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图书馆如何让视障者也能像普通人一样读书

一部《红楼梦》，普通人阅读的纸质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册。

盲文版呢？牛皮纸做成的大书，厚厚16册。录成有声读物，整整45盒磁带，每盒能听一小时。

“有了数字资源，一台听书机4G容量，大概能拷进十几本书。”上海图书馆馆员周琰说。

3月恢复开放以来，位于上海图书馆一楼的视觉障碍者阅览室，大部分时间静悄悄的。“即便是在残障人群中，视障者的阅读障碍也是最大的。”上图读者服务中心副主任谢影说。

在线、云端、数字化，这些在疫情期间发展壮大起来的服务模式，对视障群体来说，意味着什么？

很多人上课前连键盘都没摸过，“只有视障者最了解视障者的需求”

上海图书馆的盲人阅览区是在2001年设立的，当时只是普通阅览室里几张座位。

2002年，上图与市残联、市邮政局合作推出“视障读者免费邮寄外借”服务。只要一个电话，盲文图书和有声读物就能送到视障读者手中。2010年又推出“阳光听书郎”免费外借服务，这是一款支持电子书朗读、MP3/wma播放的便携式设备，还带有语音菜单导航、通用U盘、FM收音、录音、复读等功能。

目前，在上海图书馆注册的视障读者有1000多位，活跃的约三四百位。在视觉障碍者阅览室，记者看到了俗称“盲包”的“视障读者专递包”。上图这项服务在国内最早推出，“盲包”如何设计更合理，是馆员们一点点摸索出来的。最特别的地方是包外侧有个插卡处，每位读者的邮递信息制成卡片，正插是寄送地址，反插是上图地址，省去了视障读者的操作与沟通成本。历经岁月，不少塑封的信息卡片上的字迹已有些斑驳。

数字资源越来越丰富，听书APP层出不穷，“盲包”还像过去那样受欢迎吗？

视障者王臻给记者打了个比方。“一间你熟悉的房间，东西如何摆放，闭着眼都能找到；一旦调整了格局，更换了位置，不要说盲人，连普通人都要费劲找一找。”视障者要使用听书类APP，前提是网站经过无障碍处理。即便如此，一旦网站调整了分类、分区，对很多视障者来说，就可能无从下手。

王臻出生于1977年，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硕士，人生曾经顺风顺水，直到罹患“视网膜色素变性”——一种罕见的眼科疾病。

“32岁，我失明了。”王臻的微信名加着前缀“盲人”。一度，这是他难以接受的现实。失明的打击、婚姻的变故，让他失去了生活的信心。2009年5月20日，从死亡线上被拉回来的王臻决定，“既然死不了，不如好好活下去”。

凭借失明前的基础，王臻开始研究读屏软件，摸索在黑暗中操作电脑。听说浦东图书馆有相关培训班，他想找些同道，“问问人家是怎么用的”。2010年迁至前程路的浦东图书馆新馆，地下一层设有视障者服务中心。一开始，王臻是培训班的学员，后来成了老师。“只有视障者最了解视障者的需求。”

上海图书馆视障阅览室，也是无障碍计算机操作培训班的开班场所。王臻和他的两位助教都是视障者。

无障碍计算机培训班一周一堂课，从下午一点上到四点，初级8周、中级10周。智能手机应用广了，又开出手机应用培训班。在视障阅览室服务的馆员陆静铭佩服这些视障者的毅力，“他们真的很厉害。很多人上课前连键盘都没摸过，一期培训班结束，就能打字了。”

学到最多的不是做什么，恰恰是不做什么

“服务视障读者，不光是热心就可以，必须站在他们的需求出发。”陆静铭说。

上海图书馆视障阅览室有3位馆员，85后周琰是“中生代”，最早从事视障者服务的夏红卫明年即将退休，95后陆静铭则是刚进馆一年的“新鲜人”。

从小爱泡图书馆的小陆直到成为图书馆员才发现，原来图书馆不只是让人看书的地方。工作一年来，令她最惊讶的是，尽管为每位视障读者服务平均要花一个小时，但在这里排队等待，从来没有人不耐，也不曾发生过争执。

“刚进馆什么都不懂，从编目开始都靠老师教。”从夏红卫身上，陆静铭学到最多的不是做什么，恰恰是不做什么。“总想多为这个群体做些事，有时办完业务会问：还有什么需要的？这样的效果未必好。夏老师告诉我，如果读者有明确的需求，就照他提出的完成。”

为特殊群体服务，没有统一标准，靠的往往是感受与经验。

一次，有位视障读者要离开，陆静铭把他送到出口服务台的地方。“可以走下去吗？”对方点点头。几分钟后，不放心的陆静铭回头张望，才发现那位读者几乎还在原地，没挪开几步。“您是要去地铁站吗？我也是。和您一块儿出去吧。”她搀起对方的手臂，这一次，没被拒绝。“应该没认出我的声音，以为我是另一位读者。”回想这一幕，陆静铭有些感慨。

