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深圳四十年深圳书博会首发

　　内容简介：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40年间，深圳在各个方面都取得远近闻名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世界城市化和现代化史上的罕见奇迹。本书以深圳市民的视角，回顾和分享近40年来围绕深圳发生的大小事件，讲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进程。以鲜活的人物和故事，再现改革开放对深圳乃至全国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斯培森，生于1974年，1985年随父迁居深圳，从小学到大学，从银行、券商到党政机关，大部分时光都在深圳度过，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工作，擅长宏观经济和历史问题研究，著有长篇历史金融小说《金城往事》。

　　深圳作为我国最早成立的经济特区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排头兵，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缩影。它的每一轮跌宕与繁荣，每一次变革与转型，在四十年间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昨日，深圳书博会开幕，一本讲述深圳四十年的书——《我们深圳四十年》吸引了不少人驻足，一同聆听龙岗作家讲述深圳故事。

　　微观视角的宏大叙事

　　《我们深圳四十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这可能是唯一一本从深圳市民的视角来写改革开放40年的书，我们希望通过微观的角度来切入‘改革开放’这个宏大的主题。用深圳这四十年间的大小事件及人物故事，再现改革开放对深圳乃至全国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深远影响。”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徐海在新书发布会上说。

　　该书的作者斯培森用编年体的方式，通过国事、家事、深圳事三条主线，勾勒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和路径选择，详细介绍了深圳主要领域改革的肇因、瓶颈和阶段任务，忠实记载了深圳建设史上的每一个重要步骤，生动描绘了自身家庭的变迁及身边人物的悲欢离合。

　　“这并不只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其中还有我本人对中国经济及社会问题的认识与思考。”斯培森说。

　　深圳人写深圳事

　　斯培森是“70后”，见证并亲历了深圳这座城市几十年来发展的起起伏伏。

　　少时随父“移民”深圳后，从小学到大学，从银行、券商到党政机关，斯培森的大部分时光都在深圳度过。斯家的故事折射了改革开放浪潮下，无数个内地家庭的选择：南下、择业、定居，最终汇集成千千万万个深圳人。　

　　正是这段典型的成长经历，为斯培森的创作提供了无数素材。1985年，深圳面向全国招聘，斯父带着斯培森应招南下；1996-2004年的银行、证券公司从业经历，让他体会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况味；从2005年至今的基层公务员经历，则帮助他了解到市井下的人情冷暖。可以说，《我们深圳四十年》中有不少作者本人遭遇与大时代交错的瞬间，真实地反映了一代深圳人曾经历过的境况。

　　在新书发布会当晚，江苏人民出版社还在深圳书城中心城举行了《我们深圳四十年》的新书交流会，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嘉宾及读者分享了他们自己与深圳的故事。“这是我们深圳人自己写的深圳故事，不论是‘深圳土著’还是‘外来移民’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读者王先生说。

　　把深圳放在改革的棋局内 见证国家经济起飞奇迹

　　——读《我们深圳四十年》有感

　　无论是掐头去尾地记录历史，还是孤立地介绍一座城市，抑或是附加上一连串华丽的标签……尽管它们都能从现实中找到依据，但是不把城市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不把最近的四十年与整个现代史联系起来，那么，它只是一部词藻丰富的大事记，而不具备思想的深度与研究的价值。

　　在这一点上，刚刚出版的《我们深圳四十年》，很好地将城与国等关系结合起来，该书以编年体的方式，通过国事、家事、深圳事三条主线，清楚勾勒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和路径选择，详尽介绍深圳主要领域改革的肇因、瓶颈和阶段任务，忠实记载了深圳建设史的每一个重要步骤，生动描绘了作者家庭的变迁及身边人物的悲欢离合。

　　读完《我们深圳四十年》，笔者发现，该书最富创造性的地方，就是把深圳放在全国改革的棋局内，细数中国价格改革、财税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民生事业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上率下，详解深圳的三次产业转型，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更便于读者理解中国经济起飞奇迹。

　　笔者还惊喜地发现，《我们深圳四十年》通过分析比对落后国家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践，对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的体制切换问题，向市场化转型中实施分步走改革的理由，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均做了清晰地解说。

　　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我们深圳四十年》中分析认为，改革开放前期，重工业导向再不调整，隐性通胀和隐性失业问题再不得到解决，庞大的潜在产能和人口不变成红利，再拖个若干年，到老龄化出现的时候，背负着超过十亿且逐渐失去劳动能力的穷困人口的中国，就要面临印度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面临的国贫民病处境，即便实施改革也难以有效积累资本，难以有效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从而深陷低端加工制造业的薄利困境，长久失去翻身的机会。

　　在此危急之时，又恰逢制造业第三次国际转移的战略机遇，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当机立断，将生产要素储备及时变现，转化为了技术和资本。 

　　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经济进入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出现了转化，经济工作新的阶段性任务也相应地展开了。

　　对于中国经济当前形势，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前景等热点问题，理论界可谓众说纷纭，各执一端使读者莫衷一是。而《我们深圳四十年》一书则从历史研究出发，给出了令人豁然开朗的解答。

　　书中认为，目前对华贸易战主要发生在中美之间，但这并不代表欧洲对中国的市场扩张采取包容和许可的态度。一国的外贸地位往往取决于其在世界的政治地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能够从大国夹缝中获取较大的市场份额，除了凭借自身成本方面的优势以外，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中国成为了大国较量中一枚举足轻重的砝码，中国的加入符合大国的政治需要。

　　此一时、彼一时。从《我们深圳四十年》中，我们不难发现，客观评估中国实际国力可保障的边界，可以看出亚洲以外的国际市场将会面临一定的收缩。正因如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会显得如此紧迫。对实体经济来说，“三去”的过程必然是痛苦的，但也是必须迈出的一步。

　　关于中国分步走改革的远景，该书认为，分步走改革的优势在于稳，先从非关键领域展开，待改革的条件充分具备后再全面铺开。然而这也是最受理论界置疑的地方。

　　在作者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实现生产要素的积累，到将生产要素转化为资本和技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要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反观近半世纪改革风云，从双轨制到单一市场价格，从建设特区到全面开放，分步走改革要完成“最后一跃”，每当切换的信号灯亮起，总是能够义无反顾地迈步向前。在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幅提高的基础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又像是一次冲天的号角，标志着新一轮改革的再次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