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益庵红九军第二十六师师长

余益庵（1900—1979），原名余开谦，字益庵，化名王有才，湖北枣阳人。1927年12月加入***。曾任红九军第二十六师师长。

1919年春，余益庵考入枣阳县乙种蚕业学校。1923年，回乡教私塾。1926年夏，面对军阀混战，土匪横行，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的现状，余益庵辞去私塾教书工作，投身于农民运动之中。1927年春，余益庵等人在熊集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成立农民协会，秘密组建农民自卫军，并亲手处决了严家楼的匪首，深受群众拥戴。

如火如荼的枣阳农民运动，特别是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引起了敌人的恐慌。1928年5月，***组织“清乡军”对鄂北军民实行血腥大屠杀，枣阳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余益庵被迫转移至钟祥一带，以教书、经商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在此期间，余益庵曾先后三次潜回枣阳，进行秘密串联，在小钱庄、王岗、潘垱、徐窝等地建立党组织。1929年11月，中共枣阳县临时委员会成立，下辖枣南、枣西、襄东3个区委，余益庵任县临委委员兼枣西区委书记，着手恢复地方革命武装力量。1930年3月，遵照中共鄂北特委的指示，在原中共枣阳县临委的基础上，正式组建了中共枣阳县委，余益庵任委员，负责武装工作。

1930年5月14日，时值蔡阳铺热集，在农民自卫军基础上秘密组建的红军游击队第十三大队会同地方农民武装，化装成赶集的农民，由余益庵、杨秀阡、谢耀武等人率领分别从西门和东门进发，与安插在团防局的内应紧密配合，一举攻下蔡阳铺团防局，缴获长短***110多支、***万余发。余益庵、杨秀阡等人随即将红军游击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第五总队，余益庵任总队党代表。接着，又率队攻下翟家古城和璩湾两个团防局，获***百余支，创下了一日破三关的辉煌战绩。蔡阳铺起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鄂北地方反动势力，增强了鄂北党组织的信心，极大鼓舞了鄂北人民的革命热情，开创了鄂北土地革命的新局面。同年6月25日，根据***军委长江办事处的指示，鄂北特委在黄龙垱的陶山庙对红九军第五总队进行整编，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第二十六师，余益庵任党代表，红二十六师下设5个总队和1个手***队，有800余人、600多支***。这支部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北诞生的第一支正规的工农革命武装。

1931年1月，***军第五十一师、驻枣阳第四十八师14个团共1.7万人纠集地方反动武装，对鄂北根据地进行“围剿”。受“左”倾冒险错误影响，红二十六师没有采取避敌锋芒、寻机歼敌的策略与敌周旋，而是集中力量与敌正面相迎，导致部队蒙受重大损失。1931年4月下旬，红三军北征鄂西北，敌主力西调防堵红三军，减轻了对鄂豫边苏区的压力。5月，程克绳等人相机在襄阳陶山庙整编并恢复了红二十六师的建制。中旬，代理师长李仲贤叛变投敌，余益庵接任红二十六师师长。余益庵率部英勇作战，很快收复了襄东、宜东失地。下旬，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由枣阳翟家古城迁至宜城新街，根据地各级政权组织和党组织也逐渐恢复。同年9月，余益庵任中共鄂北分区临时特委委员。

1932年2月，鄂豫边临时军事委员会为集结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围剿”，成立鄂豫边红军总指挥部（又称红九军总指挥部），将红二十六师和军委直辖的5个游击纵队改编为鄂豫边红军第一、第三游击军，余益庵任总指挥部总指挥。同年3月下旬，尉士筠受湘鄂西中央分局派遣，以湘鄂西中央分局代表的身份，来到鄂豫边区指导工作。面对兵力众多、装备精良的***正规部队对根据地的“围剿”，尉士筠顽固坚持“不准向外游击一步”的方针，完全放弃游击战，强令红军分兵把口，消极防御，“专在苏区内与敌死拼”，这导致襄枣宜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每况愈下。余益庵、张慕骞此时站出来提出反对意见，主张向毗连苏区的大洪山一带游击，暂避敌人锋芒，这样向南可与钟北新苏区连成一片，向北可作为坚持老苏区斗争的依托。但建议未被采纳，余益庵反被扣上“逃跑主义”的帽子，被撤销总指挥的职务。1932年6月，由于恶劣的斗争环境，余益庵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隐蔽于钟祥、荆门一带。

1938年至1939年间，余益庵恢复组织关系后，先后任中共襄东特区委组织委员、中共襄枣宜县委书记、随枣抗日游击总队总指挥、中共随枣地委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等职，集中抓党组织整顿，建立统一战线和发展抗日武装等工作。1940年7月，余益庵任中共随枣地委书记。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全力以赴建立交通联络情报网，先后建立5个中心交通站、80多个分站，使中央、中原局到鄂豫边区党委的交通联络工作畅通无阻。1941年7月，余益庵兼任鄂北游击支队政治委员、参谋长。同年9月，任鄂北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长。

1942年5月，***第五战区执行蒋介石密令，调集近10万部队，向随南白兆山抗日根据地进攻。鄂豫边区党委和五师司令部为保存力量，决定主力部队向鄂东转移，留四十五团和随枣地委领导的地方部队坚持游击战争，牵制敌军主力，为边区党委、五师机关和主力部队安全转移创造条件。其间，余益庵领导随枣地委及地方部队作战先后达上百次，歼敌1200余人，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圆满完成牵制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任务。8月，余益庵调任新四军五师民运部长。1943年至1945年，又先后出任鄂豫边区行政公署人事处长兼工农处长、行署政纪检查团团长、中共鄂北地委委员、鄂北专员公署专员等职。1946年6月，随中原军区北路部队突围转战各地。1947年12月，随解放军第十纵队挺进鄂北，为开辟新解放区，组建县区乡政权作出了突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余益庵历任襄阳行政区专员公署副专员、专员，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中国盲聋哑协会主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余益庵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襄阳地区政权建设、党的建设和地方经济恢复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余益庵晚年因行动不便，完全借助轮椅行动，但时刻不忘对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余益庵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女儿说：“现在情况变了，生活也安定了，我们家的条件比老百姓更好。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这是当之无愧的，而应该多想想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我们今后生活得越好越幸福，就越应当缅怀他们的功绩！”1979年8月10日，余益庵在武昌病逝，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