每位视障读者的视力状况、能力边界，是在一次次服务中感知的。时间久了，声音就是联系。

“有一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在小区门口被叫住了。一位阿姨扶着老奶奶，仔细一看，是熟悉的读者。阿姨是老奶奶家的保姆，替她来馆里更换过几次听书机里的资源。”那是位独居的盲人，阿姨每天***时间有限，周琰“承包”借还、更换听书机里的资源已有两年。疫情期间，一段时间不见，周琰打了电话才得知，老奶奶搬去女儿家住了。尽管不再顺路，但周琰还是照样把听书资源送***。

谢影进馆第二年就在视障阅览室服务，如今虽然不在这个岗位，办公桌上的电话还会不时响起。提起话筒，光听声音就知道是谁。令她记忆犹新的是一通报喜电话。“许悦考上大学了！”电话那头，盲人老许的声音满是激动。

谢影认识许悦时，他还是小学生，两岁时母亲去世，他和全盲的父亲、瘫痪的奶奶相依为命。那次，送老许去一号线地铁站的路上，谢影知道了父子俩的故事。因为条件拮据，老许家舍不得用电视机。收到上图寄来的磁带，老许总要等儿子放学回家写完作业后，父子俩一起听。谢影提出，以后孩子需要借书就跟馆员们说。每到寒暑假，还会在“视障读者专递包”里放几张上图讲座的入场券。许悦大学毕业，考上了公务员，如今在机场工作。疫情紧张的时期，在朋友圈看到许悦“战疫”第一线的工作场景，谢影点了赞，“心里为他骄傲”。

两个人群最需要关注，一是孩子、二是中老年人

疫情前，50多岁的潘先生一周中总有四五天在上海图书馆出现。尽管全盲，但他的活动范围并不限于视障阅览室，几乎能在图书馆任何角落撞到这个摸索的身影。

“图书馆一直在变化，不变的是服务大众的社会角色。在如今的知识与信息社会里，图书馆要扮演的是动力引擎的角色，教会大众如何更好地利用知识与信息。同时，图书馆免费向公众开放，是城市永远为市民保留的绿洲。”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主席格洛莉亚·佩雷斯—萨尔梅隆曾这样表示。

1996年搬迁至淮海中路馆舍的上海图书馆虽有无障碍规划，但算不上完善。谢影坦言，开始为包括视障群体在内的残障读者服务，才发现建筑设计的不周全之处。“比如无障碍通道有直角弯、无障碍洗手间离阅览室太远……有一年，一个相关国际会议在馆里开，种种障碍都暴露了出来。”

近年来，上海公共图书馆建设不断前行，新建、改建图书馆，大多设立了无障碍阅读区。有“最美图书馆”之称的嘉定图书馆，大厅右手边就是为盲人设置的视障阅览室，开展过“为盲人读诗”等活动。

明年即将开馆的上图东馆规划了100多平方米“无障碍阅览区”。“我们把这些痛点当成案例收集起来，在东馆规划中，一一避坑。拿无障碍阅览区来说，周围增加了扶手，盲道也一改再改。电梯的低位按钮、盲点字、语音播报，无障碍停车位、洗手间等都设计了。”

家里有听障亲属的陆静铭会手语，这也是为东馆开展大范围的无障碍服务所作的人才储备。“招聘时，主审官都说挺幸运，可以找到这样合适的人选。”谢影说。今年，上图馆员招聘要求还有心理学相关方向。

“两个人群最需要关注，一是孩子，二是中老年人。正常视力的孩子接触社会的渠道太多了，怎么能让看不见的孩子多一些机会？中老年人学习掌握新技术的能力比较差，怎么帮助他们？”这是谢影和她的同事们所思考的。

7月23日，上海图书馆举办的“上海小囡学讲上海闲话”活动现场，有一位特殊的学生元元。小女孩今年10岁，在盲童学校读四年级，尽管十分渴望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活动，但忙于工作的父母很难保证接送。视障者阅览室的馆员们与元元结对，全程护送、辅助。看到元元在课堂上的笑脸，馆员们都觉得，走出的这一步，很值得。

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很多资源“想买都买不到”

面对视障者的需求，哪些地方是力所不能及的？

陆静铭提到最近让她沮丧的一件事。“有个女孩要借有声资源，都是热播网剧的小说原著。她报一个，我查一个。除了《庆余年》，其他都没找到。”

“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谢影总结，“资源厂商太少，图书馆往往想买都买不到。”

相比普通书籍，盲文书籍受众小且生产成本高，每年出版的盲文书刊只有约150余种，且内容基本只涉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文学和中医推拿等几个方面。出于版权限制，有声读物的制作在数量和种类上也比较局限。

