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总导演――唐子来教授的二十年世博情缘

　　都说看世博，不仅要看热闹更要看门道。如果问，上海滩谁最懂世博会的门道，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唐子来是最热门候选人之一――身为浦西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总策划师，他不仅亲眼见证了废旧厂房变为城市未来街区的“华丽转身”，更在这片土地上倾注了对城市未来的全部构想和希望。

　　做事风风火火、说话极富感染力的唐子来，似乎注定是要参与到世博会这样千载难逢的盛事中。事实上，他和世博会的情缘，已经长达20多年……

　　从“陈述人”到“总策划师”

　　如果你是上海申办世博会的陈述人之一，要在数十位国际考察员面前用英文演讲25分钟，你会选择怎样的着装方式？

　　毕恭毕敬的黑西装、白衬衫？

　　也许99％的人都会选择这一保守方案，但唐子来正是那1％。2002年3月，国际展览局考察团来沪实地考察。代表上海的多位陈述人将一一介绍上海申博的准备和规划，并接受提问。这是事关2010年世博会最终花落谁家的关键一役，任何细节都容不得丝毫马虎。唐子来出现在陈述席上，深色高领羊毛衫＋西装的休闲搭配，加上行云流水般的流利演讲，略显沉闷的会场顿时活跃起来。结果，唐子来和其他陈述人精彩的演讲，令国际展览局官员对上海的申博陈述给出“三个非常”的高度评价：“非常全面、非常专业、非常成功”。

　　8年后的今天，对于当时申博关键阶段的“大胆着装”，唐子来这样解释：首先，申博固然激烈，但毕竟不是政治活动，陈述人应当显示申办城市年轻、有活力，适度的轻松随意更易博得“感情分”；其次，考察团成员连日跋涉，难免感到疲惫，如果看到九个穿着黑色正装的人连续演讲，再好的内容也会打折扣。

　　作为陈述人，唐子来的付出当然不只是着装上的“巧心思”。他曾多次与英语专家一起反复斟酌，只为比较urbanrenewal（城市更新）和urbanregeneration（城市再生）之间的细微差别；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申博团队拟出200多个问题，多次彩排“提问与回答”。

　　正因为唐子来的胆大心细，当“申博”转为“办博”后，他又接下了一项艰巨任务――为城市最佳实践区出策划方案。

　　“城市最佳实践区”是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创新之举，不过正因为无历史经验可借鉴，具体的策展、规划成了大难题。曾先后有过几轮方案，都不甚理想。

　　如何寻找突破口？童年弄堂生活，某一刻突然给了他灵感。最佳实践区所在区域，原先都是一片旧厂房，如果把它变成人们愿意在此休息、交流的人性化街区，内容则是来自全球各地区的“理想城市模板”。这样一个地方，是不是对后工业时代的城市生活有启示意义呢？这个策划思路不仅得到市领导的肯定，也得到参展各方的积极响应。案例全球征集期间，共有87个城市和地区的108个案例参选。今年5月世博会正式开园后，最佳实践区人气越来越高，更是对唐子来的最高褒奖。

　　“规划”情结“世博”人生

　　做规划，唐子来是名副其实的科班出身。本科学的是规划；研究生导师，是我国城市规划教育创始人金经昌教授；读博士学位的英国利物浦大学，是世界城市规划教育的发祥地；毕业后的工作所在地新加坡，其良好的秩序感在规划界有“经典教科书”之美誉。

　　说起与规划最初的结缘，还颇有些戏剧色彩。唐子来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填志愿时，他的想法很简单，毕业分配不要去农村就成。那时候刚刚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多希望在城市里有一份稳定工作。于是，“城市规划”专业引起了唐子来的注意。既然是“城市规划”，想来不必去农村，挺好！除了“误打误撞”，还有一部分性格原因。唐子来说，他向来很钦佩一种高瞻远瞩、指点江山的气度，而做一个城市规划师，某种程度上很接近这种状态。唐子来也确实具备诸多“规划师”特质：语言表达能力强、思路清晰又不乏激情、想象力丰富。

　　舍不下的“规划”情结，导致唐子来在1996年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回到中国。因为井然有序的新加坡虽好，但客观上留给规划师的空间已经不大；相比之下，正处于上升期的中国，对于每一个有抱负的规划师都是巨大“诱惑”。

　　最近，常有留在国外的朋友打电话、发电子邮件给唐子来，说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他出镜介绍最佳实践区，言辞间不乏羡慕语气。

　　早在1985年，时任上海市领导的汪道涵接受日本友人建议，开始考虑上海举办世博会的可行性，相关的预研课题，正是由唐子来所在的教研室承担的。那时作为青年教师的他，已经被“世博”深深吸引。在英国期间，唐子来重点研究城市再生，在国际学界顶尖杂志发表论文，渐渐成为实力不俗的“少壮派”。于是，几年之后，这段跨世纪的世博情缘终于画上一个圆满的圆。

　　一切为了“生活的城市”

　　策划城市最佳实践区的过程，对唐子来本人也是一种历练，这项工作已远超一个传统规划师的职责范围，而是更接近于“策展人”、甚至是“导演”，要用智慧去平衡各方利益。这可能是大势所趋，因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也要求规划师具备更高的“综合协调能力”。

　　对这片约15公顷的土地，唐子来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丹麦奥登赛案例馆的自行车道，曾有部门因为安全因素而要取消，被他竭力劝阻；旧厂房的改造，他请来多个顶尖设计团队，鼓励创新设计的同时又“三令五申”，一定要保留原有造型和结构，不能断了城市的历史文脉；不同地区的实物案例必须进行“适应性设计修改”，以符合最佳实践区的总体策划理念，确保整体协调，“否则，人们怎么愿意在这里漫步，又怎么成为真正的‘街区’”。

　　一切的一切，只为了一句话，“未来的城市，必须是生活的城市。”今天，来自学术界的规划师和城市管理者之间的理念冲突，依旧不时上演；在可预见的将来，当“生活的城市”成为大家的向往，尝试和争议肯定难以避免。规划师的设计理念要传递给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住者，绝非易事。

　　就拿最佳实践区来说，唐子来的“良苦用心”，对于每天往来于园区的数十万观众来说，是否领会？从数量上看，最佳实践区的参观人数的确与日俱增，其中不少是来此“取经”的各地政府部门，这一点让他颇感欣慰；但是，一些参观者“舍本逐末”的思路，也让他哭笑不得。

　　“就拿马德里竹屋来说，我们到底学它什么？有的人会说，马德里用竹子幕墙造廉租房，那我们也用竹子。其实，马德里案例的核心，是一种全新的城市管理理念。他们请顶尖建筑师设计公共廉租房，充满创意的大师作品让廉租房的居住者感到尊严和体面，完全颠覆了传统概念中的廉租房形象，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至于竹子还是水泥，是次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