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瞭望杂志集中刊发5篇深度报道聚焦贵州

后发赶超看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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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培植后发优势，奋力后发赶超，贵州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

  ◇欠发达的贵州，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为全国在相关领域的改革作示范、探路子

  ◇将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紧密结合，坚持生态扶贫、产业扶贫，贵州绘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画卷

  减贫140万人；经济增速9.1%，位居全国第一。2018年，贵州再次交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单。

  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小康是贵州孜孜不倦的追求。中央要求贵州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培植后发优势，奋力后发赶超，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

  底线如何守，新路怎么走？

  对标中央要求，贵州决战脱贫攻坚，进入夺取最后胜利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探路子、作示范；大数据从“无中生有”到“风生水起”；内陆开放型经济活力迸发……贵州正成为绿色、创新、跨越发展的热土。

敢“闯”，决战脱贫攻坚

  中国扶贫看贵州。贫困人口众多，脱贫任务艰巨，贵州长期被贴上落后的标签。

  2018年，******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强调要尽锐出战、务求精准，确保毕节试验区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脱贫攻坚的时代强音，在多彩贵州奏响。

  毕节市赫章县铁匠乡地处乌蒙山区腹地。集镇不大，16栋崭新的楼房格外显眼，超市、诊所、幼儿园等设施配套完善。每栋楼房二至六楼为住房，一楼为门面房。这是当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计划安置321户14***人。2017年6月开始，搬迁的贫困群众陆续入住小区。为了方便搬迁户就近务工就业，政府吸引返乡农民工在一楼门面房开办服装加工厂，承接沿海企业服装订单。

  作为首批易地扶贫搬迁户，赵庆花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离集镇十几公里的老家，石漠化山区生态恶劣，“种一棵苞谷都要在石头缝缝中找土”。外出打工，不仅老人孩子照顾不了，还挣不了多少钱。现在，赵庆花全家6口人住在六楼的安置房，每天下楼就上班。做计件缝纫，每月收入约1500元。

  毕节市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的恶性循环，30年前，国家在这里建立了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30年来，毕节试验区从人与自然的“对抗”，逐步走向“共赢”，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94万，森林覆盖率提高近38个百分点。

  赵庆花的脱贫故事，如今在乌蒙山区频频上演。毕节成为贵州脱贫攻坚，实现百姓富和生态美的一个缩影。

  贵州曾长期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脱贫攻坚是贵州的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贵州省委提出，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力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实现新时代脱贫攻坚新担当新作为。

  寒冬时节，黔西县洪水镇解放村的田间地头一改往年的农闲情形，农技专家连续多日手把手教村民刺梨种植和管护技术。洪水镇人大主席张浪告诉本刊记者，当前全镇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刺梨产业发展前景较好。“冬天在家的劳动力多，正好做一些脱贫攻坚农技培训”。

  像洪水镇一样开展农技讲习的地方比比皆是。贵州开展脱贫攻坚“冬季充电”工作，利用遍布农村的脱贫攻坚讲习所，为农民带去实用的种植养殖技术。

  事实上，从2018年春季开始，脱贫攻坚就紧锣密鼓、无缝对接。“春风行动”，利用春耕时节，1400万亩蔬菜种植等产业扶贫措施大举推开；“夏季攻势”，深入开展“贫困人口漏评错评”“扶贫领域腐败和不正之风”等专项治理行动；“秋季喜算丰收账”，加强督查和考核问责，谋划来年脱贫攻坚工作。

  贵州省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农业结构调整等扶贫措施强力推进下，2018年种植业增加值达1438.46亿元，畜牧业增加值达508.04亿元，分别较上年增长8%和4.3%。一大批特色种植养殖产品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脱贫攻坚“四季歌”，唱出了贫困地区“幸福歌”。据统计，2018年贵州减少贫困人口148万，易地扶贫搬迁入住76.19万人，14个贫困县摘帽。

敢“试”，作示范探路子

  2016年，“试验”这个关键词，无疑是贵州亮眼的名片。

  这一年，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在贵州落户。国家一年内密集支持贵州建设三大试验区，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欠发达的贵州，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前沿，为全国在相关领域的改革作示范、探路子。

  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试验区建设之初，改革即贯穿其中，一揽子创新制度先行先试，构建起保护绿水青山的“四梁八柱”。为此，贵州共推进十余项相关改革，五级河长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损害党政干部问责、排污权有偿使用、污染第三方治理等举措，引领全国风气之先。

  目前，贵州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和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稳定在100%，中心城市和县级城市空气质量指数优良天数平均比例分别为97.2%和97.7%，森林覆盖率提高到57%。

  在贵州，生活贫困与生态恶化往往互相交织，极易陷入恶性循环。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紧密结合，坚持生态扶贫、产业扶贫，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目标。

