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上海科技成果产业化――催生新十八条

　　大力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是实施上海科教兴市主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
　　2003年12月18日，整合上海产权交易所和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成立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2004年1月18日，上海联交所走出上海，“西部产权交易所”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陕西分所”又在西安挂牌。一系列实质性的动作显示着，上海将加快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回顾以往，1998年制定的《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简称“十八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时光毕竟已走过6年，在加入WTO后的新环境下，在“科教兴市”的新战略高度下，“十八条”之变革势在必行。
　　“十八条”的功绩
　　据了解，如今全市经认定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中，自主开发的比重已经接近90％；技术水平不仅在国内领先，其中76％还达到国际领先和先进的水准。从中，我们可以窥出上海科技发展的良好势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能否落到实处，还要取决于科技成果转化落实与否。
　　在这方面，上海又做得如何呢？市科委有关人士介绍了这样一组数字：以2002年为例，科技成果90％的项目已顺利进入转化并逐步实现产业化，全年累计实现产值400多亿元。按照这样的发展势头，预计到达标年可新增产值1000亿元。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已经成为上海经济发展中新的重要增长点。因此，“十八条”可谓抓住了要害。在科教兴市的征程上，应该为它记上重重的一笔。这十八条政策，其实就是要为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便利，扫清障碍。为了将“十八条”落到实处，有关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科技企业多为中小企业，资金是它们发展中的头号“瓶颈”。为拓展科技成果转化的融投资渠道，上海市财政拨款6亿元引进风险投资试点，并成立了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3年运作，扩大到30亿元的融资额，带动了社会资金投入创新事业。1999年底成立的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有力地促进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并为科技资本与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结合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为成长中的科技企业创造了利用社会资本的灵活的融资方式。
　　针对大多数科技企业的民营背景，“十八条”以“技术资本化、资本人格化”为突破口，强调长期激励与短期激励并举，对应于股权投资、成果转让和自行转化三种方式，形成了股权、收益和奖励三种收益方式，从而调动了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信息渠道不畅，也是阻碍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为拓展转化领域并形成转化的新格局，“市转化服务中心”和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还在全国各地设立了30多个分支机构，一大批技术水平高、市场前景好的科技项目来沪转化或转让到外地；通过互联网，交易所还将数十个科技转化项目推荐到香港、新加坡、东京、纽约和伦敦等非公开性权益资本市场。走出去天地宽，“十八条”为科技企业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信息、人才、资金和技术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和优化组合。
　　“十八条”六年之痒
　　几年下来，信息电子产业、生物医药、新材料这些认定转化的重点，也无一不是上海着力发展的重点产业。这批高新技术项目的顺利转化和产业化，不仅有利于带动新兴产业形成新态势，而且有利于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可以说，“十八条”对上海产业发展层次的整体提升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科技成果产业化对上海来说依然是一个新课题，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处于“青苗”阶段的科研成果，因其产业化的市场风险不确定性，中小型的民营企业不愿也不敢担此风险，且缺乏成果转化所需的中试放大的中间环节，出现了许多前沿性科技成果沉淀的现象；少数企业经营者和科研人员缺乏诚信，技术权利所有者与发明者之间在利益与责任的法律关系上存在误区，企业对发明者群体缺乏信任，造成供需双方诚信疑虑加大，导致科研成果在转化过程中流产；一部分科研成果的拥有者携市场风险小、容易产业化的成果，自行创办企业，使研究成果直接转化；在科研成果中单元技术、阶段性成果多，技术集成能力弱，解决行业关键共性难题的成套技术少，且技术成熟度低，无法提供成熟的技术。这些都是当前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
　　同时，现行“十八条”制定于6年前。而在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入世后，按照国际惯例，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应该发挥政府的政策性指导和引导作用，同时必须强化市场运作机制，作为发展中和经济转型期的国家和地区，在入世后5年的过渡期内，更应充分发挥政策扶持和市场导向的作用。在此背景下，现行的“十八条”亟待进一步完善，是可以想见的。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对科技成果转化激励的重点，将由各种优惠政策逐步转移到切实落实和促进企业制度变革的综合集成和首次商业应用，以带动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规模生产能力，最终获得商业利益和提高市场竞争力。例如按照WTO的有关规定，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优惠政策要前移，重点放在对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研发成果，以及对企业联合研发新产品、新工艺、新装备的支持，以进一步激活技术创新源头和二次开发，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又如，入世后国际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引导更多的企业、科研院校和个人将发明创造转化为自主知识产权，显得尤为迫切。
　　根据入世后的新形势，“十八条”政策看来需在人才、风险投资、政府职能转变、中介机构等方面进行修改完善。
