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口的中华鲟守卫队

　　他们长期驻守在崇明东滩，这里经常停水断电、交通不便、没有人来人往、10公里范围内没有公共服务设施，环境不可谓不艰难；他们牺牲了和家人朋友温馨团聚的时间，连续工作一周、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才能够回一趟家；当春节合家团圆时，总是有队员在基地陪伴着中华鲟过年；当亲友相邀时，队员们多数情况是遗憾地拒绝：“对不起，我走不开……”；当需要履行家庭的义务和责任的时候，他们只能通过电话表达关心。只因为他们明白——中华鲟，需要他们奉献。
　　在崇明东滩、在长江口孕育中华鲟的摇篮边，常驻着一支中华鲟的守卫队，他们被誉为“都市野战军，长江口生态卫士”。他们是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基地青年突击队。他们日以继夜地重复着养殖、巡逻、抢救、调查等枯燥的野外基础工作，同时还需要钻进实验室，钻研病理、繁育、环境分析、生态修复等科研工作以及向社会推广中华鲟保护的科普知识。由于工作的特殊性，队员们常年驻守在基地，把基地当成了自己真正的家。

　　“中华鲟需要我们，再苦再难也要坚持”
　　海面上的摇晃令吴建辉没有进食的胃口，直到回到办公室坐在记者面前，他才咬上一口包子，这是他今天吃的第一顿食物。时针指向中午11点，这天他已工作了8个小时。“昨晚我值班，今天凌晨两点半起床出海去做资源环境监测工作。”吴建辉是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监督检查科科长，同时也是基地青年突击队的队长。他坦言，这样的工作强度对于每个保护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来说都已习以为常。
　　环境监测是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的一项常规工作。自2004年开始，保护区管理处即启动了保护区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专项，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目前已经建立了一支长江口水域生态环境监测专业队伍，建立了以中华鲟为主的珍稀濒危水生动物资源监测网络。通过连续开展保护区及周边水域的环境监测和长江口中华鲟资源监测工作，保护区管理处已积累了较为系统的长江口水域资源环境监测数据。“特别是2013、2014年连续两年未在葛洲坝下‘产卵场’监测到中华鲟自然繁殖活动，但是我们却于2015年在长江口监测到大量中华鲟幼鲟的异常生态现象，为流域和行业管理部门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吴建辉说。
　　自2006年来到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以来，吴建辉一直常驻崇明。“在新的基地还没有建成时，我们的工作环境非常艰苦，我通常在基地工作半个多月才回一趟家。”去年新建成的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基地就在崇明东滩的长江入海口。相比过去十年，基地的硬件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与海相望的东滩，仍然无法与市中心的五光十色相提并论。“中华鲟需要我们，再苦再难也要坚持。”吴建辉说出了每个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工作人员的心声。

　　开创河口海洋牧场建设先河
　　2009年以来，根据长江口水域的自然特点，保护区管理处以长江口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项目为依托，开展了保护区生态修复工作，经过多年的探索、论证、实践，创新性地建立了以“‘竹阵鱼礁’为主体，配套生物底播”的河口生态修复新模式，取得了较好的生态修复效果。
　　2016年保护区管理处成功申报“长江口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项目”。“长江口海洋牧场示范区填补了上海市海洋牧场建设的空白，开创了河口海洋牧场建设的先河。”据吴建辉介绍，长江口海洋牧场示范区的建设内容为人工鱼礁建设和底栖生物底播，属于资源生态保护型海洋牧场。其中所建设的人工鱼礁被命名为“竹阵鱼礁”，是独创的河口型人工鱼礁，具有牢固、安全、施工便利、聚集生物、提供栖息环境的特点，为河口区的人工鱼礁建设提供了示范作用。
　　根据***监测和效果评估，示范区建设取得了生物聚集、底栖生物增殖的生态修复作用，起到了提供生物栖息环境和饵料的牧场效果，在增加生物多样性、增加生物资源、缓解水域荒漠化方面起到了积极意义，达到了实现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项目目标，起到了海洋牧场示范的效果。

　　打造中华鲟抢救和科普宣传的名片
　　近年来，基地青年突击队不断总结经验，打造以了一支大型水生生物的专业抢救队伍，形成了《中华鲟等大型水生生物抢救模式和预案》。截至2016年底，累计救护中华鲟2875尾，其中1m以下幼鲟2847尾，1-2m规格中华鲟18尾，2m以上大型、巨型中华鲟10尾。此外，保护区基地还抢救了江豚、胭脂鱼、小抹香鲸、瓶鼻海豚、糙齿海豚、中华鲎、大鲵等其它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救护19头(只)，为长江口珍稀水生野生的保护做出来积极贡献。“目前，我们这支抢救队伍和抢救预案被上海市水产办公室纳入到上海市市辖水域的大型水生动物抢救体系中。”吴建辉说道。
　　除了中华鲟的抢救，作为补充和恢复水生生物种群的有效途径之一——中华鲟增值放流也是保护区管理处的一项重要工作。截至2016年底，已累计放流中华鲟12623尾，其中1-12龄F1代中华鲟11750尾，抢救成活的野生幼鲟869尾，抢救成活的野生成鲟4尾。
　　为最大限度的发挥长江口中华鲟增殖放流的生态效益，近年来，保护区管理处组织实施了大规格鱼种培育、放流驯化、放流标志、效果评估等工作。培育大规格放流鱼种，放流中华鲟最小个体为100g以上，最大个体达到50kg以上，大规格中华鲟放流规模处于全国前列。
　　那么人工养殖的中华鲟被放流后的生存能力如何呢？为此，保护区管理处根据放流地点环境特点和季节特点，对放流中华鲟进行为期6个月的盐度、水流、鲜活饵料等适应性驯化，以提高放流中华鲟的野外生存能力。同时开展标志放流和效果评估，对放流中华鲟全部进行体内和体外多重标志，通过定点监测调查、误捕信息收集、标志鱼回收和PAT标志信息回收等监测手段，累计回收放流中华鲟的标志信息43尾，总回收率为0.34%，取得了较好的放流标志信息回收效果。“通过标志放流表明，标志放流的人工繁育F1代中华鲟具备入海洄游习性，能够很快的完成盐度适应性生理调节进入海洋，具备野外摄食能力，生长情况良好。”吴建辉告诉记者，目前监测发现放流后中华鲟经由长江口向东海、黄海迁移，其中长江口、杭州湾、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分布较为集中，最远的达到朝鲜半岛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