  2018年，贵州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3处世界遗产和第13处世界自然遗产。贵州已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数量最多的省份。

  “以前没有想过，靠着梵净山还能发家致富。”49岁的杨华军生活在梵净山下的江口县太平镇云舍村。古往今来，这里的村民几乎都靠土法造纸为生。上山砍竹，下山造纸，劳动力需求大，收入却不高。

  放弃造纸，村民大量外出打工。2004年，杨华军和妻子去了浙江的建筑工地帮人贴瓷砖。每年回乡一两次，他明显感到了村子在不断变化：政府加大生态保护和植树造林力度，青山绿色越来越浓；守着青山绿水，返乡创业的村民越来越多；梵净山知名度增高，到村里的游客越来越多。

  和妻子一合计，杨华军拿出打工的积蓄，修了两层共12间的小楼开设农家乐。吃农家菜、看梵净山，这两张“牌”收效明显，全家年纯收入已超10万元。在整个云舍村，农家乐已达35家，带动旅游从业人员100多人，年接待游客17万余人次。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仅体现在扶贫领域，还深刻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引领绿色发展。

  获批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正是得益于良好的生态环境保障。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从“无中生有”到“风生水起”，跑出了贵州发展的“加速度”。

  在贵阳市，打造“中国数谷”的步伐不断加快。驶入数据蓝海，挖掘大数据价值，抢占大数据发展制高点，新一轮产业革命面前，贵阳率先抢滩。引入甲骨文、谷歌、英特尔、微软、惠普、富士康等世界500强企业。2018年，贵阳的大数据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000亿元，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全国首个大数据安全认证示范区。

  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为贵阳“加速度”提供了持续动力。贵阳市市长陈晏说，贵阳将积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机遇，把大数据作为后发赶超、跨越发展的重大战略，把创新作为工作的核心定位和重点要求，加快打造“中国数谷”。

  2018年，全国首个5G实验网综合应用示范项目在贵阳启动。无人驾驶应用、智慧交通管理应用、智慧市政管理应用等12项5G场景将在贵阳进行全面的试验和应用。作为全国首批5G试点城市之一，贵阳正在抢抓5G产业化发展先机。

  5G产业的“抢跑”，是贵州转换新旧动能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贵州坚持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使旧动能焕发生机、新动能加快形成。

  尽管经济欠发达，基础弱、底子薄，但也要奋力触摸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前沿，贵州后发赶超势头强劲。

  2018年10月11日，上海国际乐器展开幕。在众多知名的乐器品牌面前，来自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的展台前人头攒动。参展人员不仅来谈合作，更想知道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和吉他为何有如此深的“缘分”。

  正安县地处黔北高原腹地，不靠海、不沿边、不临江，常年有20余万农民在外务工。近年来，返乡创业就业的农民开始增多，其中不乏在沿海的吉他企业务工人员。他们利用学到的吉他产业管理、生产等经验，在家门口开办起了吉他企业。

  “我看中了吉他产业的发展前景，而且政府也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所以想回家乡干点有意义的事。”正安县一家吉他企业总经理赵山告诉本刊记者，2016年3月返乡创业。当年5月，企业两条生产线就落地投产，日产400把吉他。现在，企业已在天猫和京东上开办了直营店，有了自主的吉他品牌。

  目前，正安县吉他产业园区吉他企业总量达54家，研发并注册了20余个吉他自主品牌，解决就业1.3万余人，帮助6000多名贫困人口稳定脱贫，产品出口美国、巴西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正安吉他产业的“无中生有”，深刻诠释了贵州发展理念的创新。在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中，贵州将不沿江、不沿边、不沿海的区位劣势，转化为临江、临边、临海的开放理念，通过加强对内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合作，主动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

  据贵州省商务厅统计，2018年贵州实际利用外资44.9亿美元，同比增长15.3%，增速居全国第六位。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营业额12亿美元，同比增长9.1%。

 敢“干”，厚植发展沃土

  2017年10月19日，在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希望贵州的同志大力培育和弘扬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精神。

  这是现在贵州广大干部群众耳熟能详的“新时代贵州精神”。

  “我可以输在文化程度上，但不能输在精神上，也不要输在信仰上，不要输在志气上。”“现在扶贫就要扶志，钱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共产党员走，共产党员跟着政策走。”日前，罗甸县沫阳镇麻怀村村支书邓迎香来到贵州省的一所高校宣讲十九大精神。朴素的话语，让在场聆听的师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为了修建一条出山道路，邓迎香带领村民历时13年，用钢钎、锤子等工具开凿出一条200多米的“隧道”，将村子与山外世界连接，她也被誉为“当代女愚公”。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邓迎香受邀奔赴15个省、区，宣讲十九大精神228场，听众达数十万人。她结合亲身经历，为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群众加油鼓劲，激发各行各业干事热情。

