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空种菜――记上海生科院植物生理生态所空间生命科学研究者

　　春耕秋收，春华秋实。人们在大地上辛勤劳作之时，可曾想到还有人“在天上”种菜栽豆？上海的空间生命科学研究者――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特殊团队，就是这样的“太空园丁”。

　　“太空园丁”的乐土，在计划明年上天的“神舟八号”飞船上。“神八”并不载人，而是承载着无以计数的地球生命――比如来自植物根芽的细胞团。完成空间生物实验后，这些小生命还将随返回舱重归故土。

　　在太空播撒种子、在地面回收希望，让我们走近“太空种”的人类母亲们。

　　“太空青菜”牵动心

　　那棵“太空青菜”日夜牵动郑慧琼的心。

　　2006年9月，我国首颗育种专用卫星“实践八号”发射成功，随之升空的还有国内第一棵“太空青菜”。作为精心栽培“太空菜”的女植物学家之一，郑慧琼从酒泉发射场一回上海实验室，就忙着接收、比对每天从卫星发回的“青菜宝宝”近照和数据。这棵菜在培养箱的密闭生态系统中生长了两周多，令郑慧琼略感意外的是，它在空间失重条件下开花、生叶、萌芽都比在地球上慢几拍，甚至比预估的还慢。

　　传说“天上一日，地上一年”，而“天上一昼夜、地上几小时”并不算夸张。除了生长周期变长，郑慧琼还发现，这棵“青菜”的种、苗和叶，都因失去重力而失去了方向感，且无法成功授粉。

　　看似并不理想的实验结果，却为“女园丁”们积累着太空种菜的经验，“将来可能需要人为加入风媒来帮助青菜传粉，还要筛查出那些对重力敏感的基因，对其进行适应性调控。”

　　几乎所有空间生命科学的研究者，都必须有一个良好心态。因为不仅太空青菜会长得“卖不出去”，太空种子也会不可控地突变，而正好朝人类所需方向变化的概率不到1％。况且，这“1％”还要再经历三五年、七八载，繁育出四六代，才能获得稳定的遗传性状，发展为优良品种。

　　最考验科学家平常心的，还有实验机会非常稀少。前后两次太空实验可能相隔多年，而绝大多数卫星只能维持十多天“生命”，又无法回收，这意味着虽然“精耕细作”，但“一去不返”。比如，在“实践八号”之前，郑慧琼把植物送上天靠的是2002年的“神舟四号”，而四年后，她的青菜呆在了“实践八号”留轨舱里，飘浮在外太空。“再不能为它做个体检了”，这成了她不小的遗憾。

　　邮票大的实验田

　　就在“实践八号”搭载青菜的同时，郑慧琼和她的团队已经开始走“下一步棋”――她们瞄准了2011年的“神舟八号”，要从最基础的分子细胞层面，探寻造成植物太空之变的根源。

　　说来多少有点奇怪，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空间生命科学研究组的11名成员中有8位女性。孙卫宁，与郑慧琼同为小组负责人，眼下，她整天跟一个个比烟盒还小的塑料盒打交道，盒内再被均分成3个邮票大的小格子。

　　这就是在太空播种的实验田？“把地上种的搬到天上去，有什么难的？”第一次受命航天实验任务的孙卫宁曾想当然。但她开始研究后才发现，空间生命科学的“空间”是那么狭小。――“神八”飞船要为各大学科领域提供实验空间，整个“生物口”也就30公斤的“行李量”，植物能分到的额度更有限，而且要与动物、微生物共用控温控湿的维生系统，简直是寸土寸金。

　　“全所也就争取到这么10个盒子来装实验材料，我这块儿只有3个。”3个盒子，9个格子，总共只能培养零点几克的细胞量，“如果实验成功，大概可以长到0.8到1克的量”。孙卫宁拿着筷子般的曲形镊子，往盛放营养液的“邮票格”里“种”细胞。方寸之间要接种几十团细胞，细密而整齐，如微雕一般。

　　最让孙卫宁和郑慧琼担心的是，在不计其数的地面振动实验中，总有细胞团因发射和返回时产生的剧烈震动而脱落，离群而死。好在，上天之前的失败都是允许的，她们一次又一次改进植入方法，找到了最佳介质和适中密度，基本确保从太空回收到足够的细胞量，期待从中发现令人兴奋的微观变化。

　　当然，结果也可能并不令人兴奋，但总有规律可以总结。孙卫宁不敢轻言实现作物太空栽培，或许只可能在飞船里种些小植物，改善空气质量。“即使实验结果眼下没用，并不代表将来没用，这就是基础研究。”

　　科学种子代代相传

　　在家乡杭州念初中时，生物老师交送给孙卫宁一颗种子，让她自己烧草木灰为种子培土施肥。或许谁都不曾想到，这颗种子在孙卫宁心中萌发成了一颗颗“太空种”。

　　本世纪初，植物学博士孙卫宁和同样有着留学背景的郑慧琼相继回国，进入上海植生所这家植物界既老牌又前沿的院所，把植物“种上了天”。

　　这旁人看来高不见顶的学科，少不了地上扎扎实实的基础。这是一门实验科学，用双手实际操作的科学。郑慧琼、孙卫宁还有女同事、女学生们，整天出入于恒温28摄氏度的暖室内，里面叠放着数不胜数的培养皿，有的种着细嫩的胚芽，有的种着微小的细胞团。尽管不像农民那样在田野里奔忙，但这累计千万株的小生命也是她们亲手一一栽下的。

　　无论郑慧琼、孙卫宁二人，还是这个集体中的其他女性成员，都在创造并研究着精巧的生命。是因为这项工作跟母性、母爱有关，才那么有“女人缘”吗？

　　并不尽然。用孙卫宁的话说，可能正因为这份工作“很烦很枯燥”，才有那么多拥有静心、耐心和细心的女性坚持下来，支撑下去，常年如一日。孙卫宁自嘲说，这种活儿不需要玩计算机的脑子，自己比较笨，文理都不好，就来干生物这一行了。最近一次本科同学聚会，孙卫宁碰到了几十个老同学，像她这样还坚守在纯生物、纯科学领域的人凤毛麟角。

　　在孙卫宁办公桌的台板下，压着两年级儿子画的几幅“铅笔花”。画得还不算好，但其中仿佛有妈妈最喜欢的太阳花。“平时忙，养不好花；但太阳花例外：只要撒一把种子，就会开上一满盆、一整夏，每天都有灿烂新生。”她一下子笑得很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