小学，等到学校放学时间她就停下手里的活去把他们接来，孩子们自己找地方做作业，等到5点半跟着她下班回家。家就在朝阳新城里，不耽误中午晚上回家做饭照顾老人。

　　同属一个街道的欣荣家园扶贫车间，做一会儿工停下来奶孩子的女工更多。靠墙是一排婴儿车，孩子在背上睡着了就把他们放到婴儿车里，也有的就直接把婴儿放在工作台面上，让他睡在五颜六色的丝线边。工作台上没有夹板，老员工更习惯用两个膝盖来固定鞋和丝线。

　　凉鞋、拖鞋零售价格是78元、68元，一双利润10来元，新员工第一个月是领计时工资，“每天做满8小时，一个月能有2000元左右收入，做得熟了，一般可以挣3000多元”。

　　“一开始只有10个人做，市场认可后，我就在县里申请，带动妇女全手工打造民族风格的品牌，县里领导很支持，给了车间，后来两个小区的搬迁户，残疾的、老的、孕妇、带孩子的都来了”。

　　“利润薄一些没关系，销量大了，大家收入就多了，夏天做凉鞋、拖鞋，秋天是韩国丝线勾的球鞋，冬天是毛线拖鞋，四季都有活干，大家就有信心”。

　　5月初，施启情找到了在云南昭通市被称为“山歌皇后”的张黎，“她很支持，免费代言，第一次直播带货就销了5000双。”

　　现在两个就业扶贫手工车间有143名妇女，还有在其他乡镇上领了材料在家里做的35名工人，一天产量300双。施启情计划在五里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每个小区都复制这样的车间，人数发展到500人，每个月能生产15000双。

种菜不是件难事难的是沟通

　　除了开在社区的扶贫车间，对于有种地经验的搬迁户，政府通过流转土地给搬迁群众，由他们组建合作社的方式进行经营。

　　在蔬菜大县威宁，政府将流转的3000亩土地，交给了由搬迁民众组建的6家合作社种菜。

　　威宁县移民局办公室负责人周亚松说，政府通过县农投公司，垫付70%的资金，用于地租、土地平整、工人吃住、配套设施等，30%资金由搬迁户集体入股。“产生收益后，合作社把垫资返回，剩余利润作为分红”。

　　在威宁县小海镇万河易地产业扶贫蔬菜基地，威农合作社的牌子很亮眼。

　　合作社占了两层楼房，除了四间职工宿舍，还配有一间职工食堂，里面有十几张圆桌，可容纳大约90人就餐。

　　何献超是威农合作社的负责人，他动员了朝阳新城的70个人组成合作社，每人出了1000元入股。何献超估计如果一切顺利，今年每亩蔬菜纯利润能有1700元到1800元左右，年底能有70多万元用来分红。如果亏了，还有每月3000元左右的工资作为保底。

　　70名社员每10人一组，管理着周围400多亩菜地。

　　60多岁的石天惠是三组组长。在地里干了一辈子活的石天惠，在这里重温了集体生活。

　　社员们集中居住，统一劳动，包吃住80元一天，每月做满22天每天奖励20元。日工资和采摘计件工资相结合，多劳多得。

　　但合作社的开端并不顺利。何献超说，种菜不是件难事，难的是和社员们的沟通。

　　何献超曾在昆明种了8年大棚，学了一套系统的技术。他要求大家科学种田，但一开始就遭到了抵触。

　　“大家觉得，种了一辈子地现在我还不会种了，还需要教吗？”何献超说，他们没有标准化生产的意识。比如传统农田没有工作走道，人在地里想怎么踩就怎么踩。规范化种植，锄草打药采收都在操作便道里完成，“拿萝卜来说，土壤是否蓬松对萝卜影响最大，萝卜在长大的过程中，你从它旁边踩过去，把土踩硬了，它长畸形了，就卖不出去”。

　　光是“走路”这个问题，何献超都要挨着去教一遍。

　　威宁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祖贵东说，原来老百姓种的低效玉米一亩才收600-700斤干玉米粒，卖1块钱一斤，扣除地膜、肥料、种子钱和人工，一亩地还要倒贴***0元，现在科学种植， “威宁三白”（白菜、白萝卜、莲花白）一年能种三季，亩产值在12000元。

