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唱片销量王关于国歌在上海诞生还有多少细节是我们不知道的

今夏奥运赛场，《义勇军进行曲》每一次奏响，都能激起人们心中的满腔赤诚。

7月31日，中国选手卢云秀在2020东京奥运会女子帆板项目上夺金。国歌奏响时，人们发现，比赛举办地江之岛，与1935年聂耳不幸溺水身亡的“终焉之地”同处一片海域。跨越世纪的回响令千万人“破防”。

国歌之于上海，有着更特殊的意义。上海是国歌的诞生地，《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首唱以及最早的公开传唱，都发生在此。这座城市中诸多人们熟悉或鲜为人知的角落，都与国歌的诞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今年，位于衡山路811号的百代小楼——《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地正式开放。这是继“国歌唱响地”黄浦剧场和杨浦区国歌展示馆后，上海又一处与国歌诞生有关的重要纪念场所。86年前的初夏，七名青年才俊走进百代唱片所在的红色小楼，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首次唱片灌制。斗志昂扬的曲调，就此化为真实的人声回响。

在上海持续挖掘“国歌诞生地”红色基因的过程中，人们忽然发现，如今回荡在每一个中华儿女心间的旋律，80多年前也曾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曲”，引万人传唱，带给千万人勇气和力量。

一个世纪的回眸

绿树成荫的徐家汇公园，遮天蔽日的梧桐树用大自然的方式展露着这里的底蕴。百代小楼位于公园北侧，与著名的衡山电影院隔街相望，红色的外墙使得小楼在一片绿荫中尤为醒目。

修缮后的百代小楼，一层仍为餐厅，二层和三层改建为展厅向公众开放。观展开始前，导览负责人顾钰燕将记者引到二楼一堵白墙跟前，墙上用白底红字罗列出一条清晰的时间线，记录了《义勇军进行曲》从创作、灌制、传唱，到最终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重大节点——

1934年秋末，田汉将篇幅十余页《凤凰的再生》电影故事手稿交予上海电通影片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左翼电影公司。收到剧本后，电通方面请夏衍完成剧本改写。仅用两周，夏衍就完成了电影摄制台本，并将片名改为《风云儿女》。

次年1月，影片在今天斜土路2570号一处摄影棚开拍，后因租约到期，春节前夕迁往今天的杨浦区荆州路405号，租用了当时岭南中学的室内篮球场继续拍摄，直至5月电影杀青。

上世纪40年代，百代小楼。   徐汇区供图

《风云儿女》以东北、华北义勇军的英勇斗争事迹为题材，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亡，一群年轻知识分子走上抗日前线，在民族解放斗争中锤炼、成长的故事。

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该片的主题曲，歌词脱胎于田汉借影片主人公辛白华之手写就的诗歌《万里长城》。聂耳看到歌词后，主动向夏衍提出要为这首歌作曲。很快，聂耳就在位于今天淮海中路1258号的三层阁楼寓所内，完成了曲谱初稿。1935年4月15日，聂耳赴日。根据时任电通公司剧务主任司徒慧敏的回忆，4月底之前，他收到了聂耳寄来的曲谱终稿。

百代小楼展厅，《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者们。   舒抒 摄

1935年5月3日这一天，电通公司临时成立了一支合唱队，成员包括《风云儿女》的两位男主演袁牧之、顾梦鹤、青年歌唱家盛家伦、《大路》主演郑君里、正在排演话剧《娜拉》的演员金山、新演员兼场记施超以及司徒慧敏。

在百代唱片音乐部主任任光和音乐家吕骥的指挥下，七人在百代唱片的录音棚内一同录制了《义勇军进行曲》的首版唱片。首版录音唱片的金属模版版号为A2395，发行唱片编号为34848B。发行版唱片的A面，正是《风云儿女》主演王人美为电影演唱的插曲《铁蹄下的歌女》。

后面的故事广为人知。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即今天的黄浦剧场首映。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唱片封套。   来源：中国唱片（上海）有限公司

