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是永恒的追求写在政府信息公开实施一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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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9年06月22日发表
在这里，有人还原了那年代久远湮灭去的父辈记忆。
在这里，有人寻到了城市那曾经消失了的传奇秘密。
衣食住行，百姓息息相关，在这里，找到了20多年前的独生子女分房优惠政策，找到了现行的上海市最低社会保障工资标准。
上海市档案馆，3万多条政府公开信息和80多万卷档案，全部向市民无偿开放。
在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开放一周年、也是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实施一周年之际，上海市档案馆特地请来了市民和专家，诉说曾经的故事和中肯的期望：
―――在这个城市历史与现实交融的平台上，公开，是永恒的追求。
寻找公公的过去
许女士退休职工今年1月20日，我才第一次踏进市档案馆外滩新馆。我一直想做件事，就是寻找公公的过去。公公王一1957年过世，那时我丈夫兄弟姐妹几个都还小，对父亲的记忆很淡薄。后来又经过“文革”，公公的手迹什么也都没有了。大家只记得他可能是政协委员。
在网上看到档案馆对市民开放的信息，我就想试试这个途径。很幸运，第一次查找，在解放初期各界人民代表的登记履历表中，就找到了公公的登记，还是他自己亲笔写的。在档案馆呆了半个月时间，层层剥茧，我把公公的履历搞清楚了，他是开乒乓球厂的，公私合营后到二轻局下属的文艺体育用品工业公司任第一副经理，还是第一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我还找到了公公的两张照片，工作人员帮我用数码相机翻拍了下来―――这两张照片我们家里都没有保存。在解放前赛璐珞同业工会的会议记录中，我找到了公公的手迹，也翻拍了下来。
这次春节，我把公公的简要资料复印8份，我们家、加上7个***姐姐每人一份。大家拿到后都很激动，都说这个礼物太有意义了！
[点评]
罗苏文（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许女士还是蛮幸运的，因为她公公当年还是个有点知名度的人物，但一般的老百姓可能就查不到了，所以我有个建议，档案馆应该收集一些民间个人的文件，书信、家谱、校友会、同乡会这样的档案，包括回忆录、口述资料。全部馆藏可能有困难，能否参照历史建筑保护单位，搞个上海城市成长史信息保护单位？档案馆还可以利用新馆的地理优势，举办一些描述上海成长的展览。我遇到过一个市民，50年前是个小职员，爱好摄影，上海的路啊桥啊，拍了很多照片，现在他儿子到他原来拍过的地方重拍，两张照片对比看，很有意思。一个城市的记忆不光是政府的，也是民间的。民间的更珍贵丰富，不可替代。
蒋丽萍（作家）：一个人、一个城市应该从传统和记忆中得到滋养，否则会非常干燥、枯竭，缺失先天的传承。幸亏还有档案馆，可以找到过去。文字和照片也是有生命的，重新阅读能够引起珍贵的回忆，使今天和过去还不至于完全割断，这是档案馆最珍贵之处。档案馆应该投入更多精力把民间的记忆抢救保存下来，当我们回忆自己和这个城市关系时，首先想到的，是可以来档案馆。
宋美龄错成宋庆龄
庞荣棣退休教师我跟档案馆的缘分，说起来远了点。我是史量才的侄孙女，1984年史量才逝世50周年时，我起了个写纪念文章的念头，一发不可收拾。开始也就想找几个长辈聊聊，没想着找史料。可后来发现光凭老人的口述不行。有一次解放日报约我写史量才旧事，发在“连载小说”栏目上。后来编辑跟我说，我们这里很少有读者打电话进来，就打你这篇东西开始，办公室电话都成热线了。你看你，宋美龄都写成了宋庆龄，错误实在太多！我那个难为情啊，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我这才意识到查资料的重要性。说实话，那时普通人去档案馆查东西真烦。我得先到工作的厂校开介绍信，再拿到厂部办公室去换，然后拿着厂部的介绍信，到局办公室去换。一遍遍解释，我去干什么，查什么资料，为什么要查……还免不了面对质疑的眼神：就你？要写史量才？！
现在，天壤之别了。出示身份证，花2元钱办张卡，就可以随意阅览所需的档案。设备也现代化了，电脑检索，快、方便。工作人员周到亲切。我不会电脑，招手即来。为名人作史，我纯粹是半路出家。到档案馆，感觉进了一个巨大的金矿，比如，我最近查到史量才曾经担任静安寺氮气公司的主席，还在淞沪广慈院的年刊专号上查到了他的亲笔题字“博爱亲仁”……现在我出了书，还要给史量才出画传、拍电视剧，都需要素材。说实话，白纸黑字总比口述可靠些。我非常感谢档案馆。要把这里坐穿，水落石出才罢。
[点评]
