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晚报拾金不昧不需要制度化奖励

近日，由广州警方起草的《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简称《规定》)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规定：对无主的拾获财物，可在拍卖后将拍卖款的10%奖励给拾遗者；对有主的失物，失主领回时，可自愿按遗失物价值10%的金额奖励拾获人。警方称，此举可提高市民“交公”的积极性。不过也有市民担心执行起来有纠纷。  

　　支持者为制度化奖励“拾金不昧”，罗列了诸多理由。比如说：考虑了当前现实，顺应了时代发展，能调动“拾遗交公”的积极性。而且还有人举了国外的例子，譬如，在德国，拾得人一般可获得5%报酬；在日本，拾得人可获20%以下报酬。国家与国家的实际情形不同，对于拾金不昧的理解也不同。这两个国家对拾金不昧的奖励，并不能抹掉更多国家对拾金不昧不奖励的事实。  

　　制度化奖励拾金不昧暗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当前的社会道德已经不足以支撑“拾金不昧”。在一个道德环境里，应该不需要有这么一个奖励；即使有这么一个奖励，也不会有多少人愿意要。环顾身边，好人好事络绎不绝，拾金不昧每天上演。这说明当前的道德，并不是那么让我们颜面尽失。虽然说，个体不能代替整体，整体善良也不能掩盖个别无良。但是，现在的奖励只是捡到财物的十分之一，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乎钱财，岂会舍本逐末？对于本身道德较高的人来说，十分之一的奖励又有什么意义？对拾金不昧的制度化奖励，其实低估了社会道德水准。  

　　奖励功利化的危害不容小觑。道德是纯洁的，也是美好的；拾金不昧是可亲的，也是可敬的。奖励制度化了，还能叫拾金不昧吗？这是在有意无意地把拾金不昧从道德词典里删除。对于有些人来说，为了避功利之嫌，反而可能故意不拾，或者捡拾了不把财物上交、归还。  

　　理解相关方面是想通过奖励来推动拾金不昧的良苦用心。道德是需要奖励的，但奖励未必需要物质化，更不一定要上升到制度层面来。比如说，我们可以营造一个良好的激励氛围，可以提倡失者给拾者一定的补偿，甚至在双方发生争议时可以站在拾者一边，支持拾者正当的物质补偿。媒体对良心事件的及时报道，已经体现了这一点。现在需要做的，更多的是加强而已。  

　　在制度化社会里，应该给道德一个自由生长的空间，应该相信道德本身的自我调节能力。对于制度来说，做好分内事，特别是做好权力部门自己的事，比把手伸向道德领域要有意义得多。从这一意义上讲，笔者不支持对拾金不昧进行物质奖励，最起码不支持这种制度化物质奖励。 (毛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