  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最强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成为主旋律，贵州常态化推进大宣讲。仅2018年，贵州各地即组建了1.2万余个宣讲团，开展8万余场集中宣讲。兴办2万余个新时代农民、市民讲习所，开展19万余场讲习活动。

  近年来，贵州“群英谱”上星光灿烂。邓迎香、黄大发、“当代县委书记的榜样”姜仕坤、数十年坚持植树造林解决当地生态恶化的村支书文朝荣等一大批基层干部群众，在“经济洼地”里构筑起“精神高地”。

  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表示，贵州将“新时代贵州精神”作为强大精神动力，始终只争朝夕、苦干实干。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用苦干实干业绩诠释对党的忠诚，用苦干实干实效为人民谋福祉。

  今年的寒冬腊月，贵州省松桃县大路镇沿坪村比往年热闹许多。拉着日用品、各种年货的小货车，每天都会开进村子里售卖，村民对家门口的“超市”青睐有加。

  “以前村里不通硬化路，摩托车进来都费力。现在进村硬化路修通，进进出出方便多了。”驻村第一书记杨志远说。2018年，沿坪村的18个村民组全部接通4.5米宽的硬化路，总长18.4公里。

  超常规补短板，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群众，改善农村交通状况是重要抓手。据统计，仅2018年，贵州就完成农村“组组通”硬化路5.1万公里，98%的村民组通了硬化路。

  “新时代贵州精神”凝心聚力，贵州填谷造峰、奋力攀高，交出了合格的答卷。2018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4806.45亿元，比上年增长9.1%，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三。从成色来看，煤电烟酒等传统产业实现了转型发展；实施能源工业运行新机制，持续多年的冬季电煤紧张状况得到极大缓解；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大力推进，民营经济创下近三年最快增速；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迅猛，新经济占比已达19%……后发赶超的“贵州实践”正千帆竞发。

脱贫攻坚新“黔程”

1月25日，贵州遵义余庆县易地扶贫集中安置点，居民正在观看演出

 ◇为极度贫困乡镇“量身”制定脱贫规划，聚集人力、财力、物力“攻城拔寨”

  ◇易地扶贫搬迁规模大，涉及问题多，贵州创新体制机制，以产定搬以岗定搬

  ◇立足绿水青山，发展生态特色产业，实现贫困人口“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

  “种一坡，收一箩”，曾是乌蒙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许多农民的无奈。坐落在这片贫瘠土地上的毕节市赫章县河镇彝族苗族乡，2016年全乡20个行政村中有18个贫困村，贫困发生率达到37.96%。

  “以前从没想过村里能种苹果，还不愁卖！”河镇乡海雀村村民马正安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他家以前靠种玉米为生，手里根本攒不下钱。如今在村里务工，加上入股分红，一年下来可收入三四万元。

  海雀村村支书文正友说，以前交通闭塞，种植、养殖出来的好东西也换不成钱，人都往外跑；现在柏油路到村，水泥路入户，村里搞起了苹果、食用菌生产基地，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外出打工的人回来了，村民从过去穷得叮当响到2018年实现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万元。

  作为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的贵州，在中央支持下，2018年全省贫困人口减少148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4.3%；14个贫困县成功脱贫摘帽、76.19万人实现易地扶贫搬迁，朝着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迈出了关键步伐。

  2019年是决胜同步小康关键之年，目前，贵州省还有155万贫困人口。在年初召开的全省两会上，贵州省政府立下目标：确保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10万人，18个县通过脱贫摘帽考核验收，17个县达到脱贫摘帽标准，全面完成188万人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贵州依靠什么突破了脱贫攻坚路上的一道道难关，又将以怎样的勇气和魄力确保决战之年取得根本性胜利？《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深入乌蒙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等深度贫困地区进行了实地采访。

 超常规“组合拳”攻克贫困堡垒

  深度贫困乡村巨变，源于贵州省以超常规手段“攻城拔寨”啃“硬骨头”。

  2016年9月，贵州确定包括河镇乡在内的20个极贫乡镇，由20位省级领导挂帅定点帮扶，擂响攻克深度贫困的战鼓。2017年又确定14个深度贫困县、2760个深度贫困村，分别“量身”制定脱贫规划。

  贵州按照贫困人口人均10万元标准投入，成立173亿元的极贫乡镇脱贫攻坚子基金，主要投向中央和省政策性投资渠道未覆盖的交通、水利、农村环境整治、小城镇建设、公共服务、特色优势产业等方面，人力、财力、物力迅速向深度贫困地区聚集。2018年，全省安排预算内资金170多亿元用于脱贫攻坚，其中深度贫困地区近60亿元。

