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回眸四川考古成果全国瞩目

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现场，考古人员正在把青铜面具抬出祭祀坑。四川省文物局供图

9月底，举世瞩目的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已进入准备阶段。未来，这里或将找寻到古蜀文化更多的秘密。“天府之国”四川历史悠久，人文璀璨，拥有丰富的文物旅游资源。70年来，四川一手抓考古的抢救性发掘，一手抓文物保护。不仅考古成果全国瞩目，数十年如一日的文物保护工作，更延续着文物生命，让文化遗产熠熠生辉，汇成了四川最具历史底蕴的文化名片。

2018年10月，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成都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曾这样说，“文物资源富集的四川，考古成果全国瞩目。”

不仅仅是三星堆的“一醒惊天下”，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四川从史前至宋元明清时期的考古发现就层出不穷，揭示出巴蜀文化的绵延不断和博大精深。

“我们从哪里来？”

巴蜀文化上下求索

巴蜀文化的丰厚内涵，正是随着一个个考古发现而不断丰满。

1953年，成都市北门驷马桥北侧，宝成铁路修建时，羊子山土台被发现，这是距今约3000年、全国同时期最大的祭台。土台共有五层、每层外围都有夯土包边现象，在全国绝无仅有。

1959年，彭州竹瓦街窖藏同样随着成灌铁路的修筑重见天日。就在距离窖藏25米远的地方，1980年再度出土另一窖藏，西周象首耳兽面纹铜罍等大型青铜器，其精美程度让人眼前一亮。同年，新都马家乡的一处晒坝上，新都马家乡木椁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在四川首次出土了五件成组的列鼎，和刻有打击乐器“铎”的青铜印章，墓主极可能为一代蜀王……

传说中经历了五世蜀王的古蜀国，究竟创造过怎样的文化？

广汉三星堆的考古发掘，让古蜀文明揭开了面纱。1986年，伴随着两大祭祀坑的发现，体量巨大、造型奇诡、做工精良的青铜神树、面具、金杖、立人像等文物的出土，推翻了古人关于蜀地“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蛮荒印象。从此，四川在配合基建的抢救性发掘和配合学术研究进行的主动发掘中，不断构建出古蜀文明的面貌——

三星堆持续多年的考古发掘，证明这里曾有一个强大的王国；金沙遗址的发现，让人们得知三星堆文化突然消亡之后，在成都平原又诞生了另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以宝墩遗址为代表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以及茂县营盘山遗址、什邡桂圆桥遗址等的发现，为搞清古蜀人从哪里来留下了宝贵线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为四川考古点赞：经过多年的发掘和研究，古蜀文明的脉络已经基本清晰。

对巴文化的探索，从上世纪50年代也已开始进行。1959年广元昭化宝轮院和重庆巴县冬笋坝的考古发掘，发现了极可能是晚期巴人墓葬的船棺葬。到了上世纪90年代，宣汉罗家坝遗址、渠县城坝遗址连续不断的考古发现，让史料记载“骁勇善战”的巴文化，也渐渐走入公众视野。2017年，城坝被确认为宕渠古城的遗址，获得了当年全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填补了四川又一考古空白。

“十大考古新发现”

四川名列前茅

对巴蜀文化的探索，仅仅只是四川考古的一个篇章。近年来,四川对文化历史的探索与发掘更上一层楼。自1990年以来,进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考古项目,四川就有12个，在全国名列前茅。

对史前文明的探索，1957年就有重大发现。在巫山大溪，考古人员出土了大溪玉人面以及彩陶等文物，证明早在五六千年以前，在今重庆巫山一带，已经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文化。1980年，在“资阳人”头骨发现不远处的资阳鲤鱼桥，考古人员采集到了打制石器，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已有人类生活。

更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不断被考古发现。金川县刘家寨、宜宾石柱地遗址、配合乌东德水电站修建发现的猴子洞遗址等等，与古蜀文化序列中的史前遗址一起，勾勒出史前四川人类活动的痕迹。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言，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同时发展着众***平相近的文明。

秦并巴蜀以后的四川历史，也随着考古发现变得色彩斑斓。

1957年对天回山汉墓的发掘，名闻全国的说唱俑见证着汉代四川的富庶和川人的乐观；绵阳何家山汉墓出土的精美摇钱树，见证了古人手工技艺的巧夺天工。2008年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的出土，充分反映了唐宋时期成都已具有很高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水平。2013年,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第一次出土完整的西汉织机模型,填补了中国丝绸纺织技术的考古空白;同时出土的900多支医学竹简,随着研究的深入,或将中医临床理论体系提前400年。2017年启动的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确认了该遗址的性质为明末张献忠与杨展江口之战的古战场遗址,堪称本世纪国内明清史领域的重大考古发现……