排除万难的确认

2020年，上海在“四史”学习教育中，遴选出400个现存的革命红色遗址。国歌在上海的诞生过程也挖掘出了新的历史细节。百代小楼，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现场。

要讲好“国歌诞生地”故事，严格的史料考证是一切的基石。去年7月，徐汇区成立百代小楼调研组，从“唱片灌制”这一历史事件本身溯源。然而，就在第一步，确定唱片的具体灌制日期时，调研组就遇到了难题：灌制唱片的日期，竟然有多个版本。

徐汇区档案局方志科科长朱曦全程参与了百代小楼的历史考证。她介绍，一首歌的诞生包含四大要件，即“词、曲、灌、唱”。《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曲作者聂耳，《风云儿女》的拍摄地荆州路、影片公映地金城大戏院等信息均已明确。百代小楼承担的则是“灌”的部分。

“唱片灌制，可以理解为第一次把词、曲、人声、乐器融合在一起，就像炒菜时要把原材料和配料放在一起那样。”录音棚就像是“厨房”，也是歌曲诞生的“产房”。

一份存放于中唱上海公司的原始记录可以证明，衡山路811号百代公司旧址，是有记载的《义勇军进行曲》的首次器乐演奏地和演唱灌录地，也是首版唱片的制作发行地。不过，究竟是先有唱片，还是先有摄影棚中人声和乐器的合奏与合唱，这一信息是此轮考证的关键。

由中国唱片(上海)有限公司捐赠的《义勇军进行曲》母盘封套上，清晰标注了1935年5月3日的录制日期、当年7月22日的发行日期以及A2395的模版编号。  上海中唱供图

研究的突破点来自配器。据中唱方面考证，上世纪30年代，我国录音技术还无法达到先录制音乐，再录制人声的水平，人的演唱与乐器伴奏必须同时进行。这意味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灌制肯定先于演唱场景的拍摄，才能在电影拍摄时，播放有人声合唱的音乐作为背景。

唱片的灌制日期此前则有1935年5月3日、7日、9日三个主要版本。其中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5月9日，即金属母盘的刻录日期。

这一次，技术考证又带来了新突破。根据当时的制作工艺，现场演唱只能先刻录成蜡盘，再根据蜡盘刻制金属盘，以减少蜡盘翻刻时的损耗。金属盘则是日后唱片正式发行时，刻制唱片依据的“母盘”。因此，《义勇军进行曲》的首次灌制，应该以第一次刻录蜡盘的日期为准。

百代唱片录音记录簿复制版。   舒抒 摄于百代小楼

那么，究竟是哪一天？调研组为此专程前往了位于北京的中唱档案室，在翻阅两本原始记录册时，找到了又一新的关键史料。

两本记录册分别为“Release”发行记录册和“Wax”蜡盘录音记录册。在发行记录册上，清晰标注了《义勇军进行曲》的“Recording”即录音日期是1935年5月3日，唱片发行日期是1935年7月22日。通过这一重要的实物档案基本可以确认，《义勇军进行曲》的首次唱片灌制发生于1935年5月3日。

“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日期考证，前后却需要花费数月、翻阅大量资料。然而，一旦有关键性史料被挖掘，这份成就感真的令人终生难忘。”朱曦说。

呼之欲出的地图

考证过程中，调研小组还发现，《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的诞生、录制、传唱，还离不开一位关键人物：时任百代唱片音乐部主任，任光。

1928年，任光留法归来进入百代唱片，直到1937年战事一触即发之际，他一直担任音乐部主任一职。在将近十年的光阴里，任光利用外商公司高级职员的身份便利，主持灌录了一批进步歌曲，《渔光曲》《抗敌歌》《大地进行曲》都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

而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任光就加入了革命音乐组织，举荐了包括聂耳、冼星海、安娥等在内一批左翼音乐家到百代任职，使百代唱片成为当时中国进步救亡歌曲创作的“大本营”。