  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各地干部群众苦干实干，短短两年多时间，贵州深度贫困地区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水、电、路、讯、房等生产生活设施全面改观，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以交通为例，2018年全省贫困地区新改建农村公路6845公里，约占全省总规模的84%；98%的村民组通硬化路，基本实现“出门不湿鞋，吃水不用抬，村庄靓起来，汽车开进来”。

  按照规划，今明两年，贵州省级财政每年还将向深度贫困县安排专项资金1亿元，支持深度贫困县全面冲刺小康。

  易地扶贫搬迁圆城镇梦

  苗族妇女杨秧妹的老家在三宝乡干塘村，距离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县城40多公里。为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在搬迁前，她每年要花三四千元在县城租房子住。如今，杨秧妹一家5口住进了100平方米的安置房，老公在县城打工，她自己经营着一家便利店，“上学、看病、打工、做生意，样样方便。”

  按照***、***决策部署，“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从根本上解决约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问题。贵州计划实施易地扶贫搬迁188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约150万人，搬迁规模居全国之首。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已让贵州上百万人挪了穷窝、拔了穷根，圆了城镇梦。晴隆县三宝彝族乡5800多人就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

  时任晴隆县副县长、三宝乡党委书记龙汉勇说，三宝乡地处滇黔桂石漠化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山高坡陡，村寨几乎都是“挂在”半山腰上；全乡有1233户5853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8.7%,仅有一条公路与外界连通，工程性缺水严重。到2014年底，全乡贫困发生率仍高达57.9%。2016年，政府决定将三宝乡整乡搬迁至县城。

  目前，全乡已有八成以上村民签订了搬迁协议，正陆续搬迁进城。在搬出地，村民原有土地通过流转、入股，建立起养鸡、天麻种植、核桃种植等专业合作社，搬迁群众可在“县城住房子，老家分票子”。

  三宝乡是贵州成功探索易地扶贫搬迁城镇化安置的一个缩影。

  贵州省生态移民局党组书记王应政说,山多地少、生态脆弱、人地矛盾突出的省情，决定了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只有实施城镇化安置，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群众的脱贫问题。实践证明，这一做法行之有效，群众满意、社会认可。目前，全省已累计搬迁128万人。

 “为吃而生产”变成“为卖而生产”

  苍山如海的贵州，92.5%的国土面积为山地和丘陵，73%的国土面积为喀斯特地貌，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但贵州省森林覆盖率达到57%，山区独特的生态环境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创造了条件。

  贵州决定要打赢“产业扶贫”这场硬仗。立足绿水青山，贵州选择重点发展食用菌、茶叶、蔬菜、生态家禽、中药材等山地特色产业，实现贫困人口“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

  贵州省委、省政府清楚地看到，没有产业发展，就难以如期脱贫、全面小康，更难以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将农业产业“为吃而生产”变成“为卖而生产”。

  基层干部群众因地制宜下“绣花功夫”，产业扶贫“各显神通”，“茶叶县”“蓝莓县”“刺梨县”“中药材乡”“蘑菇小镇”“果蔬村”等应运而生，规模化、产业化的生态绿色产品通过冷链、物流走向全国市场，走进千家万户。

  黔西南州安龙县石漠化面积占到全县国土面积的37%左右，随着退耕还林还草、水土流失治理等项目实施，当地石漠化得到有效遏制，山区独特的气候优势变成了新的发展优势。

  “政府提供大棚无偿使用两年,公司负责提供菌棒和技术指导，并回收香菇。”贫困户裴兴权说,他家两个大棚去年纯收入10万元左右，让他看到了脱贫奔小康的希望。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且无霜期长，一年四季都能生产食用菌。”安龙县委书记钱正浩说，县里抓住机会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实现“乡乡有菇，村村有棚”，贫困农户逐渐换了“穷业”。

  在产业扶贫中，全省1361个乡镇、7241个行政村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试点，实现农民变股东401万人，其中有109万贫困人口受益。

大数据给贵州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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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已成中国云计算和大数据领域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

  ◇“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正在成为贵州弯道取直、后发赶超的新动能”

  ◇贵州围绕数据“在哪里、放在哪、怎么用”，深入推进数据“聚、通、用”，为社会治理寻找最大公约数，提升了现代化治理水平

  贵州是中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关于大数据与贵州，5年前，更多的人是在“寻因”：贵州为什么能发展大数据？5年后，“寻因”的人少了，“问果”的人多了：大数据给贵州带来了什么？《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发现，大数据不仅增强了贵州拥抱世界、走向世界的底气和信心，也推动了社会治理和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

  为“三不沿”省份打造“世界名片”

  “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之迅速，大数据应用之广泛让人叹服。”印度《论坛报》首席助理编辑维克拉姆·坎瓦尔参观完贵州大数据产业园区及相关企业后说。

