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海归张佩琢回国创业很给力

               编者按：2010年5月，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指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再次吹起了重才、识才、聚才、用才的强劲东风。自2008年中央推出“千人计划”以来，已吸引了825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新创业。新华网近期推出“对话海外归国人员”系列专访，海归们将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为越来越多致力于回国就业、创业的海外留学人才提供借鉴参考。
　　一旦攻克了那些横亘在基因药物开发之路上的堡垒，人类治愈“绝症”是否将不再是梦想？
　　RNAi技术，即核糖核酸干扰技术，被公认为二十世纪生命科学领域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在治疗***、传染性和遗传性疾病等方面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但是，由于这项前沿技术的门槛极高，目前全球只有少数几家公司有能力研发和生产此类药物。张佩琢的苏州吉玛基因药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其中之一。
　　2003年，在许多国外著名的制药公司对基因药物研发趋之若鹜,竞相投资上马的时候，38岁的张佩琢毅然放弃了在英国拥有的一切，举家回国创业。“就像费翔那首"故乡的云"里唱的，"归来吧，归来哟"，每一个海外游子心底总会有个声音在呼唤他回去，回到生他养他的祖国。财富，并不是我们科技型企业家最看重的，我们看重的是能有一个平台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回报社会。”
　　把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是张佩琢走上归国创业之路的驱动力。凭着多年来在核糖核酸（RNA）化学领域积累的尖端知识、丰富经验和人脉资源，他用7年时间逐步建立了一条完整的从产品研发到生产销售的RNAi上下游产业链。如今，吉玛基因不仅发展为国内RNAi相关产品领域的龙头企业，也是国内唯一、全球仅有的4家RNA单体主要供应商之一。其生产的RNA单体在国际市场上每公斤售价高达数万美金，而另一项产品小干扰核酸（siRNA）每克单价就超过一万美金。
　　2009年，张佩琢入选国家“千人计划”，成为苏州市在生物医药领域首位入选“千人计划”的创业人才，并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生物科技新星。回首来路，张佩琢直言自己是国家扶持科技创新产业、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受益者。 
    绝不再走仿制国外药物的老路
　　新华网：您在英国学习工作了12年，是什么让您选择离开一个熟悉的环境回国创业？
　　张佩琢：去英国之前，我取得了北京医科大学药物化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并在中国医药研究开发中心工作了两年。然后到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读核酸化学的博士后，之后留在了英国著名的核酸产品生产商Cruachem公司工作，主要负责产品研发和东南亚区域的销售。因为工作关系，需要各个国家到处跑，也经常回国和同行交流，应该说，在学术研究、产品研发、工业化生产和销售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对国内外核酸药物领域的发展还是比较清楚的。
　　过去，我国整个制药业以仿制国外药物为主，但是基因药物不同于常规药物，如果不提高我们自己的制药技术，只是通过仿制是很难使生产出的药物达到预期的治疗目的。要不然，就是完全购买国外的药，但那样一来，通常药价就会很高。以前在英国工作，每次回国和同行交流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虽然国内制药业存在着相对滞后的现状，可国家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正在不断加大，这不正是给我们这些海外学子提供了施展所学的一个很好的平台吗？
　　当初决定回国创业时，我就想我要办的公司一定得在新的基因药物和基因诊断试剂方面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也就是说，公司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先以RNA干扰技术为核心，提供产品和服务，然后逐步发展到开发以RNA干扰技术为核心的基因药物和基因诊断试剂，这也是吉玛基因的定位。
　　生物制药业将是本世纪发展最快的高科技产业之一，利用生物技术生产的药物将大量问世。这一回，我们绝不再走仿制药物的老路了，基因药物开发我们要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定价。套句现在网上时髦的词，那多“给力”啊！
　　新华网：当时您全家都在英国，家人对您回国创业是什么态度？
　　张佩琢：我想我是幸运的，因为我得到了家人的支持，特别是妻子对我的支持。我们是一起出去的，她在英国也有自己的工作。刚到国外，我俩都经历了一个新鲜到习惯的过程，但是后来我们就问自己，是准备一辈子呆在这个国家了吗？终归不是自己的国家，没有那份归属感。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妻子达成了共识。
　　基因药物开发就如同拉链配拉锁
　　新华网：基因药物开发会给人类带来哪些好处？
　　张佩琢：前两年，美国国家工程院公布了由专家评选出的21世纪人类面临的14大科技挑战，其中一个就是基因药物开发。基因药物是一种生物活性物质产品，临床上可用于疾病的治疗、预防和诊断性治疗，是颠覆过去传统医药的一项革命性的创新药物技术，它的疗效更好。基因药物类型广泛，包括重组蛋白质药物、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核酸药物等10多种类型，我们一直在做的是核酸药物，也就是RNAi药物生产技术平台建设和新药及诊断试剂的研发。
　　核酸是生物体内的一种生物大分子，作为遗传物质有两种类型，即RNA和DNA。一般来说，对人体有害的病毒如艾滋病毒、乙肝病毒、流感病毒、SARS病毒等遗传物质是RNA。而RNAi技术被公认为上个世纪生命科学领域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在治疗***、传染性疾病、遗传性疾病等方面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
　　新华网：基因药物开发到底难在何处？
　　张佩琢：不同人种的基因存在着较多差别，甚至我国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也会存在基因差异，所以一种基因药物并不是每个人都适用。而且基因药物研发出来后，还要先后经过动物实验、临床一期二期三期的实验，最后经药监局审批通过后才能上市，整个过程大概需要12至15年时间。