让调研组更为兴奋的是，通过考证可以确定，任光当时在上海居住的华安坊8号，正是今天的肇嘉浜路986号，徐家汇公园近宛平路一带。这里不仅距离百代小楼只有“一步之遥”，离聂耳在上海最后的居住地也不远。

人们想象中一些可能发生过的历史片段，逐渐有了更具象的画面：86年前，聂耳是否也曾沿着淮海路，一路漫步到武康大楼，请彼时居住在那里的王人美试唱《义勇军进行曲》，然后从大楼一路向南走，到百代去上班。

更早些时候，1934年4月，聂耳已进入百代唱片音乐部，协助任光开展收音、抄谱、作曲、教唱等工作。此时的他已经加入***，并参加了由田汉所领导的左翼剧联音乐小组。

武康大楼    徐汇区供图

“无论是电影拍摄地、唱片灌制地，还是田汉、聂耳等相关历史人物的旧居，都让我们意识到，国歌诞生的足迹遍布上海，而不是局限于一小片区域。”百代小楼调研小组成员、徐汇区委党校综合研究室主任张旭东说，应该有一张地图，还原国歌在上海诞生、传唱的全部脉络，全景展现那个时代的风云图景。

在此之前，2009年，杨浦区已经于荆州路151号建成国歌纪念广场和国歌展示馆。黄浦区则于2008年在北京东路780号黄浦剧场内，辟建了“国歌由此唱响”爱国主义教育展厅。静安、虹口等区近年来也不断加强对田汉、聂耳旧居等历史遗迹的保护和开放。

对于红色遗迹遗址的挖掘与保护，上海各级层面都不遗余力。

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百代小楼调研组实地走访了上海各区以及中国唱片、上海音乐学院、上海电影制片厂等专业机构，还前往北京、长沙、昆明、厦门等地挖掘史料，初步梳理出三大类共20处上海与国歌诞生有关的纪念点位。

一幅遍及上海的“国歌诞生地图”，呼之欲出。

“国歌诞生地图”包含三大类20处纪念地。   舒抒 摄于百代小楼

近代工业的缩影

在“国歌诞生地图”中，第一类纪念点位“事件旧址”，包含了《风云儿女》的开拍地斜土路2570号电通公司摄影棚旧址、杨浦国歌展示馆、徐汇百代小楼、黄浦剧场，还有凤阳路250号的李树德堂广播电台旧址、方斜路505号原南市公共体育场，前者是第一家公开播放《义勇军进行曲》的电台，后者是歌曲的首次千人合唱之地。

为什么是上海？这个问题经常在不同语境中出现。回溯《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与传播，上海的电影工业、唱片工业的繁荣，以及消费文化、海派文化的发展，在其中都有迹可循。

“中国唱片业之所以在上海出现并繁荣，与上海的工业生产配套能力有密切关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音乐文化学者韩斌表示，唱片生产无法仅靠手工完成，需要用到先进的制造业设备和技术，包括机床、电镀、化学工艺等。上海作为中国工业起步最早的城市之一，具备了这一产业承载能力。

此外，80多年前的徐家汇还有着丰富的水系，能满足唱片生产需要的排水、材料运输等需求。

事实上，上海徐家汇不仅见证了中国唱片业的繁荣，与中国早期电影工业的发展也血脉相连。今天的斜土路2570号，新中国成立后也是上海科影厂的所在地。距离这里不远的殷家角一带，周边不仅有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博物馆，更是中国左翼电影重要的策源地，《渔光曲》《马路天使》《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等脍炙人口的经典电影均诞生于此。

上海完善的广播体系则为歌曲的传唱提供了传播平台。1935年6月，上海民营广播电台“李树德堂”首次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规模化的传播带来的是歌曲传唱度的快速积累。于是，一年后的1936年6月7日，南市公共体育场举办的民众歌咏会上，爱国人士刘良模向在场5000余名观众现场教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寄回的曲谱手稿，当时的歌名还叫“进行曲”。  舒抒 摄于百代小楼