对蜀道的考古及调查，对剑南春酒坊、水井坊等白酒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等，在发现文化遗产的同时，更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文化含金量。

巴蜀文化绵延不断、博大精深。考古在解决“四川人从何处来”这一命题的同时,正以不断考古发现的巴蜀文化遗产,为巴蜀儿女成长、为天府之国发展提供深厚给养。

大遗址、石窟寺、藏羌碉楼与村寨、革命文物、古建筑……四川多年来对文物持之以恒的保护，留下了它们的夺目光彩。

文物保护增添天府之国历史底蕴

大遗址保护留下历史根脉

三星堆、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四川旅游的重要目的地。今年，三星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还被写进我省《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意见》。

三星堆、金沙遗址的保护，是四川大遗址保护的缩影。近年来，四川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为全省大遗址保护管理进行了积极探索。2010年，四川省政府与国家文物局签署了《共建大遗址保护成都片区框架协议书》，大遗址保护基础工作全面推进。邛窑、罗家坝等遗址的保护规划编制完成并获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还先后实施了澳门援建三星堆遗址灾后保护工程、茶马古道灾后文物抢救工程等。如今，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也即将设立。

四川大遗址保护的亮点之一，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运行和建设。不仅三星堆和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顺利通过运行评估，邛窑遗址公园也在去年与公众见面。

大遗址的保护，为周边文化、旅游、生态、农业结构调整、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契机。根据国外经验，随着国民素质的提升，“断壁残垣”式的大遗址其历史文化价值将会得到更多认可，旅游带来的长远经济价值无法估量。而三星堆和金沙两处大遗址，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同时，成为传承历史文脉、守护城市灵魂的载体。两处遗址公园逐年增长的游客量，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和谐相融

四川文物资源分布广泛、类型多样、内涵丰富，四川文化遗产保护也因此在石窟寺保护、古建筑等多个方面探索出不同经验。

以乐山大佛、广元千佛崖为代表的四川石窟石刻，无论数量还是艺术价值，在国内石窟石刻文物中都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大多数石刻散落野外，存在风化、水害、生物侵蚀等各种病害。几代四川文物人通过考古调查摸清文物数量之外，在崖墓石刻病害调查与风化机理等方面，找到了治疗石刻生病的药方。乐山大佛也正是在一次次的“体检”和“诊疗”中，变得神采奕奕。

可移动文物的修复，不断探索出新的保护手段和经验。金沙遗址对象牙的保护、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中心对商业街船棺出土漆器等的修复、四川博物院等对书画等纸质文物的修复以及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的修复，让岌岌可危的文物重新成为博物馆镇馆之宝。

灾后文物抢救保护，被国家文物局前局长单霁翔赞为“四川经验就是世界经验，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灾后抢救保护都具有借鉴意义。”都江堰古建筑群、桃坪羌寨、梓潼七曲山大庙……在地震中受损的文物纷纷重获新生。

文化遗产的保护，增添地方历史底蕴，并为地方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青城山-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峨眉山-乐山大佛，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它们同样是四川最热门的旅游景点。水井坊、剑南春、五粮液等川酒依托窖池发掘及遗址保护，提升着品牌附加值。古蔺县二郎镇红军街和泸县方洞镇屈氏庄园等文物与传统村落的集中保护，则让文物焕发活力，乡村得以振兴。革命文物的保护，让老少边穷地区也有望成为红色旅游目的地。

四川文化遗产保护在促进经济发展，促进文化强省建设中，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点击

世界级文化遗产

2处

青城山-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

峨眉山-乐山大佛（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2处

三星堆、金沙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4处

中国白酒老作坊

古蜀文明遗址

藏羌碉楼与村寨

蜀道（金牛道广元段）

《国家大遗址保护项目库》大遗址

9处

不可移动文物

65231处

位居全国第三

博物馆

266座

居全国第三

国家一级博物馆

8座

博物馆藏品

415万件/套

位居全国第二

年接待观众6000万人次以上

居全国第二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2项

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1996年)

华蓥南宋安丙家族墓地(1996年)

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1999年)

成都古蜀国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遗址(2000年)

成都金沙商周遗址(2001年)

绵竹剑南春酒坊遗址(2004年)

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2008年)

宜宾石柱地遗址(2011年)

金川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2012年)

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2013年）

石渠吐蕃时代石刻(2013年）

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2018年)

永久禁止出国展出的文物

6件

青铜神树(三星堆博物馆)

三星堆出土玉边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青铜摇钱树(绵阳博物馆)

青铜立人像(三星堆博物馆)

金杖(三星堆博物馆)

太阳神鸟金饰(金沙遗址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