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世淦和他创办的常大兴商号

“常大兴”是清代牟平城西门里富户常世淦开设的一个商号。胶东一带的老人，恐怕没有不知道“常大兴”商号的，至于这个商号的来龙去脉，知道的人就不多了。现在重新审视“常大兴”这所百年“老店”的兴衰过程，或许对我们有些启迪。

                              为使贫困者有生计建“常大兴”商号

牟平新门里常家是个大家族。他们的先祖曾先后随明代洪武皇帝朱元璋、燕王朱棣征战有功，升任武略将军、世袭水军左卫前所副千户。明正统间，传至三世常忠，任宁海卫金山左所千户，定居在金山卫（现牟平金山寨一带）。到第七代常康，考中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官至云南按察司副使，从常康开始，常氏这一重要分支开始定居宁海州城西门里，繁衍而成常家巷。

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家巷常氏家族内部就逐渐分化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层次，自然有穷有富。到清嘉庆二十年（1815）左右，有几家贫困农民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去恳求本族第一大富户常世淦，能否出资办个小商号，让他们这些穷哥们有个差事，好养家糊口。

常世淦是常氏家族十二代传人，他继承了先祖的传统，善于骑马射箭，在宁海州每次考试都名列第一，后来考中了武秀才。他的性格淳厚，喜欢交友，家庭富裕又喜欢帮助别人。嘉庆十六年（1811）胶东各县夏季大旱、秋季发大水，庄稼歉收，第二年形成了遍及全境的大饥荒。常世淦带头捐粮捐钱，带动了州中的绅富，群起响应，知州胡道垠高兴地说：“有了这个人带头，十几万人就有救了。”常世淦一生，每遇灾荒年，散发钱财粮食都习以为常，遇有修筑城池道路、桥梁祠宇等大的工程，必定捐资捐物，帮助督工，保证工程很好地完成。就这样一个大善人，听了族中贫困农民的请求，自然起了怜悯之心，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考虑到这些人没有经商经验，常世淦就先在城西门里路北倒出几间小屋，拿出一部分资金，开了一家酒铺，让他们专卖自家酿造的黄酒。有了买卖，总得起个名字，常世淦就给起了个“常大兴”的名号，寓意买卖越做越大，生意兴隆发达的意思。有了生意和名号，“常大兴”商号就开张营业了。

                               众伙计努力奋斗“常大兴”日益兴隆

常世淦父子都有功名土地，亲属都很富裕，并不在意商号的盈亏，虽然挂着老板的名义，实际上并不去理会“常大兴”的生意，任由伙计们自由发挥。

“常大兴”的几个伙计突然间有了生意可做，简直是天上掉下个馅饼，再加上有常世淦大老板罩着，哪有不拼命干的道理。所以，人人都卯足了劲，恨不得一人顶上两个人干。卖了一段时间黄酒，生意有了起色又兼卖烧酒，自家酿的酒不够卖又去外地采购。几年下来，就有了不少盈利。常世淦一看这些伙计都是可塑之才，就对这家商号有了兴趣，索性把生意往大里做。于是添加了部分资金，租赁了两只帆船，留下几个人继续经营酒类，让余者去搞货运贸易。他们北到丹东营口等地贩运木料，南至连云港、宁波、上海贩运粮食南货，海运贸易，获利非常大，十几年过去，资本积累就相当可观。