  “放眼全世界，大数据对于经济和生活都很重要，贵阳无疑将受益于这种潮流。”日本NT TDATA集团公司执行董事、中国亚太地区事业部部长宇平直史说。

  日前，2019数博会组委会正面向全球知名机构、高校、企业、行业协会等广泛征集论坛方案。作为全球首个大数据主题博览会，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吸引了近30个国家的4万余名嘉宾参会，388家企业参展，签约项目199个，金额352.8亿元。

  从一张白纸到一幅蓝图、一片发展热土，走上大数据之路的贵州正快速崛起为全球数据存储基地之一，“大数据”也成为这个“三不沿”省份闪亮的“世界名片”。

  “贵州已成中国云计算和大数据领域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苹果公司环境、政策和社会事务副总裁莉萨·杰克逊认为。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NIIT）中国区域技术总监升迪说，印度的许多大数据企业都希望以贵州作为桥头堡，进入中国市场。

  短短5年时间，苹果、高通等全球前10互联网企业有7家落户贵州、苹果亚洲最大数据中心开建、中印IT产业集聚区和大数据培训学院落户贵阳、腾讯全球最安全数据中心一期试运行……

  这张“世界名片”，不仅引来了世界目光和国际互联网巨头纷纷来黔投资兴业，也让贵州企业加快走上世界舞台、参与国际竞争。

  新年伊始，老牌军工企业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获得首张国际智能制造订单：为德国百年老牌企业安弗施公司提供由3台设备联机自动线和一台线外单机组成的解决方案，订单金额超过100万元。

  “在与大数据的融合中，我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融入国际竞争中。”航天电器总经理王跃轩说。

  为社会治理找到“最大公约数”

  “您最近有去测量血压吗？有按时吃降压药吗？”贵州（贵阳）互联网医院的专职全科医生刘才华点开屏幕上的“接诊”选项，打开***头开始对随机匹配到的62岁的华国林进行问诊。

  “医院2015年建立以来，累计问诊量突破300万人次。”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健介绍，该医院借助基层的远程医疗视频设备或者手机APP，由全科医生通过远程视频为用户提供常见病、多发病首诊以及慢性病健康咨询服务。公司也可借此积累慢性疾病医学数据，开展基于智能穿戴设备的慢性病管理服务。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远程医学中心获悉，贵州已实现远程医疗全覆盖，包括下至乡镇卫生院在内的1700余家医疗机构均已开通远程医疗服务。互联网医院和远程医疗是贵州大数据应用的典型案例之一。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马宁宇说，贵州围绕数据“在哪里、放在哪、怎么用”，深入推进数据“聚、通、用”，为社会治理寻找最大公约数，提升了现代化治理水平。

  截至目前，云上贵州系统平台共汇聚262个政府单位、22个事业单位、24个企业用户，部署730个应用系统，存储数据量总共3992TB，为消除“数据孤岛”，打破“部门壁垒”提供有力的技术服务，为政府利用大数据进行科学决策提供支撑。

  “数据来说话，扶贫难扯谎，假贫困立即就会现出原形。”贵州整合扶贫、公安、教育、卫计、工商、民政、人社、国土、住建等二十多个部门的数据，开发了“贵州省精准扶贫大数据支撑平台”。通过该平台可快速查询贫困户的基本状况、致贫原因、帮扶措施、帮扶成效、帮扶责任人等信息，实现数据实时自动比对、数据异常自动预警、动态精准识别贫困户。

  “大数据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效手段，是改善民生服务的有力工具。大数据在市政管理、健康医疗、精准扶贫等领域的应用，可实现民生需求洞察，资源配置优化，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渠道拓展。”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说。

 为实体经济“强筋健骨”输送“养分”

  2018年底，在“中国辣椒之都”遵义，辣椒被注入了“时髦”元素：中国遵义朝天椒（干椒）批发价格指数正式对外发布。该指数旨在精准反映遵义朝天椒产地批发价格的变化情况，为政府监管、贸易决策提供风向标和晴雨表。

  遵义市副市长廖海泉说，指数的发布运行，将增强遵义辣椒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遵义辣椒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全面助推遵义建设世界辣椒加工贸易基地。

  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在过去两年先后开展了“千企改造”工程·大数据专项行动和“大数据+产业深度融合行动计划”。大数据这棵“智慧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实体经济企业的“摇钱树”。

  2016年以来，贵州雅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贵州航天云网等公司合作，通过建设“汽车高端主机用整流二极管智能制造生产线”，搭建企业管理决策数字化支撑平台，应用大数据加快改造升级。2018年，公司实现了产量提升58%，良品率提高33%，经济效益提高15%。

  据了解，该公司实施改造后，先后通过了全球第一大汽车发电机制造商法国法雷奥、美国第一大汽车发电机制造商博格华纳、中国第二大汽车发电机制造商汉拿集团等国内外巨头公司的现场审核，敲开了国际高端主机市场的大门。

