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甘草岭遗址发现小米

岭南考古遗址中最早的旱作农业遗存

　　近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邓振华研究员发布了他联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员，在不久前发掘的广州市黄埔九龙甘草岭遗址所进行的植物考古学工作的最新进展。研究发现了距今4600-4800年前的水稻和小米，其中小米是岭南遗址中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旱作遗存。

　　研究者认为，甘草岭小米的发现提供了广东地区的石峡文化时期明确的粟作遗存证据，“结合福建和江西近年来的植物考古学进展，说明新石器晚期华南地区稻旱共存可能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这对史前农业南传的路径和模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者并指出，至于农业南传的路径是否包含沿海路线，还是仅有内陆路线，可能需要将来更多的植物考古学工作的证据。

甘草岭遗址中期发掘现场航拍照片

甘草岭出土石锛

甘草岭出土圈足罐

　　小米的发现增加了我们对珠三角早期农业模式的认知

　　广州日报：在甘草岭遗址中发现的小米数量有多少？

　　张强禄：不在于多少，在于这个东西的证据是不是确凿，在于它背后的意义是不是重要。

　　邓振华教授他们对甘草岭的材料做了很多浮选的工作，之前我们沟通的时候他说稻米肯定是有的，可能还有小米，但当时还“拿不准”。到了现在，应该是确定了。

　　这些年我们在广州发现了一大批这个时期，也就是距今大约45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其中有比较大量的稻作农业的遗存，现在我们又发现了小米存在的证据。那么这些稻和粟，是在怎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出现的呢？那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

　　而且我们应该也能推测，小米也不止是在甘草岭才有，旁边的茶岭应该也会有，因为两个遗址的性质是一模一样的，是同一个人群，无非就是“村子大一点”和“村子小一点”的区别。而在差不多同时期的陂头岭遗址呢，也发现了稻米遗存。

　　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说，大概在距今5000年开始，我们可以看到长江下游地区对珠三角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玉石礼器方面，此外还有一部分陶器，如果溯源的话，往上可以追到崧泽文化晚期，更明显的是良渚文化的影响。所以在这个时期，应该是有一部分人群从那边来到了珠三角，把他们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带过来。“民以食为天”，当时如果你能掌握种植农业，能人工栽培稻米，那你的影响力，你在人群里所处的等级，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考古学文化上呈现的这种面貌也预示了和稻米、稻作农业有关的遗存，应该会存在，只是发现早晚的问题。而这些年随着植物考古工作的深入，我们又进一步发现了粟作植物的遗存，这是否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在当时的珠三角地区，不仅有直接来自长江中下游的文化影响，可能也间接接受到黄河中下游考古学文化的影响，早在距今6000年前后在环珠江口地区发现的彩陶遗存，就反映出这种“接力式”文化传播和影响的存在。

　　大约4500年前，珠江三角洲区域有一个比较大的时代变化

　　广州日报：研究者提出甘草岭小米和水稻等作物遗存的发现，表明今天的广州地区在当时出现了岭南“最早的农人”，应当怎样来看这种说法。

　　张强禄：这些年的考古发现，可以说已经有了有关珠三角地区早期农业的重要的证据。在某种层面上来说，在大约4500年前，在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区域，有一个比较大的时代变化。这种变化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早期农业在这里生根发芽。

　　珠三角这里有了早期的农业，说明这里的人口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它与在此之前，比如五六千年前在环珠江口这一带的贝丘、沙丘遗址里体现出来的考古文化面貌是很不一样的。早期的那些人主要依靠的是采集、渔猎为生，遗址的规模不是很大。农业出现以后，需要人群定居下来，也推动了更加复杂的社会结构出现。体现在考古上，这时期的遗址规模大了很多，窖穴、灰坑也多。

　　目前来说，对于水稻的起源和传播线路相对比较清楚了。基本上水稻从长江中下游传播到东南亚地区的中间点，应该就是珠江三角洲。这在考古学文化和相关遗存的年代序列上都能看得出来。至于粟作农业的传播范围到底有多大，目前可能还说不清楚，相信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证据。

　　广州日报：能否进一步谈谈早期农业在珠江三角洲生根发芽的意义？

　　张强禄：早期农业及与之相关联的定居生活的意义是重大的。我们在考古遗址中看到的那些玉器等礼器，一定是在当时的人们能吃饱肚子以后，有了相对比较多的空闲时间的情况下才能生产出来的。人工驯化——无论是驯化动物还是植物——会带来剩余产品，让一部分人可以不必完全为生计奔波，从而促成了管理层、艺术家、手工业者的出现。

　　记得有学者曾提出，这种精耕细作力求靠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农业模式，可能深刻地影响到了后来中国人对于土地、对于生产的认识。在稻作农业中体现出来的这种精耕细作的特点，是不是也存在于粟作农业之中？这里面或许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挖掘的东西。

　　小米和水稻遗存的发现，让人们对于这些被称作“华南沿海地区最早的农人”的人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此，记者采访了甘草岭遗址发掘的主持人、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强禄。他认为，讨论甘草岭遗址人群的生活，需要将之与当时珠三角地区社会生活的变迁联系起来，需要将广州等地发现的同一时期的考古遗存的资料结合起来看。其中可能藏着早期人类迁移、社会结构变化、生产模式发展等重要的信息，对于今天我们理解岭南珠江三角洲史前文明发展的道路有重要的意义。

　　甘草岭位于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汤村盘铭里的西边，与茶岭隔水塘南北相望。考古发掘共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阶段的墓葬170座；灰坑81个，其中普通灰坑77个，窖穴类灰坑4个。另外灰沟3条，柱洞约40个，出土陶、石、玉等不同质地的文物200多件。

　　考古专家指出，从陶器的时代特征来看，甘草岭遗址与临近的茶岭的年代相差不大，与石峡文化中晚期大致相当。墓葬和灰坑当中出土的夹砂陶鼎和泥质陶豆，以及玉环、玉琮等，都显示出来自粤北石峡文化，乃至环太湖良渚文化的深度影响。

甘草岭出土玉琮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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