上海作为远东国际大都市的消费能力和文化吸纳能力，也从侧面为进步救亡歌曲的广泛传唱推波助澜。

“唱片贵，唱片机更贵。”韩斌说。上世纪30年代，已经有大批移民，尤其是世界各地的侨民居住在上海，其中不少是负担得起唱片爱好的受众，也使得上海迅速接受了唱片、流行音乐这些舶来文化。

在百代小楼展厅，一份百代唱片原版版税记录的复制件，记录下了《义勇军进行曲》黑胶唱片发行后的部分销售情况。1935年6月至1939年6月，《义勇军进行曲》首个4年周期的唱片总销量达22572张，其中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的销量出现井喷，达10362张。这与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中华民族进入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背景产生了呼应。

留给时代的回响

修缮后的百代小楼，每一间展厅都各具特色。在二楼主题为“唱片摇篮”的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摆放着一台1905年产的蜡筒留声机的复制件。原来，最早发明蜡筒留声机的正是“发明大王”爱迪生。

“镇馆之宝”无疑是《义勇军进行曲》的首版唱片，金属母版原件如今保存于中唱库房，此次百代小楼获得授权，展示了一比一复制件。观众扫描二维码，还能现场聆听原声，站在当年灌制唱片的情景中，感受86年前的时空跨越。

百代小楼二层展厅    均 舒抒 摄

无论是工艺精制考究的室内天花板、木护壁、线脚、壁炉，还是“修旧如故”的清水红砖外墙、白色混凝土宝瓶栏杆，始建于1921年，距今刚好有百年历史的百代小楼，早已不单单是一座珍贵的历史建筑。

小楼内代代相传的历史场景，引领着后来者迭代传承，赓续创作。

在“国歌诞生地图”中，第二类场景“人物旧居”，包含了田汉1928年在永嘉路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旧址，以及1935年他被捕时居住的山海关路274弄11号。聂耳在沪的居所记载有三处，分别是公平路185弄86号、常德路633弄恒德里65号和淮海中路1258号。夏衍旧居、任光旧居以及武康大楼等也都纳入其中。

第三类场景“纪念场所”则是对事件和人物的补充。在长乐路、富民路和东湖路合围而成的三角花园，田汉塑像于1995年《义勇军进行曲》创作60周年之际在此落成。复兴西路12号的街心花园里，艺术大师张充仁于1992年创作的聂耳铜像静静伫立在此……

乌鲁木齐南路178号，夏衍旧居。   来源：徐汇区供图

记者采访时，曾询问调研组和专家们同一个问题：为何我们要在当下深入研究国歌诞生的时间线，重新挖掘国歌诞生的历史细节？

朱曦举了一个例子。在考证聂耳入党的具体时间、地点时，调研组的已知信息是聂耳于1933年初，在当时联华二厂的摄影棚内入党，入党介绍人为田汉。但摄影棚究竟位于上海什么位置，这是需要全新考证的史实。在翻阅了同时期聂耳的大量书信后，调研组终于在他寄给兄长的信件中，发现了当时联华影业的公司信纸，上面标注了详细的地址和电话，足以作为直接史料来考证。

“此前很多关于国歌的历史都是口口相传，这一次，我们研究挖掘出了许多新的直接史料，这是本轮梳理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朱曦说。

更重要的原因是，挖掘国歌在上海诞生的过程，人们得以更进一步认识到，***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如何通过文艺作品去唤醒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从电影到歌曲，再到文学创作，上海始终是其中重要的大本营。

而今，无论是抗震救灾还是抗击疫情，在奥运赛场或是撤侨行动中，只要听到国歌声响起，中华儿女的民族团结、奋斗精神、忧患意识都会被一次次点燃、激发。上海这座国歌诞生之城，也用自己始终如一的包容并蓄，吸引着一代代英雄儿女来此拼搏前进，铸就辉煌。

（来源：上观新闻  记者：舒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