　　对新“十八条”的建议
　　要对“十八条”进行修改完善，将采取何种思路？专家建议：
　　第一，政策基点必须从支持创业、支持产业化方向拓展，加大对科技成果的应用性开发、科技成果的工程化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在工业研究中要突出竞争前技术开发的重要性，加大基础性研发的比重。
　　第二，从注重科技项目结果向服务科技创新过程转变。要改变单纯注重项目结果的做法，充分利用现代创新研究的理论成果和发达国家科技创新的有益经验，注重采用行之有效的创新组织和创新模式推进创新。为创新主体提供符合创新规律的各种便利服务，就有可能缩短创新进程，尽快取得市场效益。
　　第三，从注重创新项目的微观效益向注重项目宏观效益转变。上海现有的科技创新政策对创新项目的微观效益给予了很大关注，力图通过众多项目微观效益的集聚，获取宏观效益。在我们可以相对独立地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行事的情况下，这种思路无可厚非。但在加入WTO以后，我们必须遵守共同的国际规则，甚至对于可以影响我们的行事方式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有宏观的视野。要从单纯地注重科技成果及其产业化，向充分利用WTO规则留有的政策空间，为整个高新技术产业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转变。要充分利用WTO规则允许的非关税壁垒措施，诸如技术标准、卫生检疫措施以及知识产权等，阻止一批外国产品进入我国市场，在进出口贸易方面保护我国的经济利益。要在努力提高科技成果的创新水平、满足现行国际技术标准和卫生检疫措施要求的同时，注重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提高市场进入门槛，用科技手段来保护我国在进出口贸易中的利益。
　　具体而言，在风险投资、培养和吸引人才等方面有很多政策选择，上海可能会采取一些更为积极的政策。
　　如在风险投资方面，为了更好地促进技术的引进和外商转让技术，建议可对外商转让技术和设立研发中心给予鼓励。科技园区是上海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的又一重要渠道，可以考虑在科技园区内首先采取一些更为积极的政策进行试点。如对园区内技术含量较高的投资，给予比现行政策更多的优惠；对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的国际融资和发行债券，给予更多的方便；设立高新技术产业基金，对园区内同外商合资的重点高新技术项目进行参股，或给予合资中方更多的资金支持。
　　完善风险投资基金的运作机制。目前上海的资金并不缺乏，很多企业手中有资金，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但由于风险投资的回报机制还没有建立，大量的投资资金不能有效地被引导到需要扶持的高科技企业上去。可以考虑在一些高新技术开发区内进行试点，在区内形成一个使投资可以变现的小型资本市场，或股权店头交易市场，以促进风险投资基金的发展。
　　吸引国外风险投资基金进入。可以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内，对这类外资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进行试点，如在限定范围内的这类投资，允许其将收益汇出国外，以收回投资。
　　专家还建议，为外商高新技术企业配套是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的出口退税政策，对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国内替代品的发展不利，可以考虑适度放宽。
　　苏州台湾模式可借鉴
　　许多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的国家及地区，都在竞相以硅谷模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其中少数成功，大部分不成功。据估计目前欧洲有大约300个科学园区，但没有一个像硅谷那样得到普遍认可。欧美在传统产业方面旗鼓相当，但欧洲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大大落后于美国。这一差距正说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有其特殊规律的。在这方面，台湾和苏州两地的成功模式，颇值得上海研究和借鉴。
　　近在咫尺的苏州新区“发家”，靠的是吸引外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苏州新区走的还是“外向型”道路。相比较而言，引进国外技术起点高、发展快，比较容易与国际市场接轨，实现企业的国际化。苏州新区把国际先进技术作为结构调整的主要技术来源，现在外向型经济已形成规模。外向型经济现在占苏州新区经济总量的80％以上，已成为苏州新区的主导经济。
　　在同时，苏州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规模一般也比较大，吸引了大批与之配套的企业跟着进入。除了外商投资与企业本身之间的配套外，国内企业为外商投资企业配套的产品也越来越多。通过外商投资企业的配套、辐射和拉动作用，带动相关产业进一步完善。
　　在我国台湾活跃的是成千上万家中小经营制造商，高新技术创业活动如火如荼，这些企业主要云集于新竹和台北之间60英里长的走廊上，几乎就是硅谷在太平洋彼岸的翻版。这同在大规模制造业基础上实现繁荣的日本和韩国有天壤之别。在支撑台湾信息技术优势的几个支柱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因在制造领域的快速灵活而赢得的显著的竞争优势，分散型经济则能适应高新技术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
　　微软和英特尔这样的美国大公司制定标准，台湾公司则是它们身后行动最快的追随者；而且通过开发中国内地迅速扩大的低成本生产基地，台湾公司能够最早以最低的价格推出产品。台湾人不仅制造廉价的复制品，他们也在产品中加入创新的成分，而且越来越多地承揽由IBM等大公司委托的设计、工程、生产、库存管理和世界范围的机器后勤服务等一整套业务。
　　高科技人才的大量储备，是台湾高科技产业能够发展起来的重要因素。在美国，台湾储备了数十万科学家和工程师，当这支人才队伍重返台湾的时候，许多人已拥有了工作经验，他们把技术、观念和硅谷精神移植到台湾。成功的事例鼓舞着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单***匹马地去开辟自己的道路。初出茅庐的企业家既依靠同本地的工科大学建立联系网络，也依靠同雇用大量台湾人并与台湾公司做生意的硅谷明星企业建立联系网络。
　　台湾还得益于文化观念，不少台湾人宁愿当老板，也不愿替别人干活。学而优则商是硅谷的传统，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东南亚普遍缺乏台湾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和基础深厚的技术与工业基地；泰国的半导体工业之所以彻底失败，损失惨重，原因就是它普遍缺少台湾为数众多的辅助产业；日本和韩国拥有技术，工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他们缺少台湾的创业精神。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台湾已经形成了一个使新公司能够不为债务所累、茁壮成长的金融体系。在日本和亚洲的许多地方，几乎没有风险资本，资本总是流向资本；而在我国台湾则像美国那样，资本是流向人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