开始创业的穷伙计们很珍惜当时的生意，都以“常大兴”为家，有了利润，因过怕了穷日子，就建议常世淦拿出一部分资金购置山峦土地。山峦土地风吹不走，雨淋不走，最保险。

清道光年间（1822—1850），宁海州柞蚕丝织业兴盛，宁海绸名望极高，国内外销售两旺。常世淦当机立断，立即转行，放下酒铺与海运贸易，在西南营子（今西桂里村）建厂房，买设备，招兵买马，开起了宁海州城内唯一一家柞丝纩坊。由于他们资金充足，人心齐干劲大，收茧、煮茧、纩丝、晾晒，然后制成茧绸，一条龙生产，效率极高。加之丝绸销路广，至鸦片战争（1840年）前，纩坊已形成相当规模，盈利非常丰厚。有了利润，又购买了些山峦土地，至此“常大兴”已有土地八千余亩，山峦一千余亩。他们又趁资金充裕，开设了米行、粮店、绸缎庄、布行、杂货店等商铺，形成了一个企业联合体。这时的“常大兴”，不仅在是牟平的地盘上首屈一指，在整个胶东地区，也都颇具实力。

                                   由富而奢“常大兴”走向衰亡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烟台开放通商口岸，洋货开始进入。外国丝织品物美价廉，宁海绸销路大减，加之烟台外国洋行巧夺豪取宁海州柞丝，日本人在丹东开设的大型丝织厂又垄断了宁海州的柞茧，“常大兴”纩坊，陷于困境。

此时古稀之年的常世淦，已将“常大兴”交由儿子常文达管理。常文达是个享受国家补贴的秀才，当时任菏泽训导（分管教育的副官），他并没有过多精力管理“常大兴”这样大的商号，但当时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常大兴”商号着手经营典当兼放贷。按理，典当这种传统的封建商业在清末已是夕阳（没落）产业，但在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外国工业品的侵入，国内工商业者经营困难，需要通过典押等方式获得资金；有部分民众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家庭生活状况恶化，需典押部分财物换取生活必需品；还有的因吸食鸦片上瘾不得不典押财产换取购买鸦片的资金。于是典当行一经开张就取得意想不到的业绩，获利比以前增加了好几倍。常文达又把“常大兴”从困境中拉出来，推向了中兴。

这时，“常大兴”商号第一代创业者已都成为商号的管理者和分号负责人，其后代也大都是商号的员工，“常大兴”是个名副其实的庞大的家族式企业集团。

光阴如箭，转眼到了清同治年间（1862—1874）。此前“常大兴”商号创始者、一代大善人常世淦已于咸丰五年（1855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当时在朝内担任吏部左侍郎的胶州人匡源（匡源为咸丰顾命八大臣之一），亲自为他题写墓志铭。“常大兴”第二代掌门人常文达不仅在菏泽干出了不错的政绩，“常大兴”生意也一如既往兴旺发达。常文达于同治末年去世。

常文达去世后，他的儿子常琦运成为“常大兴”第三代掌门人。常琦运性格仁厚温和，儒雅有风度，而且又勤劳简朴，热心公益。他继承了家族的产业和传统，兢兢业业经营商号，并经常教育大家和后人要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他是个合格的企业经营者。

但是，时代变了，人员变了，人心也起了变化，“常大兴”再也没有当年创业时那么一股劲了。经过前两代人的努力，许多管事者也都赚足了钱，积累了经营的资本，开始或明或暗脱离“常大兴”商号，独自开设了一些杂货铺、绸缎庄、粮店、当铺等，因“常大兴”名声在外，虽然他们都各立门户，但仍然与大兴号保持着各种关系，有的则干脆打着“常大兴”的旗号，做着自己的生意。

有钱了，管理层有人开始享乐。特别是烟台开放后，西方人的生活方式逐渐介入，灯红酒绿的烟台对商号的有钱人是个不小的诱惑。“常大兴”到了第四代，管理者开始奢侈享乐而不理经营。更有的管事者借国家动乱地方多事的机会，暗中侵占商号资产，“常大兴”逐渐走向衰路。到了第五代，部分弟子索性收拾剩余资产，到烟台居住，享受城市文明生活去了。

民国十四、五年（1925—1926）后，“常大兴”商号各产业相继歇业，经营百余年、兴盛一时的“常大兴”传奇至此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

俗话说：“兴由勤俭败由奢”，“常大兴”商号或许应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