  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贵州共启动实施“千企改造”工程企业1688户、项目1892个，预计完成投资1600亿元，带动技改投资1000亿元以上。2016～2018年，贵州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融合指数在全国排名上升了6位，并建立了全国首个面向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标评估体系。

  目前，贵州省大数据局正联合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开展深入研究，以评估采集数据为基础，分析各行业、各地区的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现状水平、发展趋势、重点方向，并将继续常态化开展评估工作，为实现精准服务、精准融合奠定基础，助推贵州形成数据驱动的精准融合新模式。

  “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正在成为贵州弯道取直、后发赶超的新动能。”贵州省副省长陶长海表示，贵州将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向纵深发展。

绿色发展***“富饶的贫困”

候鸟在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胡叶林核心区上空飞翔

  ◇贵州通过狠抓生态保护、完善生态激励约束机制、绿色发展促群众脱贫增收等方式，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生态相融的绿色道路

  ◇森林覆盖率57%的贵州省，2018年依托旅游、山林资源、绿色种养业等绿色产业，助力全省14个贫困县成功摘帽

  作为长江和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贵州，境内山峦众多、风光秀美，被誉为“中国的绿色走廊”。

  贵州又是一个典型的“富饶的贫困省”，目前仍有100多万贫困人口生活在山区，山底下埋藏着丰富的煤炭、磷矿、锰矿等矿产资源，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十分突出。

  如何***这种矛盾？近年来，贵州通过狠抓生态保护、完善生态激励约束机制、绿色发展促群众脱贫增收等方式，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生态相融的绿色道路。

 生态保护决不含糊

  好生态既靠先天条件，更靠后天治理保护。居住在贵州省播州区乌江镇上寨组的陈泽金对此深有体会。

  “以前这里的乌江水是米汤色，闻着有股酸味，鱼虾几乎绝迹，通过这几年的污水治理，河水终于变清了，感觉又回到了小时候。”陈泽金说。

  2009年，受乌江镇地下溶洞34号泉眼点源污染影响，乌江渡电厂大坝下游的乌江水质一度降为劣Ⅴ类。

  乌江告急！久负盛名的“乌江鱼”产业遭受重创！为治理污染，贵州开磷控股集团先后投入5亿多元资金，重点整治34号泉眼，一年的治污运行费用就高达1亿元。

  治理后的乌江水质已提升至Ⅲ类，“牛奶河”变“洗菜水河”，居住在乌江边的村民又有了笑颜。

  “环保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贵州开磷控股集团董事长何光亮说，近年来企业在环保治污、磷石膏综合回收利用等方面投入巨大，但从长远来看，这是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距34号泉眼320公里的贵州省威宁县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候鸟越冬地。2017年4、5月间，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在对贵州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时发现，这个被誉为“高原明珠”“鸟类天堂”的贵州省最大淡水湖泊，却存在水污染严重、水土流失、城镇开发侵占保护区面积等诸多问题。

  面对中央环保督察组指出的生态问题，贵州省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以环保督察为契机，将草海的生态保护责任扛在肩上，落实在行动中。

  “短短两年时间，威宁县通过上级项目支持、自筹资金等，投入61亿元资金，对草海实施退城还湖、退村还湖、退耕还湖、治污净湖、造林涵湖‘五大工程’，草海保护区一下子腾出了9万多亩生态面积。”威宁县县长陈波说，通过建设污水处理厂，老城区每天近8000吨城市污水、6000吨农村生活污水直排草海得以有效控制，草海上游水体黑臭现象消除。

  “与此同时，随着草海完成6万亩退耕还湿工程，每年因此可减少化肥施用量900万公斤、农药施用量6000公斤，大大减少了草海的农业面源污染。”草海自然保护区管委会监测科科长李杰说，过去两年时间，草海周围拆除房屋6000多户，拆除面积约68万平方米，搬迁两万多人，草海保护区“城进湖退”现象得到有效缓解。

  倒逼绿色发展

  为让绿色发展可持续，近年来，贵州完善生态激励约束制度，倒逼各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走生态环保之路。

  ——建科学考核机制，树正确政绩观。作为贵州省石漠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也是国家级限制开发区域，关岭县不具备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条件，2014年贵州取消关岭等10个县GDP考核。

  “取消GDP考核后，上级对关岭县的生态环境考核比重提高至20%，这倒逼我们将更多精力聚焦于绿色发展。围绕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关岭县近年来大力发展刺梨、火龙果、关岭牛、花椒、中药材等产业。”关岭县委书记黄波说。