　　在这期间，研究的药物在每一阶段的临床试验中都有可能被淘汰，而且花费不小。在发达国家，一个基因药物的研发可能花费10亿美元左右。在我国，用这么长时间、花这么多钱去研发一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药物可以说是很困难的。而且，基因药物的成果转化工作风险很大，不管是技术要求还是后续的投入都要更高。
　　新华网：据了解，目前国际上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能够生产核糖核酸干扰药物（RNAi）产品，吉玛基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张佩琢：我国的基因药物研发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虽然经过了近20年的发展，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和国外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以我们公司为例，虽然吉玛基因是国际上少数几家能提供RNAi产品的公司，但是我们现在的客户群主要是科研单位，研发出的产品还停留在动物实验阶段，但是国际上一些大型的制药公司已经到了临床二期，领先于我们。
　　当然，我们还只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制药企业，而那几家都是像罗氏这样著名的制药公司。从这个角度讲，也算是一种“成功”吧。打个比喻说， 基因药物开发就如同拉链配拉锁，过去传统药物的发现过程，就像是给一个丢了钥匙的锁寻找到那把能打开它的钥匙，这几乎是纯经验式的，打一把，不合适，拿出来再试，反复多次直到找到那把钥匙为止。这既靠努力，又靠运气，也就是目前为什么一个新药从研发到上市需要耗费十年再加上十亿美元的主要原因。
　　而我们现在采用的基因药物开发手段则彻底打破了传统的开发模式，形象地讲，就是给一个拉链配上一小截与它完全匹配的拉锁。设计制造出一把适合它的锁比四处寻找那把原锁要容易得多，药物开发的进程也就大大缩短。可以预见，当基因药物开发克服了它的最大障碍，即药物输送问题后，人们就可以用更短的时间，化更少的钱，研制出更多、更好的药物了。
　　有了自主知识产权才能降药价
　　新华网：“看病贵”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患者总希望能以低药价取得好疗效，虽然您公司生产的小干扰核酸（ siRNA）是一项尖端产品，但是它在国际市场上每克单价就超过一万美金，即便未来新药上市，普通百姓是否也很难负担？
　　张佩琢：这里面有个误区。首先，分子产品肯定是越小越贵，所以小干扰核酸的售价可以1克就达到上万美金，但那也是因为这些产品还没有进入大规模生产。现在，国外最快是到了临床二期，而我们是在动物试验阶段，目前大部分客户群还是科研机构，他们的需求量并不是很大。一旦以后大规模投入生产，这个产品链上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价格自然就相应下降。当然，它的价格会受多种因素影响，但初步估计可能会在1克1000美元左右。
　　第二，患者使用一个疗程的用量实际是非常小的，也就是半克左右，那么可以算出来，500美元一个疗程相比现在的抗体药物要低很多，但疗效要好。举例说，在抗***药物上，罗氏生产的“荷赛停”一个疗程要10针，一针售价15000元，一个疗程就要花费十几万。从十几万到几千元，如果基因药物开发能让更多的患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这对老百姓和我们制药企业来说，无疑是最开心的了。”
　　新华网：去年，您公司生产的 小干扰核酸（siRNA）占了国内6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且RNAi相关产品也销往美国、日本、新加坡、德国、英国、法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公司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张佩琢：科技的竞争说到底就看谁掌握了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只有掌握了新分子结构的发明专利，今后才能用它进行药物的研发，赢得竞争主动权。从这点上讲，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研发团队。
　　我们和中科院等国家顶尖科研机构合作，目前申请专利有20项，具有技术优势和成本优势。并且我们先后得到了国家863科研经费、苏州工业园区科技领军人才创业项目等资金的扶持，在苏州工业园区建设了自己的实验室和工厂，形成了一条上下游立体整合的、完整的RNA干扰药物产业链，成为集RNA干扰药物和基因诊断试剂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基因制药和基因诊断企业。
　　过去，0.1毫克的RNAi在国际市场上售价为4000多元，但我们生产的产品只需要600多元，价格优势非常明显。销往国外后，客户反映也不错。而且，交货期比较快，后续服务到位，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但说到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是降低药价的“杀手锏”，否则，等国外人家生产的药物上市后，我们就只能随着他们的价格走，也就失去了竞争的主动权。
　　创业就要敢于承担风险
　　新华网：随着国家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推进，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海龟”们有志回国创业。但同时，他们也可能有些顾虑，担心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您当初是如何考虑的？
　　张佩琢：如果失败了，大不了就从头再来，再当回“高级打工仔”嘛。人要有自信，当然，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基于对自己、对外部环境有清楚的认知。刚到英国那几年，确实觉得国外在RNA领域的研究很前沿，但是迈入新世纪后，随着和国内同行交流机会的增多，我明显地感觉到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前所未有，国内在生物医药领域的活力正不断显现，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在海外搞科研的人来说太有吸引力了。
　　曾经也尝试在英国创业，但是很难，很多方面会受到限制，而且也不会给你提供很好的平台来让你发挥自己的优势。所以，经过了一番思考，决定还是回国创业。当时，身边有不少朋友跟我说，年轻人毕业后选择创业，那是勇气，反正失败了可以重头再来，因为年轻就是资本。而我拖家带口，脱离过去的生活轨道，选择一条未知的道路，那是冒风险的事。
　　他们说得没错，但是，我想说，创业本来就要敢于承担风险。这既是冒险，也是对自己的挑战。我回来时38岁，人生已近不惑之年，对未来想走的路应该是看得更加清楚。既然作出了选择，自然就要承担风险。我相信，有志回国创业的海归们如果能抓住现在这个大好的机遇，施展所学，一定会有所作为。 
                                                         （摘自《新华网》2010年11月26日   作者：俞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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