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专版报道大明宫公园遗址建设
《人民日报》2011年2月15日中华文化遗产论坛特刊,专版报道了大明宫遗址公园开发建设。原文转载如下:
交相辉映的奇葩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综述
本报记者 杜峻晓
2010年9月19日,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盛大开园前夕,“大明宫——世界的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丹凤门召开,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及考古学等领域的近50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具有世界意义的大明宫遗址的保护经验与可持续发展的遗址保护途径。
你们做的比我想象的好。我相信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可以让大明宫,让古时的长安,今天的西安,让中国,重新回到时代的中心位置。在这里我看到了中国文保事业的希望。
——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院长杰西卡•罗森
现在大明宫进行了整体保护,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
现在,我们也能像城里人一样,过上城市生活,享受现代化的设施。等了这么多年,终于在我有生之年等来了新的大明宫!
——原大明宫遗址区炕底寨村村民何吉利
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西安,已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和1100多年的建都史。目前登记的遗址点有700多处,其中周、秦、汉、唐四大遗址区最为著名,总面积108平方公里。这些遗址见证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是极其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是历届西安市委、市政府追求的目标。而以“保护文物、传承文明、弘扬文化、改善民生、提升城市”为宗旨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是西安市科学保护古迹遗址与城市发展和谐共生的最新实践成果。
1. 保护遗址 减少城市化的“侵略”
大明宫是唐代的统治中心和国家象征,是我国古代宫殿建筑的杰作。大明宫遗址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皇宫遗址,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已作为“丝绸之路”跨国申报世界遗产的重点项目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07年,西安市委、市政府启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及周边城市环境的改造,得到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国际机构、国家文物局等国家有关部委以及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
2005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五届大会在西安召开,来自近百个国家的10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达成了《西安宣言》。《宣言》对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周边环境”提出了评估、管理和保护办法,并要求通过立法、政策制定、规划和管理等方式进行干预,以减小城市化进程对文化遗产真实性、完整性和多样性的破坏。这为完善和深化大明宫遗址保护规划,将大明宫遗址的保护与周边环境改善与城市现代化进程相结合,指明了方向。
2006年,***颁布的《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建设汉长安城、大明宫等重点大遗址保护展示园区。”2007年5月,在大明宫遗址公园概念规划汇报会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明确指出,大明宫遗址保护是一项国家文化工程,对永续传承历史文化、弘扬中华文明具有重大意义,国家文物局全力支持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
2007年10月,西安市委、市政府正式启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提出了将大明宫遗址保护与周边城区的改造相结合,与改善周边环境、提高遗址区群众生活水平相结合,还文化遗产以尊严,给城市发展以动力的总体工作思路。
2008年8月3日,国家文物局派出以徐苹芳为团长的专家组通过了《西安•唐大明宫国家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暨遗址公园总体规划》。陕西省委、省政府更将大明宫遗址保护工作列入支持西安市具体工作的十大重点项目之一。这为大明宫遗址保护工作从组织上提供了保障。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理念上也有创新。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不是“遗址+公园”,也不是遗址上的主题公园。大遗址保护和展示必须跳出“就保护而保护,就展示而展示”的理念,追求“保护文物、传承文明、弘扬文化、改善民生、提升城市”的完美结合。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努力挖掘大遗址本身的历史价值,克服土遗址视觉形象差的缺点,努力构建一道城市文化风景。这种文化风景不但对搞专业的人有吸引力,也让普通游客觉得美、喜欢来。
2. 城市发展 现代与古文明共存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从范围上实现了整体保护。为确保遗址的完整性和与周边历史环境的协调性,西安市委、市政府在启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项目的同时,将遗址区3.5平方公里及周边区域共19.16平方公里的“道北”地区纳入第四次城市规划,整体开展工作,保证对遗址实现整体保护。
考古工作从形态上保证了遗址的历史布局。大明宫遗址考古工作从形态上进一步明确了遗址历史布局。考古工作是遗址公园建设的前提。在50余年考古工作的基础上,复核遗址布局,建立遗址精确的地理信息系统,保证了遗址公园建设有了明确的历史考古依据。
