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恢复慢于生产并非政策不给力

最近，有国外媒体报道，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西方国家投入数千亿美元，通过给个人“发红包”来维持居民收入，进而带动消费。而中国政府主要通过“廉价信贷”等方式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导致了产出增长有所复苏，但私人消费需求落后。

这种观点似是而非，一叶障目、以偏概全。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为此，各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应对举措。不过,一些西方媒体在观察和报道“中国方案”时，存在明显的偏见与误读，这既不符合现实，也缺乏常识。

给个人“发红包”，这并非西方国家的独创。今年2月份以来，为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不受疫情影响，中国政府已经适度增加了中央财政的资金规模，提前预拨部分经费发放给困难群众，并明确未来保障困难群众生活的资金进一步向疫情困难地区、保障任务重的地区以及财政比较困难的重点地区倾斜。又比如，中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启动了价格补贴联动机制，累计为困难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上百亿元；一些有条件的地方还增发了一次性补贴，缓解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

遗憾的是，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政府的这些“真金白银”投入选择了视而不见，反而一味鼓吹西方国家的“发红包”举措。殊不知，在疫情防控的特殊阶段，“发红包”也不可任性。

今年三四月份，有国家无视国内疫情严峻形势，采取“直升机撒钱”的方式鼓励民众扩大消费，引发更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增加了病毒传染扩散风险。我国许多城市也发放了旨在刺激消费的“消费券”，但这些政策是在本土疫情防控取得决定性成果的背景下出台的。此时刺激消费，有利于激发广大群众的消费热情，提振市场信心，也能使广大市场主体从中受益。

需要注意的是，供给和需求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只强调扩大消费需求，忽视对供给侧的帮扶，显然违背了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试想，如果没有生产部门的复工复产，如何有就业岗位的增加、收入的增长，又何来消费需求的扩大？

我国复工复产的实践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今年2月份，受企业停工停产影响，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2%，创下近年来的高点，与之对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创下了新低。不过，随着复工复产的持续推进，企业用工需求增加，就业形势持续向好，为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提质扩容提供了可靠保障。二季度以来，尽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仍然下降，但降幅持续收窄，消费升级类商品实现较快增长，汽车类商品增速达到两位数。

可见，中国政府加大对市场主体的帮扶力度，不仅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更能带动就业、增加收入、扩大消费。相比之下，西方某些国家在生产端仍遭受疫情冲击的背景下，纯粹撒钱刺激消费，虽然可以催生部分需求，却无法创造更多新供给，效果很难持续。

我国供给端的恢复快于需求端，是遵循经济规律和疫情防控需要的体现。在疫情防控期间，供给侧只是被迫按下“暂停键”。随着疫情防控取得决定性成果，广大市场主体复工复产意愿强烈，加上我国政府帮扶政策得力，生产很快“重启”。但从需求角度看，消费萎缩主要由于社交活动受到约束。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一些聚集性消费仍受约束，广大群众做好个人防护的意识增强，这就决定了消费需求不可能出现“井喷”或“报复性”增长。

当然，中国政府确实加大了对生产部门的帮扶力度，只是这种帮扶并非有的西方媒体所说的简单采取“廉价信贷”的方式。

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中国政府加大了逆周期调节力度，出台一系列帮扶措施。例如，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推动金融系统向企业合理让利；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新增优惠利率贷款。这些政策举措既关照当前，又着眼长远，将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相比之下，某西方国家政府为促进企业复工复产，早已不顾疫情的影响，用上了“廉价”到超常规的宽松政策，损人而不利己。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风险和挑战不少。面对复杂局面，我们要坚定贯彻落实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继续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并坚定实施扩大内需的基本战略，促进生产需求循环畅通，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打造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