“盲人一走到街上去，直接就会问，你在哪家店里工作啊？”这是纪录片《盲人不***》中的一个场景。盲人不***，是一种奢望吗？

“和你发语音方便还是文字方便？”记者问。王臻回答：“都行。困难的是一张图片上有很多文字，识别起来很慢。”失明后，王臻失去了工作，尽管后来已经熟练掌握通过读屏软件操作计算机，但正常世界的大门似乎再难向他打开。“你知道我的学业背景，但像我这样的人依然很难找到工作，何况其他视障者？”

王臻想“看”更多的书，在他看来，视障者最缺的是技术类、专业类图书，特别是工具书。“技术性的、更高层次的书，包括一些行业报告，既没有有声书，也没有盲文版。有一些语言教学类的工具书，消磨时间的听书资源也能找到。但视障者要融入社会，必须通过阅读、学习，掌握更多技能，就业方向才不止***这一条路。”

“移动端应用越来越多，盲人可以通过手机、移动互联网更加适应社会生活。交水电煤、用微信聊天，上抖音、用QQ……”除了在图书馆里做培训，王臻还和朋友们一起创办了一个VIP沙龙。VIP并非贵宾的意思，而是视力障碍者的英文首字母组合。“数字化生活具有双面性，对年长的视障者来说，更需要年轻人的协助和经验传递。否则，数字化会造成更大的障碍。另一方面，通过数字资源提高劳动效率，增强劳动力价值，对视障群体来说充满机遇。”

科技的力量，或许能让善意走得更远

成为盲人的10多年里，王臻的切身感受是，全社会对视障群体的关注更多了，不少大公司的软件对视障者的友好度也大大增加。眼下的问题是，缺少“桥梁”。“哪些资源是可以让盲人获取的？很少有人做归纳、提供给视障者，这就是壁垒。就算是我，已经比较熟悉互联网，像是哪家银行的APP做了无障碍处理这样的信息，也不可能都在第一时间知道。”

如今，王臻的身份是盲人志愿者和创业者。他的团队在做无障碍游戏开发，8月就将上线一款游戏。团队中聘请了普通程序员，但核心是视障者。“只有盲人才真正了解盲人。服务盲人，帮助盲人，就是我们的创业方向。”

除了无障碍游戏，王臻团队更想做的是一个名为“IFREE”的学习项目。“把全国各地的盲人、残疾人技能汇集起来，编成教程，输出给盲人、残疾人社群，提供线上试训机会。学得好的人可以带着技能实现劳动价值，做得更好的可以吸引更多资金，协助他们去做创业小组，在平台上提供更高更专业更有价值的服务。”

盲人的技能点有哪些？王臻归结为三个层面：一是生存独立，包括学会用手机支付，利用公共交通+打车软件实现出行独立，学会查地图、手机订餐等，“让数字化融入盲人生活，是可行的”；其二是数字学习，如何利用数字资源掌握独立学习的技能，“在这方面，针对盲人成体系的教程还太少了”；其三是更进一步的研究综合能力，通过学习形成自己的解决方案，“盲人可以做人力猎头，做音效、制作背景音乐，做剧本、配音，做渠道发布、程序员，乃至经营、管理”，“尽管规模小、案例少，但的确有一部分有想法、有冲劲的盲人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的”。

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周琰抱着一厚摞牛皮纸书走下大扶梯，与通过电话约好的视障读者见面，把要替换的书放进黑色的“视障读者专递包”。目送读者走远、进了地铁，周琰才离开。回到办公室，她打开刚刚收到的快递，除了听书机的数据卡，信封里还夹着一张纸条。这是82岁的视障读者吴爷爷的家属写来的，“在非常时期，你们想方设法让盲人继续使用盲人听书机，感激万分……”

王臻说，对视障群体来说，图书馆是理想的交流场所。一方面，限于出行条件，视障者对环境的要求较高，越熟悉越安全。另一方面，图书馆的公益属性、图书馆员的善意，帮助了包括他在内的许多视障者。

科技的力量，或许能让善意走得更远。

“就像没有打车软件的时代，我也想消费、愿意花钱，但比划半天，可能没有一辆车停下来。”在王臻看来，除了出行无障碍，盲人渴求的更是信息无障碍，“专业类图书资源制作盲文版的成本太高，录制有声版市场的回报有限。但现在已经有了相关工具和软件，只要有原始电子文档，视障者也能像普通人一样‘读’书。在版权方面，能不能有豁免条款，对视障群体实现有限开放？”

他还提到，欧洲一些国家有相关法例，进入政府采购目录的产品必须提供无障碍版。

“这样，开发公司就有了动力。想要可持续发展，必须创造商业价值。”王臻说，“就算是盲人，也不例外。”

（来源：上观新闻  记者：施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