大明宫遗址公园对遗址本体,如丹凤门、含元殿、太液池等都进行了本体保护和标识,所有保护展示设施都是可逆的。遗址公园开园以后,考古工作还将不断进行,并成为遗址公园的一个特色和亮点。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改善了居民生活。遗址公园3.5平方公里内涉及西安市最大棚户区,应拆除建筑面积达近400万平方米, 涉及88家企事业单位,多个城中村,2.5万户,10万人。按照让利于民的原则,充分利用民间和企业闲置资本,形成了“企业受益、群众受益、政府受益”的共建多赢的局面。同时还启动了3.2平方公里集中安置区的建设,对遗址公园内城中村、棚户区拆迁居民及相关企事业单位进行了妥善安置,实现了遗址保护与遗址区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城市环境改善、城市现代化建设和谐发展的目标,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普遍赞赏。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优化了区域环境。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把遗址保护与生态景观建设充分融合,营造了符合遗址特质的生态环境,创造了一个让人们凭吊古代文明的体验场所。3.5平方公里的遗址公园成为城市的一个“绿肺”,将起到降温、除尘、过滤空气的作用,成为生机盎然的城市公共生活空间。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是21世纪中国文物保护和利用的一次综合性、大规模探索。不仅给西安贡献了一个世界级的遗址公园,更为西安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文化和生态的支撑。
3. 政府主导 保护与发展一盘棋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推动了中国大遗址保护的进程。2009年8月,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在《中国文化遗产》上发表文章指出,在大遗址保护工作中,西安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实践因其保护难度与力度,也因其保护管理机制的创新而引人瞩目,他们坚持文物本体和背景环境整体保护的理念,结合城中村改造,对遗址进行一次性保护整治,建设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使中国的大遗址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的实践意义在于,大遗址保护不再是文物部门一家的事,而是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发展、财政、土地、规划、建设、环境、科研等有关部门的共同行动;另一方面,在政府的主导下制定相关政策,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大遗址保护行动中来。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是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政府主动担当遗产保护责任的最佳实践。从大明宫遗址区整体保护理念的形成,到广大遗址区域的居民拆迁安置,再到遗址公园规划、建设各阶段工作的推进,各级政府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一系列的国际合作也都在政府的层面上积极有效地展开。在保护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政府意志和政府力量。也正因此,大明宫作为唯一的大遗址保护案例,入选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展示西安通过大明宫遗址的保护让城市生活更加美好的实践。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是东方土遗址保护的一次探索。中国古建筑多为土木结构,耐久性差,时光的流逝,使许多大遗址往往只剩下一些夯土台基。
大明宫因长期耕种及建设,可知的遗址只是一些不能连成格局的地下夯土遗址,及少数露出地面以上的基址。大明宫遗址保护通过地面展示、标识、解说牌、绿化景观等,对遗址进行了表现,既能增强公众游赏的兴趣,也注意量的控制及与周边环境的协调,保证公园的整体格调。而通过创作、上演一系列高科技的影视作品,让观众形象直观地认识了解大明宫的历史和价值。基于以上扎实的考古保护工作,明确的传承文明、助推社会经济发展思路,以及对今后遗址考古、保护、发展的长远计划,2010年10月被国家文物局命名为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造就了西安这座声名远播的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大明宫不仅是西安的,更是世界的。以对祖先和后人高度负责的精神,悉心呵护这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做出了成功的实践。
造福人民是保护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
龙世明
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必须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实现文化遗产价值的现实需要,也是保护、发展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将遗址保护与民生工程相结合,改善了遗址区群众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实现了遗址区的社会价值最大化,创造了大遗址保护新的典范。
一千多年的都城历史让西安承载着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辉煌记忆,祖先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这份遗产是中华民族寄托给西安的神圣责任。而在文化遗产保护修缮中,如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为民造福,则是西安必须***的历史性课题。
我们欣喜地看到,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为***这道历史课题做出了有益的示范。
“不能为了被动保护遗址,让百姓受苦受穷,要让遗址保护造福人民群众!”这个理念贯穿于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拆迁的全过程。对遗址范围内的城中村、棚户区的拆迁安置,除执行西安市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相关政策外,又制定了一系列更为优惠的措施,在城中村拆迁安置中,实行一村一策。这些旨在惠及民众的举措都真正获得了群众的认可,在整个大明宫遗址区的拆迁安置过程中,没有发生一起群众抵制拆迁的行为,在拆迁问题敏感而又棘手的现实下,大明宫的拆迁创造了一个旧城改造奇迹。
