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30年嘉定基本扫除文盲

往事尘封，找到那把打开它的钥匙并不容易。

如果不是我们几经周折找到黄道元，这位已过鲐背之年的老人，恐怕再也不会提起这段六七十年前的往事——扫盲识字。

时移世易，沧海桑田。如今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大学生比比皆是。而在上世纪50年代直至90年代，全然是另一番景象。

1957年3月27日出版的《嘉定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文盲当了记工员》的报道，文章说到，纪王乡年丰三分社七大队有位只字不识的姑娘，名叫李惠珍，队里办了一所民校开展扫盲工作后，她马上报了名，不到半年识字700多个，当上了妇女记工员。

这个现在听来多少带点黑色幽默的故事，折射出的是当时一个严峻的事实：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人口占总人口八成左右，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有些地方十里八村找不出一个识字的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故事。在时代裹挟之下，以“目无远见”一言以蔽之彼时的个体选择，实在过于简单而粗暴。

“不是不想学，是没条件学。”1930年出生的黄道元家庭条件在当时还算不错，但同样因为学费无力支付等原因中途辍学，磕磕绊绊读到初二时已经20岁了。

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会议明确指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识字运动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

▲1954年扫盲班统计表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道元回到老家望新乡中泾大队教书育人。在一所由小庙改造而成的小学里，他一个人担负起了所有的教学工作，白天教小孩读书，晚上教农民识字。“孩子们不用出学费，轮流管我吃饭就行，到年底政府给120斤米算是补贴。”黄道元精神依然矍铄，除了有点耳背，身体再无大碍。

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开展扫盲工作谈何容易。当时，大家的学习积极性都不高，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学习放一放”之类。“一次来五六个人就不错了。”黄道元的办法是从实用的教起，“先从自己的名字学起，工分告示张贴后，你不认识自己名字连记了几分都不知道。”这招还挺有效，慢慢的来学习的农民多了起来。

在开展扫盲工作中，黄道元并不孤独。翻阅上世纪50年代的《嘉定报》，有关扫盲工作的报道、评论屡屡见诸报端，足见当时对扫盲工作的重视。

▲1958年《嘉定报》上刊登的扫盲漫画

据《嘉定县教育志》记载，解放后县人民政府在农村兴办以扫盲识字为主的冬学（农村在冬闲时开办的季节性学校），1950年冬学增加到313所，学员达1.75万人，占全县23.3万农业人口的7.5%。从1951年起，城镇、工厂、街道举办各种职工业余或扫盲识字班，至下半年，职工业余学校增至18所。1957年，县人民政府为加强对扫盲工作的领导，成立县扫盲协会。

然而，随着国家进入经济困难期，上世纪60年代扫盲工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1976年，粉碎“***”后，县人民政府决定扫除“文化***”中新产生的青壮年文盲。这一年，身为华亭公社业余教育专职干部的周全天，正在大队里蹲点。在农户家的客堂间，他和其他老师一起，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大家，“七八月份最难，这个时候正是抢收抢种的关键期，好在我们还有点经费，经常准备点学习用品、点心作为奖品，以此激励大家学习。”

1978年底，周全天的身份已是县教育局业余教育股股长。往后几年，除了扫盲之外，嘉定还兴起了“补课”高潮，所谓“补课”，就是给读过书的人继续学习的机会。“高峰时，全县有108个‘补课班’。”周全天说。

据《嘉定县志》记载，至1979年底，全县青壮年非文盲率达94.8%，基本完成扫盲任务。经市教育局和市工农教育委员会考核，于1980年4月颁发给嘉定县基本扫除文盲证书。

至此，嘉定历时30年的扫盲工作算是有了阶段性成果。嗣后，扫盲工作仍未停止。1990年，嘉定相关部门与119个村和企业签订扫盲协议书。这可以看作是嘉定在为扫盲作最后的冲刺跑。

历史可能随着时间推移慢慢褪色，但永远不会凋零。我们试图联系采访的当事人中，有的记忆模糊，有的刚刚故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他们曾是那个时代的“答卷人”之一，值得被历史铭记。

文字：陆晓峰，编辑：孙管胤