  ——建流域生态补偿，奖惩并举促绿色发展。为调动地方政府保护生态的积极性，促进流域内水质改善，2014年，贵州省毕节市与遵义市建立了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规定当赤水河上游的毕节市出境断面水质优于Ⅱ类水质标准时，下游受益的遵义市将向毕节市缴纳生态补偿资金；如上游毕节市出境断面水质劣于Ⅱ类水质标准时，毕节市则向遵义市缴纳生态补偿资金。

  “生态补偿机制大大激发了上游地区保护赤水河的积极性。”遵义市环保局总工程师罗时雨说，从2014年起，遵义市和茅台集团连续5年共向毕节市给予1亿多元的生态补偿金。作为回应，毕节市关停取缔煤矿、水泥、制砖、酿酒企业80多家，退回、暂缓审批不合理项目53个，并加大上游退耕还林和建设污水处理厂力度。

  “与赤水河类似，贵州已在乌江、清水江、红枫湖等流域开展生态补偿，截至目前，4个流域补偿资金达到3亿多元，这些生态补偿资金专项用于流域水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贵州省生态环境厅水环境管理处处长李斌说。

  ——发展绿色产业，走生态环保之路。磷石膏综合利用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作为中国磷化工基地、磷矿储量居全国第三的贵州省，乌江沿岸磷石膏累计堆存量达到1.2亿吨，其环境风险不言而喻。2018年4月，贵州出台了磷石膏“以渣定产”方案，要求企业每年“吃掉”多少磷石膏，方可生产多少磷肥，倒逼磷化工企业绿色转型。

  贵州省发改委副主任张美钧表示，2018年，贵州生态利用型、循环高效型、低碳清洁型和环境治理型等绿色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0%，预计2020年达到50%，全省绿色发展渐入佳境。

 挖掘生态资源促脱贫

  十年前，贵州省贵定县火炬村由于垦荒严重，森林覆盖率不到35%。自2008年以来，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火炬村先后实施了退耕还林、石漠化治理等工程，全村的“秃子山”开始戴上了“绿帽”。原火炬村村支书彭玉先说，村里封山育林5000多亩，并栽种了3200多亩的刺梨，如今村里的森林覆盖率一下子提高到85%。

  贫困与生态问题交织的贵州，全省95%的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黔桂石漠化山区，如何让这些群众不砍树也能增收，贵州省正在探索新路。

  “简直是‘捡得’了一笔钱。”贫困户吴国明以前从没想过，自家的450棵柳杉长在山上，没有砍卖一年也有1350元收入。2018年7月，吴国明所在的福泉市陆坪镇香坪村成为贵州省首批单株碳汇精准扶贫试点村。

  “按照一棵树碳汇价3元标准，资金全额进入贫困农民的个人账户。”贵州省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处处长付野秋说，单株碳汇试点是把生态建设、应对气候变化与推进脱贫攻坚融为一体的有益尝试。

  据了解，森林覆盖率57%的贵州省，2018年依托旅游、山林资源、绿色种养业等绿色产业，助力全省14个贫困县成功摘帽。

跨越天堑的贵州速度

1月3日，六威高速公路正式通车，由此打通了一条由贵州西北角通往云南的快捷通道

  ◇5年建成3600公里高速公路，贵州创造了世界山区筑路史上的奇迹

  ◇凭借交通基础设施的腾飞，贵州着力打造中国内陆对外开放经济新高地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有“神州第一桥”美誉的天生桥，既是天然的喀斯特奇观，更是世界上可行驶汽车的最高天生桥。高135米，跨径60米，远看就像一座人造的石拱桥，连通着峡谷两岸。

  在山高谷深、沟壑纵横的贵州高原，天生桥激发了这里先民们的灵感，他们用倒伏溪流的树干、漫过山涧的野藤创造出原始的桥，向着深谷和远峰散播农耕文明。

  2019年1月3日，全长190公里、最高海拔2260米的六威高速公路贯通，从水城县老鹰山镇向西北延伸，跨过世界海拔最高的连续钢构特大桥——1032米长的李子沟特大桥，通往贵州面积最大、最贫穷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在地貌雄奇的贵州高原，天生桥只是点缀，人造路才是风景——截至2018年底，贵州已建成***50公里高速公路，连通了全省88个县（市、区），与高铁线路、航线一起改变了交通格局，优化了产业布局，激活了曾经相对封闭的城乡市场。一场因交通而起、因交通而兴的变革正在贵州大地上演。

从举步维艰到“组组通”

  在贵州月亮山区最偏远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光辉乡，老党员王明亮长期坚持清理农村公路上的障碍物，当被问起他为何甘当养路员时，他总说要“珍惜这难得的路”。

  下了高速公路，从县城还要驱车近150公里，历时4个小时才能到达光辉乡。越往月亮山腹地走，盘山公路愈发险要。

  蜀道难于上青天，黔路更比蜀道难。贵州省遵义市交通局原局长段绍伟回忆，从解放初至1978年，遵义全市公路交通里程猛增达7132公里；不少大江大河已“天堑变通途”，许多偏僻山区已“高路入云端”。不过，受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限制，当时修建的公路大都是等外级公路，行车艰难，一些乡也没有通公路。