　　祖贵东说，威宁的蔬菜因为年温差小、日温差大有利于物质积累，同时海拔高，病虫害少，蔬菜品质高。目前，威宁的蔬菜扶贫试点是贵州省规模最大的集中连片蔬菜基地。

　　“工人们年龄大都在45-60多岁这个区间，新事物接受慢一些。”对此，何献超也能理解。

　　“有的工人脾气犟，很不服气，经常争吵。现在慢慢能接受科学方法了。”何献超相信，捋顺了管理的问题，合作社的事业前途是光明的。

“捡菌子”工人开上了私家车

　　何献超希望捋顺的管理问题，何琪同样也遇到过。

　　“以前一提起新员工进厂后的表现，大家都头疼”，威宁县五里岗产业园区，威宁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外联部负责人何琪说，“现在好太多了”。

　　威宁雪榕公司金针菇日产量130吨，30条作业线，每条线10个人，每天要切四五吨菇脚。

　　“我们的不少生产流程，其实是可以通过机械化自动化完成的，但在威宁这边还不行，除了挣钱，我们还要考虑带动就业、为地方政府和老百姓多做点事情”。

　　何琪介绍，从2015年在威宁投资建厂至今，雪榕生物现有2500名员工，绝大多数来自本地，精准扶贫户就有1500人、易地搬迁户500人。

　　何琪说，“刚进厂时，很多人没有上班和制度的概念，以为就是在这里捡菌子，工作散漫，不好管理”，“一到吃饭时间，垃圾扔得满厂都是”。

　　“但事实也证明，多花点时间，都是可以转化为职业工人的”。

　　何琪说，从上下班遵守交规、吃饭排队、技能教育，“我们一点点地培训，最终都起到了效果”。

　　在位于威宁县经济开发区五里岗产业园区的金针菇二期项目采收包装车间内，随处可见穿着棉衣的工人忙碌的身影，车间内的低温环境和外面夏日的炎热形成了很大反差。

　　胡巧兰从专门设计的瓶子里把金针菇轻轻取出来，用刀把菇脚切掉，然后把产品放回到作业线上，接下来是分级、称重、包装、打包封箱。胡巧兰说，“我是从小海镇搬到县城的，2017年来公司上班，过去是精准扶贫户，现在每月工资3000多元已经脱贫了”。

　　杨子杰在前端的装瓶车间工作，他的妻子在菌种部负责接种，每天3500万装有培养基的瓶子从装瓶车间通过流水线输送到菌种车间，从早上6点种到下午3点就能接种完毕，之后生长53天的金针菇就可以在采收包装车间进行采收了。

　　杨子杰今年27岁，在厂里干了三年多，搬迁前的家在海拉镇，以前在天津、江苏、广东都打过工，现在一家人包括父母还有***嫂子都搬到了威宁，“我爸也找到了工作，在城里当保安，也挺稳定”，杨子杰说，“我不打算再外出打工了。厂里效益不错，又稳定，现在是一班组的组长，和老婆是双职工，每月工资加起来有7000多元，厂里包吃包住，比在老家轻松多了。”

　　“务工一人，脱贫一户效果很明显”，何琪说，金针菇二期项目2017年4月投产，三年多下来感受最深的就是老百姓收入的变化。

　　威宁雪榕金针菇厂的大门一侧，整整齐齐泊满了员工的私家车。何琪说，以前那是停电瓶车、摩托车的棚子，现在棚子被拆去了大部分，给员工们停私家车用。“1000人的工厂450人都开私家车上班，每月还要增加几辆，现在找停车位都难”。

　　毕节市扶贫办主任刘敬东说，在“后搬迁时代”实现搬迁群众永久性脱贫、可持续发展，真正做到“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的目标要求，离不开对搬迁安置项目基础配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产业开发、社区治理等方面的全面跟进。国家对移民搬迁群体的生活方式的塑造，也是同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社会搬迁与社会改造，其内在是一种用城市生活取代传统乡土社会生活的逻辑。

　　毕节市生态移民局局长杨正友介绍，毕节市“十三五”期间全市共实施易地扶贫搬迁28.48万人，全市有劳动力搬迁家庭共5.72万户13.5万人，已实现就业11.48万人、就业落实率85%，实现搬迁有劳动力家庭一户一人以上稳定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