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nbsp新北法官读判词经典读后感——天理国法人情的历史传承

宋代以前的历代统治者，因“人治”占据执政核心理念，故而信奉“愚民”政策，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又因阶层壁垒分明，普通民众受限于教育、信息传播载体等，也无从了解法律，连街头张榜的布告，也仅得若干识文者转述。一旦起纠纷，老百姓相信的是“青天大老爷”来主持正义，而非依照律例判断是非。此时的天理、人情，蕴含在朴素的普世规则中，实则远远超出了国法的地位。

到了宋朝，贵族式微，平民崛起，契约时代，全民皆商，都是与前代社会截然不同的样貌。社会阶层主体地位的演变，经济交往带来的纠纷陡增，都使得“国法”成为统治普及工具的客观需求。此外，统治者的理念也很重要。徐道隣曾说“宋朝皇帝，懂法和尊重法律的，比中国任何其他朝代都多……所以中国法治，在过去许多朝代中，要推宋朝首屈一指”。编撰法律、公布法律、用法律来维持统治社会的各方面秩序，进而树立起“国法”的威严。从《判词经典》中，我们看到的判词背后，其实是中国古代的法治演变史。宋朝，则是法治在历代法典、判例演变基础上产生质变的时代。其中，天理、国法、人情，从古至今，都是考验裁判者的价值取舍冲突。

《判词经典》中写道“在宋代司法官眼里，国法是核心，既然‘祖宗立法，参之情理，无不曲尽’，那么也可以理解为‘法意、人情、实同一体’。人情不是国法的对立面，‘一准于法’，也就兼顾了天理与人情”。

个人以为，法以准绳是为本，但遇到具体个案，就不可避免的会遇到法律的理解和适用问题。如何理解，如何适用，那就需要借助于“天理”、“人情”。在李广宇法官眼里，“人情不是私情，不是情面，这也是宋代司法官的鲜明态度”，例如真西山在“谕州县官僚”中说的“公事在官，是非在理，轻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骩公法以徇人情……殊不思是非之不可移者，天理也；轻重之不可逾者，国法也”。

从文义来看，“天理”能断是非，而奖惩的尺度交由“国法”，但不能徇“人情”，此处的“人情”应特指“私情”。以现代更切实际的角度来剖析，我们不妨理解为天理是从古至今都是符合主流价值的观点、认知，例如对杀人、偷盗、欺诈等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国法是对每种违法行为的惩治方式、尺度，不徇私情，则是对裁判者的道德约束，以保障公正评判。

李广宇法官的研究告诉我们，所谓的人情，不能狭隘的理解为“私情”，有时是客观之情，亦即“情节”“情况”；又有时，情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也就是行为人的内心“情状”，即内在动机；还有时，人情代表的是公众情感、风俗习惯、矜恤之情。而这些结论所凭据的，就是古代的判词、学说经典，正因各有出处，论证严谨，我们才会如此信服相关的论断，进而又为李广宇法官的博闻广识油然钦佩。

时至今日，我们作为裁判者，对个案的裁断，仍离不开天理、国法、人情的交织和碰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的价值取向，当我们对法条的认识存在不同理解的时候，或者是仅有原则条款而无具体规定的时候，我们不妨传承数千年来的“天理、国法、人情”，以核心价值观的导向来解读法律，适用法律，达到“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统一。              （作者：新北法院行政庭  赵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