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荣明耻凡人故事上海市民日常生活中践行着社会主义荣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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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9年06月22日发表
他们不是英雄，而是普普通通的凡人。然而，当你走进他们，会感到他们像星星一样闪闪发亮。虽然没有创下轰轰烈烈的伟业，他们却用实际行动，在日常生活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践行着社会主义荣辱观。
“渐冻人”掀起生活暖流
1989年，朱常青在获得硕士学位后，突然被检查出患有神经肌肉疾病。从此，她成了一个“渐冻人”。力气每一天都在从她体内消失，现在，她只有手指和头部可以活动。
然而，身体被冻住了，生命的力量却在她孱弱的体内顽强地生长。自从1999年被聘为上海市第二工业大学电子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以来，她每天坚持上班；与此同时，她将目光瞄准了全国400万和她一样的肌无力患者，立志要将自己的能量传递给他们。她组织了三次全国性的神经肌肉疾病恳谈会；召集了一支有6所高校300多人参加的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走访病友、为患者联系专家、解决他们生活和就业中的各种问题……
2002年，朱常青自费创办了国内第一家肌病专业网站(www.mdachina.
org)，组织了中国唯一的神经肌肉病患者交流论坛，被病友们亲切地称作“朱总坛主”。为了获取相关信息，她利用菲薄的积蓄自费出国参加会议；为了和病友对话，她保持一个姿势就是五六个小时。网站得到了美国、日本、法国等神经肌肉疾病协会的支持和授权，越来越多的病友加入到网站的建设和维护中；国内神经内科和遗传学方面的大批知名专家也纷纷加入到网站的工作中来。孤独的患者有了一个共同的家，“渐冻人”的生活有了暖流。
●当事者说
“从疾病来说，时间是摆在那里的。无论我做与不做，都是20年。如果我过于疲劳，或许时间会缩短，可是我想在有限的生命中，去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11年培育732所爱心学校
献出大学生的一份爱心，给孩子和弱势群体一份关心，唤起社会的一份热心――凭着这样的一个宗旨，上海师范大学爱心学校，已经走过了11年的历程。
说到爱心学校，最早是在1994年，14位上师大学生为解决劳动模范的后顾之忧，发挥所学之长，主动组织起34位劳模子女开展各种形式的教学和参观实践活动。1995年，一种以帮助中小学生提升素质、过有意义的假期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志愿者服务形式，被正式命名为上海师范大学“爱心学校”。时至今日，上师大爱心学校的内涵已发展成为利用节假日，面向青少年学生、老年人、居委会干部以及“4050”待岗人员而开办的社区学校。
11年间，大学生们为中小学生上素质拓展课、帮弱智儿童进行心理调适、与退休老人琴棋书画、教下岗工人一技之长，人们对这支身着“爱心”字样T恤衫、胸佩统一上岗证的大学生从陌生到熟悉再到喜爱；
11年间，“爱心学校”办学点从校内扩展到校外，从市区延伸到郊县，从上海辐射到江苏、浙江、山东、福建、陕西、重庆等十多个省市，形成了“爱心连锁”的规模效应；
11年间，上师大累计举办“爱心学校”732所，参与工作的大学生超过13000人次，招收的学员从年龄最小的5岁学龄前儿童到最大的106岁耄耋老人，将近七万人次。
●当事者说
“连着两个假期，我都在爱心学校当志愿者。虽然付出了很多，但同时我也收获了很多。虽然我的力量很单薄，但是通过爱心学校，我也可以尽可能地体现价值、服务人民。”(霍建婷，上海师范大学学生)
600多封书信是他们最珍贵的家产
在很多人眼里，孙佑民夫妇家里最值钱的，就是一台18英寸的老式电视机。然而对他们自己来说，那个蓝色包裹里的600余封书信，才是他们最珍贵的家产。那是25个孩子最纯真质朴的爱。
11年来，靠着微薄的退休工资，身患残疾的孙佑民夫妇在抚养身患重疾的女儿和幼小的外孙的同时，还陆续捐助了河北平山县、遵义桐梓县、井冈山等7个贫困老区的25位失学儿童。每年一月，夫妇俩领到离休金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邮局给孩子们寄去新学年的学费；每当季节变换，他们都会及时寄去衣服，最多的一张邮寄单上一次性邮出了6件棉衣和182件单衣。11年里，夫妇俩为孩子们购买学习用品330多件，各种衣物800多件，捐物、捐款折合人民币近10万元。而他们自己的凉鞋，却缝缝补补穿了20年。
除了在经济上不断资助这些失学儿童，孙佑民夫妇还不断在思想上给予他们帮助，是孩子们最知心的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有了什么想法，孩子们都通过书信向孙佑民夫妇倾诉。寒冷的冬天，孙佑民在没有空调的家中给孩子们回信，手上留下了一个个冻疮。
●当事者说
“我们的孩子是不幸的，这是我们最大的遗憾。我们现在的最大心愿是这些孩子好好读书，将来能够报效祖国。”
清贫老人面对巨款不动心
一边是10平方米不到的住房，一边是被人遗漏的31万元巨款。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普通的老共产党员王占义丝毫没有动心，经过多方周折，终于使得物归原主。
去年6月中旬的一天，家住董家渡街道的居民王占义在南码头渡口下船时，由于年事已高，走在了人群后面。走着走着，他突然发现渡轮甲板上有一只半旧的黑色牛津包。当他发现里面全是一叠叠百元大钞时，首先想到的是“丢的人一定很着急”。当时已经四周无人，王占义又担心碰上冒领者，便赶紧回家打电话给所在居委会，请居委干部帮助寻找失主。最后，通过包里的一张名片，居委干部终于找到了失主，31万元巨款物归原主。
有着40年党龄的王占义年届古稀，儿子年近四十尚未成家，一家三口的住房，连上阁楼也不过14平方米，且常年阴暗潮湿，甚是简陋。当他捡到那个黑色牛津包时，并没有其他乘客看见；31万巨款，可以让他买下一室一厅并将家中摆设更换一新。但他却毫不犹豫选择了寻找失主。
●当事者说
“虽然我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应该有最起码的道德。全社会都在以诚实守信为荣，更何况我是党员，受党教育多年。不是我的，我一分钱也不会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