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院报告来沪80后延长人口红利期

　　上海80后外来人员规模较大，接近全部外来劳动年龄人口的一半，且已明显超过户籍青年。这是上海社科院城市人口所副所长周海旺最近在《上海80后外来人员的管理和服务问题研究》的报告中提出的。

　　其实，在我国农村人口持续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的大背景下，报告中所提到的外多内少人口结构性特征，已经开始在不少东部沿海城市显现：深圳外来常住人口比重高达70%多；截至2012年3月，苏州实有人口达1300万，其中外来常住人口已超过本地户籍人口。在上海，这一特质更集中表现为80后外来常住人口的比重过半。

　　这一人口结构的变化，无疑会给上海城市管理带来挑战，但是否也蕴含着更多城市发展的机遇？

　　减缓了老龄化进程

　　专家表示，80后外来常住人口比重增加，给上海带来的直接益处，是延缓上海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时期。

　　在上海人口与发展专家咨询会上，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曾指出，数据显示，上海老年抚养比明显高于全国、总抚养比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际上，由于年轻来沪人口的稀释作用，上海实有人口总的抚养负担水平不高。其中，老年抚养比为13.9%，比全国平均水平（11.9%）高出2个百分点；总抚养比为21.8%，不及全国平均水平（34.2%）的三分之二。他认为，外来人口的数量、结构、素质，将是上海人口未来发展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也是上海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发展要素之一。

　　上海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学者杨翠迎认为，从养老保险的角度看，80后外来人口增多对上海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改善利好，而且这种改善会相对持续。

　　复旦大学教授任远认为，移民除了为城市提供年轻劳动力，积极意义还在于增加了城市的人力资本总量。80年代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与80前的迁移流动人口相比，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更高，这增强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发展能力，也增强了他们的创新和创业精神。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社科院这份报告数据的支撑，80后外来人员的文化程度构成中，初中所占比例最高（41.3%），其次是高中（31%），两者合计72.3%，上海80后外来人员的文化程度明显比80前外来人员提高。

　　公共服务诉求上升

　　专家认为，在80后外来人员已成上海劳动力资源的重要生力军时，需要更加关心这个群体的生存状况、婚恋状况、经济状况、心理状况、对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诉求等。

　　在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工作的曹先生，福利收入与本地职工没有差别，然而，他也有着不为人知的苦恼，就是自己没有上海户口对孩子上学的影响。社科院的报告显示，与80前外来人员存在较大差异，80后外来人员对计生、就业、住房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更为迫切，对合法劳动权益的保护诉求也更强烈。其中，能享有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或公租房的比例最高，为45.5%；其次是子女能和上海本地人一样上公办学校，为27.5%；能享有跟本地人一样的公共卫生服务为21%；子女初中毕业后能在上海上高中、考大学为20.8%、能参加政府组织的就业培训为19%。

　　上海社科院学者高慧则表示，城市融入问题也是一个显著问题。与80前外来人员相比，80后外来人员对市民身份认同不是更高，而是更低了。他们作为城市的外来者，依然比较孤独，较难融入城市主流，这也容易给城市管理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隐患。

　　周海旺认为，与80前外来人员相比，上海80后外来人员具有不同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捕捉这些新动向，提高80后外来人员的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是上海市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探索凭证服务模式

　　任远认为，实现人的城市化，帮助农民工能够更好融入城市，本身就是这些新生代移民对城市的憧憬，是他们发展的梦想，也应成为城市公共决策需要考虑的内容。新生代外来人口的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上海经济结构的向上提升得以可能，但城市必须要形成鼓励移民就业、创业和创新的经济环境，才能充分发挥移民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的积极贡献。

　　周海旺建议，面对80后外来人口公共服务诉求更强的特征，上海可以探索居住证新功能，逐步形成凭证服务模式。具体来看，就是探索办理居住证与相关公共服务项目挂钩的服务和管理方法，通过持证扩大享受就业、就学、就医等公共服务项目或相关优惠政策。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外来青年感觉办理居住证没有任何作用，而且还要花费25元钱，对办理居住证没有积极性。但实际上，是否办理居住证、办理了哪一类居住证，会直接影响着他们享受公共服务的项目和水平。

　　专家还认为，在公众聚焦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不妨从公共服务均衡化着手。现在上海50.4%的80后外来人员分布在近郊区，30.9%分布在远郊区，两者合计81.3%，仅18.7%分布在中心城区；这些人群又主要分布在浦东、松江和闵行这三个区，三区合计占49.7%，接近一半。对上海中心城区资源相对丰富、郊区尤其是远郊资源相对薄弱格局进行结构性调整，而非总量性调整，同样会缓解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矛盾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