  绵延的山丘、恶劣的自然条件犹如一块巨石，挡住了“黔货出山”的路，也挡住了贵州融入全国市场、追赶同步小康的路。“要想富、先修路”在贵州是最现实的需求。

  也因此，即使县财政十分困难，从江县还是把沥青拌和站建到了半山腰，竭力加强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即使在壮劳力大多外出务工的情况下，光辉乡先后启动的多条通村公路油路改造工程，群众投工投劳的热情都空前高涨。路修好后，不仅粮食产量倍增，香猪、核桃、稻田鱼、草药等产业也遍地开花。

  从1991年贵州第一条高等级公路贵阳至黄果树公路建成，贵州高等级公路的建设进程驶入快车道，到2015年底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了县县通高速公路，但贵州修路的脚步并未停歇。

  2017年8月30日，贵州省启动农村“组组通”公路三年决战，到2019年底，要新建9.7万公里农村公路，让3.9万个村民组通上硬化路，实现30户以上的村民组硬化路全覆盖。截至2018年底，贵州“组组通”公路建设累计完成投资400余亿元，沿线受益群众960余万人。

 创新***“穷省办大交通”

  “越是穷的地方，修路的成本越高”。这似乎是个不可解的发展命题。但在中央支持下，得益于外部动力的注入，贵州的交通之变势如破竹。2002年7月1日，全长117.88公里的“遵崇高速”开工建设。这条20世纪90年代初就完成设计的连接贵州和重庆的高速公路，是国家西南出海大通道的“咽喉工程”。项目总投资69亿元，除中央财政提供30%的资本金外，全部是银行贷款，其中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2亿美元。

  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偏低、地方自筹资金难度较大、单一举借债务的封闭融资模式等多种原因，导致贵州交通建设过去长期较滞后，历史欠账较多。随着近年来贵州经济起飞势头显现，交通建设需求集中释放，加快投融资改革势在必行。

  2007年，贵州省提出要在8年内实现“县县通高速”。当时，社会上议论最多的是钱从哪里来？贵州的回答是搭建融资平台，创新投融资模式。最终，采用BOT、BOT+EPC、BOT+EPC+政府补助模式建设的高速公路项目占四分之一。

  在资金压力面前，贵州探索变省级单一举债建设为“省市州共同出资、建设以市为主、运营省统一”模式，变单一依靠贷款建设为应用新型融资工具，争取更多直接融资产品到交通建设领域，***“投资饥渴”。

  最终，贵州5年（2014～2018年）建成3600公里高速公路。“县县通高速”项目总投资超过4100亿元，吸引社会投资1700多亿元。曾担任贵州省交通厅总规划师的铜仁市副市长邱祯国说，创新投融资模式是创造贵州速度的关键。

 交通变革孕育千载难逢机遇

  10年前，贵州不仅公路落后，铁路也不给力。2014年底，连接西南腹地与珠三角桥头堡的贵广高铁开通运营后，贵州一年开通一条高铁，长贵、贵昆、渝黔高铁相继开通，成贵、贵南等高铁也将陆续开通。跨越关山阻隔的高铁蓝图正在变成现实。贵阳获批全国19个综合性铁路枢纽之一，作为西南高铁路网的中心，紧紧锁住成渝经济区和珠三角地区，拉近西南与华南、中南的时空距离。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猴场镇是贵州历史上有名的商业重镇。几年前，瓮安人为“要不要从县城建一条近20公里长的开发区大道到猴场镇”引发过争论。如今，该镇因为交通条件改善带动工农业和旅游业发展，3万多居民享受了“红色文化+古镇”旅游的红利，镇上有4A级景区和3家星级酒店，还有上百家大大小小的宾馆和300多家餐馆。猴场返乡创业就业的人越来越多。

  作为“亚洲磷仓”的瓮安县，是乌江航运和黔中地区的交通枢纽，但长期不通高速公路、不通航。今天，贵阳至瓮安、瓮安至江口、道真至瓮安、瓮安至马场坪四条高速公路过境，与城市环线一起勾勒出“一城四区”的城市框架，中心城区面积269平方公里，是1978年的50余倍，县城人口达到27万人，是1978年的8.***倍。

  欲“交往”则需先“通达”。有了交通基础设施的腾飞，就有了对外开放、互联互通的底气。历史上，从中原到缅甸、印度和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贵州曾是其中一条重要驿道。今天，作为西部南下出海通道交通枢纽的贵州，正在加快释放“大开发、大投资”的潜力，打造中国内陆对外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着力成为连接“一带一路”的重要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