“保护历史、彰显人文、创造未来、造福人民”,是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文化定位,而遗址公园工程的建设也实现了真正地惠民和利民。道北地区是西安有名的棚户区,市民居住条件较差,而如今已是旧貌换新颜,遗址区的百姓获得了现代化的生活环境。新建成的安置小区配有天然气和暖气,并配套有绿地、广场、小学、超市等公共设施。当地老百姓通过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使自己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可喜的提升。
“人们是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毫无疑问,生活品质高的城市,是每个人心目中的理想之城。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正是在提升市民生活品质方面实现了双赢。新形成的城市中央公园彰显了城市文化,展示出盛唐文化、盛世文化、和谐文化的生态景观,以文化、旅游、商贸、居住、休闲服务为一体,成为改造人居环境、推动城市发展的范例。而居住在保护区内的市民的生活品质也得到明显提升。
人民群众是文化遗产的所有者、鉴赏者和传承者。文化遗产保护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惠及人民群众,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老百姓从遗址保护中得到最大的实惠,共享遗址保护的成果,这是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最可宝贵的经验之一。
大明宫遗址考古述略
朱峰
大明宫遗址考古调查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迄今已走过半个世纪的历程。依据50年间各时期考古工作开展的特点,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957年至1979年是大明宫遗址考古工作的第一阶段。其间,陕西省文管会组成工作组,于1957年开展包括大明宫遗址在内的唐长安城考古调查活动,并及时发布了调查成果,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工作队,在马得志先生主持下,从1957年3月起,对大明宫遗址开展全面考古调查,在普遍勘探的基础上重点发掘了麟德殿、含元殿、玄武门、制重玄门、银汉门、右银台门等单体建筑遗址,发表了各期简报和《唐长安大明宫》考古报告集,而60年代至70年代,则因“文革”,田野考古发掘长时期处于停顿状况。
1980年至1994年应当是第二阶段,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大明宫遗址考古工作得以继续开展,此期间,仍然由马得志先生主持,先后发掘了清思殿、三清殿、东朝堂、翰林院、含耀门等数处单体建筑遗址,还配合小范围城市改造和基本建设工程进行随工清理。
1995年至2007年,当属第三阶段,此时的考古工作有两大特点,一是配合文物保护工程的实施开展考古调查,先后完成了含元殿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丹凤门遗址的发掘以及御道的普探和局部发掘,二是开展国际合作考古,即由中国、日本组成联合考古队,从2001年至2005年对太液池遗址进行为期5年的发掘。
2007年,西安市政府决定由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承担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任务,从2008年开始的三四年间,大明宫遗址考古工作将以配合遗址公园建设为中心展开,目前,此项考古计划正在实施。
50年间的考古工作,可谓成果丰硕,首先是查清了大明宫的位置和范围,明确了大明宫与长安外郭城、禁苑、东内苑、西内苑的关系;其次是查清了宫区的基本布局和各类建筑基址分布情况,确认大明宫以“前朝后寝”、“中轴线对称”、“三朝”等传统宫室制度规划布置;此外,对各单体建筑基址的发掘,为唐代建筑技术、工艺、材料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添补了中国古建研究的诸多空白。随着田野考古报告的不断发布,大明宫研究已经成为一大学术热点,在历史、布局及其制度、宫廷生活和礼仪制度、建筑、出土文物、遗址保护等方面,都有诸多著述面世,研究也在不断深化。
历年来,大明宫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标本,除金银器、铜铁器、陶瓷器、佛教造像、封泥之外,最多的是砖、瓦、石等建筑构件,其中不乏纪年砖、线刻或浮雕石构件等精品,且种类齐全,品样丰富,堪称唐代建筑材料标本的宝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博物院、大明宫遗址保管所、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单位都收藏有大明宫遗址出土的文物标本,有些正在对公众展出,有些还多次到国外展出。
大明宫获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称号
本报记者 杜峻晓
2010年1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在成都举行2010年度大遗址保护会议暨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授牌仪式,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在内的12家考古遗址公园获得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称号并予以授牌。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副局长童明康、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以及来自全国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机构、首批获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立项的单位代表、专家、学者,共12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上宣读了国家文物局《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单的通知》,并为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管理单位代表授牌。
据悉,考古遗址公园是近年来国家倡导的一种大遗址保护展示的新方式,它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公园或主题公园,是“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
童明康在会议上表示,评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我国探索大遗址保护的一种新模式,旨在促进考古遗址的保护、展示与利用,有效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