蒋丽萍：我也写传记，文学家必须对所要表达的生活有感受，感受哪里来？当下可以体验生活，历史怎么办？档案馆资料是宝库，我做人物的专题研究时，在档案馆查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东西，它帮助我们走进人物的内心。我一直跟写文章的朋友说，到档案馆坐一段时间，总有收获。
罗苏文：庞荣棣的经历给了我一个提示。现在档案馆目录主要以单位为主体，没有以个人为主体的检索目录，这样对人物研究查找资料零散而不完整，甚至有重大遗漏，能不能通过档案馆，利用馆藏档案，按人物搞索引，利用起来非常方便，有了这个系统，这样做事情会更有科学性。
不能让工人吃亏
杨国强上海特种灯泡厂厂办负责人我们厂有个藏族职工，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获得过“全国少数民族团结标兵”。他要退休了，到我这里来办手续，我依稀记得，他这样的情况，是有一些照顾待遇的。报到上级部门，得到的答复是，你说了不算，得拿文件来。我就想起了档案馆，政府公开信息那里都有啊。一查，果然上海市少数民族管理委员会在90年代初有过这么一个文件，凡是评上这个标兵的，可以参照全国劳动模范标准给予一定照顾。这件事就痛痛快快地解决了，算是为工人争取了一点应得的权利。
后来我还去了一次，主要是查有毒有害工种提前退休的一些规定，这也是和厂里的工人利益密切相关的。你知道的，有些文件过去是不可能下到工厂的，我是老脑筋，做事一板一眼，都得讲个出处，既不能让工人吃了亏，也不能给国家添乱。幸而现在政府讲信息公开，档案馆的文件又比较全，各个部门的都有，给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真是增添了不少便利。
我觉得，基层的干部们应该常到档案馆，看看政府各种开放信息，上为政府把关，下为百姓谋福，这也是先进性的体现嘛……
[点评]
沈祖炜（上海市黄浦区副区长、历史学教授）：济世，是档案服务的又一个领域，即档案部分依法向社会公众开放档案，向普通百姓提供他们所关注的或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系的信息。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像房产档案、婚姻档案、土地承包档案、上山下乡档案等涉及公民及法人利益的信息文件，受到普通百姓越来越多的重视。随着政府工作透明度的加大，档案馆在政府信息资源的公开、有关社会事务信息的开放等方面，将会继续有所作为。
冯惠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随着政府服务职能的强化和政务过程的透明化，越来越多的政府纪录从一开始就是可以公之于众的，而及时、高效的档案服务，不仅可以有效地服务于政务活动，还可以成为加强民主监督、推进民主政治的一种有效手段。
“官司”打了20年
邹先生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工作人员这是我一次接待咨询时遇到的真实案例。有位女士连续几天来馆里，要查上世纪80年代市政府的一份文件，说是跟独生子女分房政策有关的。她告诉我说，为了这个优惠政策，20年了，她到现在还在和单位打官司，需要这么一个文件作为证据。
我一查，馆里有这么一个文件，但按《档案法》规定，30年期限没到还不能解密，属于控制卷。我看她挺着急的，《档案法》里也有条例规定，凡属于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可以提前开放。我一边安慰她别着急，一边上报了馆领导。后来领导批准，可单独给她开放。我就复印了一份给她。
如果换做现在，按去年颁布的《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那肯定是公开文件无疑，当时报纸电视台都宣传过了嘛！也不用这么折腾了。可过去没这个说法，政府的文件不是老百姓能随便看的。
[点评]
孙潮（上海市徐汇区区长法学教授）：档案对政府来说是一种义务，对公众来说是一种权利。对公众来说，档案中只要不涉及国家秘密和他人隐私的部分都应该适时提供给公众；即使有密级的档案也应该在一定时期解密，因为档案是公共财产，公众有权了解，将来我们政府在这方面要做得更好，比如在目前的电子政府建设中，应该把档案工作的需求放进去，让老百姓在第一时刻能阅读了解档案。
杨心宇（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从去年开始，上海的政府文件也依法公开了，甚至在东方书报亭都有免费提供，这是个了不起的社会进步。当然目前的档案公开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比如开放性要更积极一点。能开放的就开放，开放了要通过媒体告知大众；再比如，私人信息被收入后变成公共信息，权属怎么办？是否人人可以查阅？关系要理顺，服务要跟上。总之，档案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大有潜力可挖。愿档案馆资政育人，为民服务，舞台日益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