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改革创作机制新一代制作人

　　“刚出校园两三年的大学生，就能当制作人了？”听说要让几位年轻人独当一面做制作人，私底下一些“老话剧”着实有些担心。
　　
　　虽然如此，吴嘉、张和王小娥几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还是担起了制作人的重担，率先推出了一个名为“2004新鲜地带”的小剧场话剧演出季。这些天，由吴嘉担纲制作人的小剧场原创话剧《电话方程式》打头炮，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紧接着，由张任制作人的德国当代喜剧《皮脸》和由王小娥掌管的原创肢体剧《人模狗样》也在这一演出季中逐一亮相。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林视之为自己的得意之作：“全方位力推新人，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改革创作机制的一个具体实践，现在，连最难培养的制作人也终于有了接班人，上海年轻一代话剧制作人终于整体浮出水面了。”
　　
　　当制作人，一个“难”字
　　
　　话剧制作人，是一部话剧制作过程的“总指挥”，对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制作人紧缺早已不是新闻。没有丰富的经验和相当的水平，很难当好话剧制作人。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人朱大坤，在辗转11个行当、制作170多集电视剧、积累12年的院团管理经验后，才顺利掌管了话剧中心旗下的“人艺制作体”。
　　
　　制作人都明白，好的制作人，不仅得有半个导演的脑袋，还得有一个优秀经理的管理能力。另外，制作人还必须有独到的眼光挑选好供求对路的剧本，安排最优秀的演员组合，能对艺术质量把关，懂得如何包装宣传，了解营销策略，甚至还要有应付排演场上突发事件的能力。
　　
　　“你永远不敢拍胸脯说自己是个合格的制作人。”朱大坤告诉记者，“同样由我做制作人，同样是国外名著，也同样由著名演员宋忆宁主演，《疯花梦醉星期天》第二轮演出，一场戏只卖了3000元；而《女人的最后一天》已演到第四轮，连演8场，最后位置从180座加到210座，每场平均还有12000元票房。你看，市场就是如此变幻莫测。”
　　
　　解剖麻雀，小试牛刀
　　
　　因为难，像吴嘉、张这样年纪轻轻就当制作人的，更显稀罕。
　　
　　杨绍林说，过去院团管理者大多是从戏校、戏剧学院毕业后，从演员等转行而来的，在科学知识、市场意识等方面相对较弱。因此，话剧中心吸收了在香港接受舞台制作和设计训练的王小娥，从上海交大文化管理专业毕业的吴嘉等经营人才。
　　
　　话剧中心有意挑选几部投资不大的小剧场话剧，让年轻人在制作人这一行上小试牛刀，来经历一次解剖麻雀的过程。

　　为了弥补年轻制作人经验的不足，朱大坤提出愿意将其所学倾囊相授。他在忙着排演萨特名剧《肮脏的手》时，还不忘叮嘱吴嘉：“制作上碰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
　　
　　与朱大坤、李胜英不同，吴嘉和张这次担当制作人，经济风险由话剧中心来承担，只是“让新人熟悉制作戏剧的过程”。杨绍林明白：“要推新人，怎么可能不冒一点风险？”
　　
　　新一代制作人群体出现
　　
　　几年前，一部《去年冬天》，让上海体育学院的喻荣军成了一名话剧编剧，之后，喻荣军作品不断。
　　
　　2001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又力推青年导演，使他们都有独立导戏机会。由中心提供贷款，并依据市场反映进行考核。如此一来，一些当初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导演周小倩、滕学坤、杨昕巍、戴蓉等，都推出了话剧新作。
　　
　　如今，随着上海新一代的话剧制作人终于以群体的姿态亮相，他们给话剧舞台带来的勃勃生机，令人瞩目。
　　　　
　　上海新一代话剧制作人终于起步了。他们的步子也许还有些稚嫩，队伍的规模也还需要进一步壮大，但其中蕴含的意义，却值得我们细加品味。
　　
　　上海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一批又一批的新人。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文化艺术队伍中尤其缺少既懂得艺术，又精通市场、熟悉营销的文化艺术经营人才。我们迫切需要更多的戏剧制作人、影视制作人、媒体和出版经理人、以及文化经纪人等。这个问题，目前已经成为上海深化文化体制和创作机制改革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对于文化事业发展中急需的紧缺人才，我们更需要引入改革的思路，像上海话剧中心那样，怀有一种紧迫感去培育、去尝试，并在实践中不断创造各种有利于这类人才快速成长的新形式、新方法。须知，没有稚嫩的第一步，永远不会有成熟的第二步、第三步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